圣域采风
——波兰、俄罗斯宗教掠影

小教堂（图片提供：中国康辉旅行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人们都说波兰有三多，第一就是教堂多，只要有人住的地方就有教堂，尖顶的、双顶的、塔式的，形态各异，是一座城市里最好识别的标志。在波兰，我这个无神论者挺喜欢去教堂。不仅是为了看盛大、别开生面的宗教节日，喜庆而又庄严的婚礼场面，古朴神秘的彩色镶嵌玻璃画，造型各异的基督受难雕塑，也不仅仅是去听管风琴伴奏下的优美的和声圣歌和有浑厚嗓音的主教的宣讲，我就想在这里面坐一会儿，体验那种氛围，感受异质文化的冲击。在那里常常有一种超脱之感，有一种纯净的洗涤，似乎在头脑里出现一片真空，把人世间的一切抛得远远的。而每次从教堂里走出来，当我眯着眼睛适应外面的阳光时，就会有一种好心情。我甚至觉得每星期去做一次礼拜，能让人变好。

在波兰我不止一次地和天主教神父谈过话，得到的印象与我原来的感觉大大不同。按照以前从书本上得到的印象，天主教比较古板、保守，比新教有更多清规戒律，所以我原以为天主教的神父都是板着面孔、高深莫测极难接近的老头儿，可实际一打交道却发觉他们大都是平易近人、和蔼友善、有礼貌、有知识的年轻人。刚到波兰时，我们在罗兹大学语言培训部学习波兰语。培训部不远处就是罗兹最大的一座教堂。每到双休日，教堂里都进行义卖，把有钱人捐献的衣物、日用品卖给生活贫困者，价钱只有商店的1/6到1/4。年轻的神父们身着黑色长袍，外加一件宽袖胸前打褶的纯白短衣（估计是表示某一教阶的服饰），笑容可掬不厌其烦地为顾客们服务，任老人们挑选（一般来教堂买东西的都是退休老人）。如果有人钱不够，就只象征性地收一点儿，几乎等于是白送了。老人们接过物品时，总要在胸前划十字，喃喃地说些颂扬“主”的话。这一切令人感到，在东欧转型期，宗教的因素决不可忽略。的确，波兰体制合法性遇到的第一次挑战，就是因1979年教皇保罗二世访波引起的。当时政府一再告诫人们少上街，以免发生混乱。结果与政府的预料相反，群众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自发地维持和遵守秩序，整个欢迎场面井然有序，连一块草坪也没踩坏。这使人们突然意识到，原来政府是多余的。这可以解释在1980年短短的几个星期，为什么有1000万人参加团结工会。在实行市场经济，人人都向钱看的时代，宗教的制衡作用也是巨大的。波兰少有假冒伪劣商品、短斤缺两现象、投机欺诈行为，这与宗教精神的长期熏陶不无关系，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某些社会伦理规范与精神秩序的来源。

还有一次，我在克拉科夫的圣玛丽亚大教堂里浏览，恰遇上一群小学生来教堂上宗教课。一个个十岁左右的孩子手拉手地进来，先在教堂四周观看雕塑、木刻、圣像。老师以讲故事的语气，

1990年与罗兹教区的神父

融宗教于历史之中，娓娓道来，浅显易懂，连我这个波语不好的人也被吸引过去。最后孩子们坐在教堂中间的椅子上，听一位年轻的神父上课。他讲了十几分钟16世纪波兰宗教改革运动，就宣布下课。趁他送这群孩子到大门口的机会，我要求与他合影，他爽快地点头。我抓紧时间忙问：“现在是否以宗教课取代了原来的政治课？”他没有正面回答，只说：“主是仁慈的，应该让每一个人都了解主的恩泽。”然后就彬彬有礼地告退回到教堂。虽然我没能得到圆满的答复，但能有一张与天主教神父的合影也挺高兴，因为我的同事曾遭到拒绝。

