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轨时期的波兰老人

与大部分欧洲国家一样，波兰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比较严重，而且受文化传统影响，波兰盛行小家庭，子女成家后即分开另过，因而孤独老人随处可见。公园里、大街上，不是一老踽踽独行，就是数老相聚闲聊，极少见到老少合家欢聚的天伦之景。1989年以后，波兰的政治、经济体制发生剧变，在转轨的过程中，国营经济先衰，私有企业待兴，财政拮据，物价上涨，银根紧缩，社会福利开支难以增加。如果说变革对波兰社会形成了某种冲击的话，那么首当其冲的就是老年人。他们已与变革为个人发展所提供的机遇无缘，却难免要分担变革的社会代价。他们是变革的反对者吗？他们是一群以风烛残年在冷酷的竞争社会边缘上凄度余生的可怜人吗？

然而，笔者在旅波期间接触了各阶层的许多老人之后，却有了一种迥然不同的感受。一个个善良热情、开朗豁达、热爱生活、自尊自强的老人，使人强烈地感到了波兰民族的精神。他们与其说可怜，不如说可敬。

我初次接触波兰老人是在刚到波兰的第一个礼拜日。那天我怀着初来者的好奇心，跑到罗兹城里乱逛，想看看这波兰第二大城市的全貌。我自信自己的方位感很强，不会迷路，所以虽然不会讲波语，也敢独往独来。没想到罗兹和我国任何城市都不同，市区内就有大片大片的森林。穿过几块林地之后，我就完全转向了，凭感觉向来的方向走了一段，却越来越觉得不对劲。而我竟想不起所住的街名叫什么，急得我满头汗。一摸口袋，还好，恰好有封未发出的信，落款处有“马任尼斯卡”的街名。我捏着信封用俄语问坐在林边长凳上聊天的四位老人，他们立即七嘴八舌争先恐后地告诉我，如何步行、如何换车；有人说这么走好，有人又坚决摇头，说对一个不懂波语的人来说换车太多不方便。我简直不知该听谁的。其中一位老人微笑着对我说：“您稍等一会儿，我们给您商量一个最佳方案。”四位老人拾起树枝在地上比划、争论了一会儿，又是那位老人站起来用俄语告诉我，他将把我送到车站，让我坐81路，4站以后过马路再换88路到底，这样换一次车就可以了。回到住处，同伴问我，跑了这么一天，对波兰印象如何？我由衷地说：“波兰人真好，波兰的老人真好！”

克拉科夫的工人雕像

比起我所熟悉的一些国内住在干休所里、整天打打门球、发发牢骚的老人来，许多波兰老人似乎很不幸。但也许是习惯，也许自有其价值观吧，他们很少埋怨什么，似乎也不需要别人的同情。波兰人通常都极热情、健谈，但话题一旦转入向他（她）表示同情，他（她）便立刻冷淡起来。类似情况我遇到过多次。

一天，我在华沙工业大学附近的自由市场上看到一位满脸沧桑、古稀之年的退休老人，身上挎着几件、手上又拿着一件旧衣物在卖。他表情严肃，一声不响地站着。我在旁边观察了半天，没有一人上前问价，便忍不住上前去，用同情的语调问他：为什么要出来卖这些衣物？他似乎不愿多说，只吐出一个单词“需要”，就不再开口了。我又问他，是否允许我为他拍张照？老人摆摆手，表示不同意。我很想问问他对改革的感受，但看到他那严肃劲儿只好打消了此念。

又一次是一个大雪的冬日，我从克拉科夫回到华沙，天刚微亮，行人稀少。这时我看到汽车站旁有位老人，两手端着售汽车票的箱子，身上、头上落了好厚一层雪。其实他只要后退几步，就可以站到楼檐下避雪了。但他两眼直视前方一动不动，犹如一座雕像。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心想，如果是我父亲，无论我再难再穷也不会让老人家站在黎明时雪天的寒风中去谋生的。后来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另一个年纪大的波兰朋友，他笑道：你错了，那位老人本人决不会这么想的。他会认为不依靠他人而自食其力，心里才坦然，才心安理得。

