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品变奏曲

现在在苏联，普通老百姓议论得最多的并不是党派、选举、民族主义等政治问题，而是消费品供应与价格。苏联这个国家也真令人不可思议，那么尖端的卫星、空间站与航天飞机能够源源不断地造出来，那么先进的导弹、核潜艇、飞机和坦克能够充斥武库乃至散布各国，却造不出合格的皮靴、热水瓶与塑料桶。苏联的皮毛资源与产量在全球无与伦比，可是皮毛服装却要由“倒爷”从国外“倒”来。苏联的养蜂业位居世界第一，可是蜂群数量仅及苏联一个零头的中国产的蜂王浆却在这里成了抢手货。苏联的科学家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是世界一流，科研力量极为雄厚，但民用技术的落后却令人难以想象。十月革命之后的73年来，大概除了1924年前后曾发生过一阵短暂的“销售危机”（商品过剩）之外，几乎一直都处于商品短缺、市场匮乏的状态，只是程度或有轻重而已。还在20年代新经济政策后期，党和政府就提出要克服“商品荒”的现象。自赫鲁晓夫时代以来，就把改善消费品供应作为重大任务来抓；勃列日涅夫时代明确提出要大上“乙类”工业（即消费品工业）；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更是把消费品问题视为经济方面的头等大事，为此甚至不惜背离苏联一贯的传统，收缩军事机器、放弃供养“大家庭”的“国际主义义务”，并大力提倡工业的“军”转“民”。然而苏联庞大的经济机器就像一头只会吐出军火的怪兽，你可以叫它闭上嘴巴，却不能叫它吐出消费品来。几十年过去，消费供应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日趋紧张，近年来更出现了对消费品生产的强调不断上纲上线、而消费品供应却越来越走向谷底的怪现象，以致老百姓的不满达到极点。我在苏联走了一遭以后，有个感受：现在对于一般苏联老百姓来说，不管你是什么党派、什么主义，只要你能解决消费品供应，就不愁不一呼百应、举国拥戴。

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几十年来多少人一直在研究这一问题。过去长时期内人们总把它归咎于军事包袱太重，归咎于因此而造成的领导人片面重视重工业的策略思想。可是近年来随着人们在实践中认识的深化，越来越多的人发现根本原因另有所在：这两年来苏联的军事包袱已明显变小了，消费品危机却更趋严重。戈尔巴乔夫就经济思想而言绝不能说是个“片面重视重工业”的人，可是他上台这几年不仅回春无术，反而治丝益棼。正如莫斯科的一位苏联朋友说的：自赫鲁晓夫以后的历代领导，在解决市场供应方面是一代不如一代，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这几年是一年不如一年，而今年则是一月不如一月，入冬以来则一周不如一周！另一位苏联人则向我提出了这么个问题：你们中国的台湾省按人口平均的军事机器比我们要大一倍，为什么他们没有因军事包袱而产生市场问题？

人们现在认识到，根本问题出在体制上。一切由中央控制的指令性经济，对于为军队服务的军事工业和主要是为基本建设服务的重工业来说，确实有其优越性，或者至少是可行性。因为相对地说，军队的需求与基建的需求还可以由指令来安排、由中央来计算。而为人们日常生活需求服务的消费品工业由这样的体制来指挥，则非失败不可。因为千千万万消费者（除非实行把整个社会组织当作兵营的军事共产主义，否则他们就只能是个体消费者），那千头万绪多种多样随风逐潮变动不居的需求，是再高明的计划当局也无法把握的。事实上，如果只看数字，近几十年来苏联在消费品工业上的投资与增加的产出是十分可观的，然而这些产品无法适应变幻无常的市场，满足不了多种多样的需求，加上官工官商体制的效率低下、浪费惊人、流通不畅、信息反馈失灵，市场怎能不萧条呢？在“大锅饭”体制下，效益滑坡而工资不能减，供给下降而需求不能衰，市场怎能不紧张呢？近两年来的变革“破”多“立”少，旧体制解体了，或者至少正在失灵，新体制未建立，或者至少尚未健全，苏联人诙谐地说是“撒旦走了，而基督又没来”。以至于混乱加剧，“倒爷”横行，囤积成风，抢购四起，市场怎能不崩溃呢？