由于专业的关系，我经常往来于俄罗斯与波兰各城市之间。我爱去教堂，看多了就发现波兰的天主教与俄罗斯的东正教区别还是很大的。首先是教堂的建筑风格迥然不同。俄罗斯的教堂一般多是一组建筑物上大小高低不等的彩色洋葱头或半球状金顶，典型的拜占庭风格。其次，耶稣的形象不同。俄国的耶稣不是坐在皇位上就是以统治者的形象展现，庄严、权威、高高在上。而波兰的耶稣或沉思，或哭泣，或在十字架上流血受难，整个一个不幸的“人”的形象。再次，教堂内部的装饰不同。俄国的教堂除了那些改造成博物馆的著名大教堂，如莫斯科的圣瓦西里大教堂、圣彼得堡的喀山大教堂外，1992年后那些正式启用的教堂，不知是年久失修还是风格如此，都显得那么古朴昏暗、神秘莫测，有一种沉重的压抑感，远没有波兰教堂里的超脱和净化氛围。有一次我去了弗拉基米尔大教堂，正赶上做弥撒。教堂内没有坐椅，没有窗户，人头攒动，油灯闪烁，空气污浊。昏暗的灯光下，山洞式的封闭结构，暗红色墙壁上的古俄文圣经和瘦长呆板的早期圣经壁画，甚至还能感觉到东正教在13—15世纪时严持戒律的分离派和混沌、暧昧、神秘的教派以及蒙古—阿尔泰文化中萨满教的烙印。在里面待久了，真有一种回到中世纪的感觉。但它的无伴奏唱诗班却是棒极了，和声韵味体现得极好，在教堂上空久久地回荡着。东正教的神父是清一色的年长者，一个个蓄着大胡子，着黑袍戴黑帽，面部严肃地和一些教民交谈着。一位身材高大丰满、面目姣好，穿着掐腰黑天鹅绒大衣，戴着黑帽、黑手套、黑面纱，醒目的白纱巾流苏搭在肩上的时髦女郎，在向一位大胡子神父哭诉。“好一个安娜·卡列尼娜！”“多棒的新闻镜头！”我刚端起照相机，就听到几个声音同时说：“不许拍照！”我不死心，又想像在波兰那样如法炮制，待大胡子神父走到门口时，我提出要与他合影或给他单独拍照。东正教神父毫不通融地板着面孔：“您难道不知道，教规不允许吗？”真叫人扫兴。或许这就是两种文化的区别。

波兰人笃信天主教，在历史上天主教被誉为民族之魂。在抵抗蒙古人、奥斯曼土耳其人、瑞典人、德国人和俄国人的历史斗争中，天主教都起了巨大的民族凝聚作用。但它还有宗教宽容的传统，使波兰人对宗教热而不狂，信仰与理性兼容，既不至于扼杀世俗理性，又使宗教极端势力与教权主义难成气候。这不能不说是波兰民族传统中一个值得称道的特点。

而俄罗斯却不同。历史上东正教与政权的紧密结合，以及东正教教义核心的“教会集体主义”对人的独立个性的蔑视和不宽容，把个人挤压得没有空隙，只能依附于集体而存在。十月革命和1990年的剧变像烙煎饼似的大翻个，使其整个民族的思维模式没有根本改变，易走极端的特性仍处处体现。所以，俄国的东正教神父要比波兰的天主教神父更古板虔诚，不近人情地固守戒律也就很好理解了。

苏联剧变前的东正教信徒

与神职人员的年龄构成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波兰去教堂的绝大多数是老年人，而在俄罗斯教堂里年轻人却占了半数以上。为此我在两地各询问过一些青年人。波兰小伙子杨努什告诉我：“小时候我常随父母去教堂，感觉行善乐施是老年人做的事，唤不起青年人的热情。我宁愿当中国的和尚，像少林小子一样，学一身中国功夫，杀富济贫才有意思。”（估计这小伙子是港台的功夫片看多了）俄国大学生廖沙说：“我之所以醉心东正教，是因为以前那是一个向我们关闭的领域，而年轻人的特性是，越不想让我们知道我们越想知道。”他们的这种心态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