波兰独身老人生活能力之强令人惊讶。一次我在华沙大学语言部的草坪上读书，与一位晒太阳的老太太聊了起来（波兰的老人既热情，时间也充裕，不像年轻人生活节奏快，老是行色匆匆，难得坐下来陪你神侃。因此我在学语言期间，常在户外找一些老人聊天）。她说她已85岁，一人独居。问她一人如何生活？她告诉我，平日身体好，天气好时，就用手推车到较远的“哈拉米洛夫斯卡”食品街，多采购一些耐储存的食品贮藏起来，以备生病或阴雨天用。另外她自己备有小药箱，一般头疼脑热自己就能对付。我还得知，波兰的独身老人常常在同龄人中形成密切的社交圈，可以很方便地用电话联系，万一有病或不能自理的事，打个电话，老伙伴们就会来帮忙、照应。但话是这么说，我发现他们一般不轻易打这种电话，不到万不得已，他们决不麻烦别人。我经常去一些波兰单身老太太家串门，曾经有两次，我发现主人在发着烧，家里再无别人，床头就是电话，但她们并未向别人求援。每逢遇到这种情况，我就会赶回住所，拿一些国产的中成药来。她们除感谢外，还显得非常不好意思，仿佛做了什么惭愧事一般。

我拜访过一位曾在50年代到中国教过波兰语的退休女教师。老太太终身未嫁，现在腿有残疾，行动不便。波兰“体脑倒挂”与我国一样严重，教师工资低，退休教师的退休金难得上调，就更低了。这位退休教师每月只有100万兹罗提退休金（约合100美元），不到波兰工人平均工资（200万—300万）的一半，除去房租水电还剩50多万，此外她自己写点东西，赚点微薄的稿费。她家的陈设在我认识的波兰人中是最简朴的。我们交谈到天色很晚，她还不开灯，似乎是为了省电。看得出，老人的生活是十分清贫的。谈到对目前“改革”的看法，她十分平静地说：任何变革都需要时间，统一工人党搞了四十多年没搞好，现在转轨才几年，不好匆忙下结论，况且从总体看，经济形势在好转。我提到社会对像她这样的退休老人十分不公，过去年轻时他们没有竞争的机会，现在却让他们承担竞争的代价。她却通情达理地说：“在竞争的社会里，我们这些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人也不该奢望得到更多了。”清贫的生活并没有使她精神枯竭，交谈中时时让人感到她的求知欲和对社会对人生的洞察力。当时电视上正播出教皇访波的新闻镜头，她给我做解释，讲着讲着就说起了波兰教会的悠久的历史，从使徒保罗传教入欧讲起，侃侃而谈了近一个小时。我十分惊讶她那敏捷的思维，便问：“您是天主教徒吧？”“不，我不信教”，她笑笑说，“也不信马克思主义，算个无政府主义者吧”。于是她又向我谈起了施蒂纳和蒲鲁东……我的敬意油然而生。对她的信仰我不能说什么，然而社会似乎已经抛弃了她，但她对社会的关怀却还是那么执着！

尤其难得的是，她至今仍然保留着当年她执教的中国学生的作业。她十分怀念那段时光。拿出这些作业，她指着上面的批改处说：谁如何老犯这种语法错误，某某拼写不对……

20世纪90年代初肖邦故居外的波兰老人

那些尚未退休的老人，一般生活状况明显比退休者要好。他们工作态度认真，生活中却十分热情而风趣。华沙大学历史系大楼门口负责存衣帽的一位老职工，一头银白色的皤发，身着笔挺的西装，那风度活像一位外交官。他记忆力惊人，能叫出系里所有老师和同学的名字，每个人来存衣时他都会开一两句善意的玩笑。我到历史系不久，他就记住了我。每次我去存衣，他都对我这个亨尼卡（中国女士）讲几句有关中国的事，不是中国的茶叶如何好喝、中国的羽绒服怎样怎样，就是中国新闻。令我惊讶的是，他取衣时总是顺手拈来，从不对号，但总是衣、主相符无误。在公寓里负责打扫我们房间的老清洁女工波克约娃，每天下班时都要精心化妆一番，描眉画眼，耳环、项链、高跟鞋、呢子大衣，走出大楼时像个贵妇人。但她工作时一丝不苟，每次到房间来做清洁时既礼貌，又麻利。

总之，跟我交谈过的一些波兰老人生活水平不等，而在波兰大都属中等以下，然而他们对现实的牢骚却似乎比一些照我看来日子比他们过得好得多的中青年人要少得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不满之处，只是他们不喜欢唠唠叨叨地在私下诉苦，而愿意用社会行动表达他们的意志。我在波兰看到几次左派力量集会、示威活动，参加者就常以老年人居多。只是我所熟悉的几位老人好像都未参加过这类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