因此，现在苏联上上下下，都认为苏联经济非动个脱胎换骨的大手术不可。可这又谈何容易！现在苏联正在讨论经济改革是从价格改革入手还是从所有制改革入手的问题。由于后者对社会的震动远大于前者，当局倾向于从价格改革入手（现已被否决的前总理雷日科夫方案就以此为思路），而“激进派”则认为所有制是根本，只改物价不动所有制，结果只能是乱而不活、物价暴涨，而经济机制仍旧，有害无益，因而力主从所有制改起（所谓“沙塔林方案”“500天计划”与“大交易计划”都以此为出发点）。在我离开苏联半年后，显然后者已逐渐在辩论中取得了胜利。然而真正实行起来又会怎样？以我在苏联所见，我觉得即使是先改价格的“保守”主张，阻力也是非常之大的！

我11月间第一次到苏联时，老百姓对物价上涨早已啧有烦言。在一家商场里，我听到一位老太太大声嚷道：“社会主义搞了70年，老百姓就沾了点物价便宜的光，现在又要涨价，叫人怎么不气大呢！”然而实际上，当时苏联的物价仍然便宜得近乎荒唐。在苏联的餐车上饱餐一顿只花一个多卢布，牛肉每公斤五卢布左右，200卢布可以买到一套毛料西装或毛料大衣（当然不能是进口的），或买一套进口的中文标点本《二十四史》，从莫斯科到华沙的铁路特快卧铺票价仅30卢布（这段距离约相当于北京到上海还稍多），至于面粉、香肠、鸡蛋这些基本食品都是以戈比计价的，公交、地铁也如此。这些价格就是从官方汇价来折算，以中国人的眼光来看，也不算贵。如果按实际汇价（按卢布折美元的市场汇价再折成美元换人民币的市场汇价，当时一元人民币约可折合3.5卢布）折算，就是中国人也会觉得便宜得出奇。而在西方人看来，像那些基本食品就简直等于白送了。至于那些传统上被认为体现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房租、水电标准，即使按改革之前的中国人眼光看，也还要更“优越”一些。更不用说像公园、博物馆之类完全免费的项目了。比起基本上已闯过物价自由化这一大关的波兰来，后者的物价要高出几十乃至上百倍。因此在东欧的中国人都常说：同样的钱，在苏联可买一套高级套服，在波兰可吃一碗面，在德国可喝一杯水，在法国不够一张手纸钱。这话固然有些戏谑味道，但不全是开玩笑。我11月间第一次去苏联，在莫斯科待了一周，其生活水准按我在国内的标准来说可算是大大地“挥霍”了一通，还买回不少书籍、日用品和礼品，而花费连车票在内总共才40美元（兑换成800多卢布）！要在西欧，这些钱也就只够上一趟馆子吧。

然而，这种低物价是以国家沉重的财政负担、企业和整个经济生活的惰性、效率与效益的低下以及因而形成的供应紧张为代价的，由此造成了许多荒诞的现象。苏联人自己就常说：苏联的东西不值钱，但最不值钱的是时间。的确如此。莫斯科到华沙的车票票价也就值多半盒中国产蜂王浆的钱，可是要买到一张车票，必须花整整一天的时间，效率是一小时买一张（这还算好的，到了1992年据说苏波车票都已把持在“票倒爷”手里，如果到售票窗前去“傻”等，排十天也未必能买到）。国营店的鸡蛋便宜得几乎等于白送，但是要买到定额的十个鸡蛋，必须排队四五个小时。苏联的“排队文化”在世界上早已享有盛名，那种耐心、秩序与良好的公共道德，令人不能不折服。据说曾有一中国访问者问苏联人“夹塞”一词俄语怎么说，对方怎么也不明白夹塞为何事，等到解释半天总算明白之后，便答以一个俄语单词，原来却是“流氓”！的确，在苏联我从未看到过排队中出现国内习以为常的那种挤轧、夹塞插队或熟人在众目睽睽之下强行先购等现象。然而“排队文化”无论具有多高的道德水平，总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正如苏联人自己在报刊上说的：如果把排队的时间转化成有效劳动，生产更多的商品，市场上还能有匮乏吗？竟然做不到这一点，怎能说这种体制是正常的？如果把排队损失的工时折算为价值，苏联的物价还能说是便宜的吗？

苏联的“排队文化”

因此，物价非改不行。无论谁掌权，这一关是必须要过的。而且早过比迟过有利，否则积重难返，风险更大。这个道理，苏联领导人非常清楚，然而却一直下不了这个决心。因为阻力太大：物价问题是如此敏感，稍不留意就会酿成大乱。当年波兰就是因提物价而触发工潮并最终导致统一工人党政权垮台的。这一前车之鉴，使戈尔巴乔夫如履薄冰、进退两难。尤其是在“政治改革”先行、“民主化”水平已相当高的情况下，人民的不满很容易直接转化为政治风波，使得威信已经很低的现政府难以对付。因此，政府虽然明白物价改革越拖下去越被动，却不能不因越被动而越要拖下去。一年多来，虽然一次次地发狠、一次次地制订方案、发表言论，但实际上做到的却都是些扬汤止沸、剜肉补疮之举。就在我两次赴苏之间的很短时期内，苏联就连续出台了几种临时措施：

最初是规定主要商品必须凭莫斯科居住证购买，以限制外地人乃至外国人的购买力。

此招不行，就实行商品定时投放制度。就是每种商品每天只在一定的时间内供应。然而，这种办法虽然在形式上缩短了排队的长度（供应时间短，排长队便失去了意义），却不能减少反而只能增加排队者浪费的时间（因为没有买上的人第二天只能来得更早，以碰运气）。

又不行，就采取分地区、分行业对口供应的办法。例如，今天该店的商品只销售给残疾人，明天只销售给本地区的纺织厂职工，等等。

仍不行，就从12月起又实行了收入比例供给制。例如，一家人收入工资总额400卢布，就发给一张供给卡，只能购买250卢布的东西。买货时除付钱外还要递上供给卡，花掉多少，就从供给额中扣除，等等。这实际上是强迫居民把一定比例的收入储蓄起来以减少当前的市场压力。然而这只能使未来的市场压力变得更大，一旦发生信用崩溃、挤兑风潮，那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最后，在我第二次赴苏归来不久，苏联又于1991年1月25日通过莫斯科银行突然通知50卢布与100卢布两种面额的纸币作废，并限定在三天内兑换完毕，而且兑换只限国内，苏联银行的国外机构不予办理。而苏联海关又明文规定不允许境外卢布带入。这一手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把苏联国外的卢布持有者玩一家伙，消除其大部分的购买力，以减轻市场压力。此举在波兰反应强烈，因为波兰及其他东欧国家持有卢布者很多：由于苏联东西便宜，又有互免签证之便，东欧人经常兑换有不少卢布以便跑到苏联去买东西。苏联的这一手等于是对他们实行剥夺，使他们极为痛恨（我手中有一张在苏联未用完的50卢布票子，也成了废纸，而在东欧的中国人中比我损失大的自然大有人在）。我理解苏联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这不但对苏联银行在国外的信用、而且对苏联这个国家的形象都有损害。然而，这又能为苏联的市场争取多少苟延时间呢？

在同一天，苏联银行还规定从银行提款的数额不得超过500卢布。这显然是为了防止信用崩溃后“笼中虎”扑向市场。

然而谁都知道，像这类临时措施的效果是维持不了多久的，很快就会有黔驴技穷的时候。到那时又该怎么办？而且，如果物价改革都这么困难的话，那么风险更大的所有制“改革”前途又将如何？

目睹苏联今日的困境，我们在苏联的几位中国人交谈时都感到，我国这十多年来先从经济改革入手而后延及于政治的做法，比苏联那种政治“改革”先行的办法要来得妥当。苏联现在有不少人很羡慕我们有个令行禁止的政治权威来推行经济改革，但也有许多苏联人认为：目前苏联经济改革的难产，恰恰是因为政府不是民选的，民意基础脆弱，因而特别害怕风险。他们十分羡慕波兰人能化长痛为短痛，利用变革之初民心可用之机实行一步到位的“休克疗法”，一举闯过物价关。甚至苏联政府内有不少人也持有这种想法。雷日科夫政府的一位发言人兼经济学家在解释苏联为何不能实行“休克疗法”时就说：波兰人经过十多年奋斗，终于有了一个他们自己信赖的政府，在这个政府实行“休克疗法”时，尽管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了30%，但他们基本上一声不吭地挺过来了。而雷日科夫政府要这么干，那还不炸了锅？他因此慨叹政府目前得到的社会信任度太低，要求人们谅解政府的苦衷。

然而根据我在波兰的见闻，“生活水平下降30%”与“一声不吭”这两个说法恐怕都有夸大之嫌。事实上，多数波兰人尤其是在业工人，生活水平如果说有所下降的话，也没有这么厉害，而他们也经常为此而吭声的。“休克疗法”就是对于波兰也未必没有风险。目前波兰尽管运用“休克疗法”成功地闯过了物价关，但在更为关键也更为困难的所有制改造这一关面前，“休克疗法”却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如果这一关过不去，物价“闯关”的成功也会很快失去意义。因此，目前对波兰的“休克疗法”做最后的评价还为时过早，苏联如果也这样做，那就更是前途未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