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的莫斯科
——苏联纪行之二

1990年11月25日晚我们抵达莫斯科，在乘车往普希金语言学院的途中，经过红场时就看到了政局动荡的标志：几辆汽车被掀翻在红场上燃烧着。显然，这里刚刚有过街头冲突。到了普希金语言学院，我在熟人住处看到的第一份报纸便是阿法纳西耶夫主编的《民主俄罗斯报》（据说该报当时发行100万份），头版通栏两幅形成对照的大照片，一边是集会的人群举着打了叉的列宁画像，上面写着“打倒列宁主义”；另一边是叶利钦兴高采烈地走在游行队伍前列的横幅下，横幅上的字迹不清。照片下是一行文字说明：“1990年11月7日，在哪一条街上是节日？”莫斯科的气氛就此可见一斑。

普希金语言学院性质类似于波兰的罗兹大学语言学院和我国的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是主要面向外国人的本国语言学府。现在这里中国人很多，绝大部分是前来进修的俄语教师和翻译。与我们这些在罗兹学波语的人不同的是，他们无须转换语种，而多数人原来俄语就很好，所以都不怎么安心上课，常一批批地出去周游东欧。苏联的车票极便宜，周游东欧的往返票只要120卢布。而从国内带来一件皮夹克在这里就能卖到3000卢布，真是何乐而不为？

在普希金语言学院住了两天，就住不下去了。因为这里作为“涉外单位”，按旧体制的传统，门禁极严。把门的是克格勃人员，每次都左右盘问，非得要熟人亲自到大门来接才能进去。我于是转到了列宁共青团中央团校的另一朋友处。中央团校在“改革”中已经变成了一所“中性”的青年学校。各党各派的青年会议、青年干部短训班，都可以在这里开。我去的那天，正好有个类似沙皇时代的童子军那样的组织在那里召开会议。

在校园里，我听到有人在唱一首歌，歌词大意是：列宁爷爷，您都干了些什么呀？您是那样残酷地为您哥哥进行报复。爷爷死了，可是他的事业还活着。最好是反过来，让爷爷您活着而让事业死去。据说这首歌颇为流行，电视台还播放过。我曾问一位苏联朋友：共青团员怎能唱这种歌呢？他听后很诧异，仿佛奇怪我为什么会这样问。

晚上打开电视，里面正播放苏联电视台每星期六晚举办的一个时间颇长的问答节目。内容是由一些著名经济学家与其他方面的专家，当场回答各阶层人民就当前经济与社会状况提出的问题，或者反过来由人民回答学者们的各种提问，犹如现场民意测验。还有现场录制的各种不同意见的街头辩论。问答的内容五花八门，其中有的带有较强的理论性，有的则近乎戏谑或政治幽默。例如问一位街头的老太太，她认为自己应拿多少工资才令人满意？老太太回答：“和戈尔巴乔夫一样多才比较满意。”问一位青年人在物价上涨的情况下，他打算干些什么？答曰：“当流氓、无赖。”还有一位记者问道：国旗的颜色为什么是红的？有人回答：“因为自己人的血流得太多了——我不是指烈士。”还有问者曰：苏联现在应该为世界做点什么？有人答道：“应该请全世界无产阶级原谅，原谅我们输出了十月革命，把世界搞得一团糟。”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苏联现在在政治上有点像二月革命以后，党派林立，报纸刊物繁多，言论高度“自由”，什么东西都允许公开。我在街上就好几次看见卖沙皇“圣像”的。我到苏联前不久，在十月革命73周年的游行队伍中，举列宁像的和举沙皇像的均有，忠诚的列宁主义者与“自由派”人士大唱对台戏。漫画、政治笑话满天飞，我第一次见到时，为之瞠目结舌，见多了也就习以为常。在地铁车厢中可以看到大多数乘客都拿着各种小报，边乘车边阅读。小报上经常出现什么“加加林死亡之谜”“从未公开的档案”“十月革命的真相”“列宁的情妇”等题目。漫画就更加不成体统了，什么严肃的政治问题都用夸张、丑化的形式来表现。文学性的政治讽刺小说与政治寓言也很流行。一次在地铁车上，我顺手从旁边一位苏联乘客手中借过一张报纸翻了翻，一面赫然登载着这么一篇“寓言”（大意如此）：

革命成功后，一位头面人物要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的典型，就精选了一批共产党员，把他们与外界隔绝，并向他们提供应有尽有的物品。一个月以后，里面扔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们需要武器。”又一个月后，又扔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们需要专政对象——资本家。”如此等等，一共扔出了四张纸条。不久，头面人物忘记了他的共产主义村。一年以后，他突然想起来，就带领一群人去参观。结果发现村里空无一人。这时突然听见一声悲惨的叫声，只见一个人拿着刀在追杀另一个人。他们立刻上前阻止，并问其原因。这才得知：在忘记了给该村提供物品之后，这里就开始人吃人，没有一人去自食其力，现在吃得只剩了最后一个人。云云。

在十月革命73年之后，苏联竟然让这样的东西“出笼”并蔓延于世，真令人不可思议！近来，这种“自由”已经发展到了涉外场合，如国际比赛上。我在电视上看到一场国际象棋赛，参赛的两名苏联选手一国同胞，却摆出两面旗子：一个在棋桌上摆苏联国旗，另一个则摆出沙皇时代俄罗斯帝国的国旗！

然而在另一方面，苏联的清规戒律又似乎很多，有些甚至相当严。有人说现在苏联有三多：警察、军人与便衣多，小报、刊物多，喜欢读报、热衷于辩论、关心国事者多。这话不假。与波兰平时难得见到警察、甚至连交通警也很少的状况相反，苏联则民警、克格勃人员与军人随处可见。一些场合的盘查十分严厉，我前面说的普希金语言学院就是一例。一次我去那里找人，恰巧据说那里有亚洲人贩毒，我出来时就被守门警察扣下了，并遭到严厉的盘问，直到熟人闻讯赶来解围才得脱身。据说苏联现在反对派的集会、演讲活动都有大批克格勃便衣严密监视，虽然一般不加干预，但谁干了些什么、谁讲了些什么，都是记录在案的。所以不少人都担心一旦政治气候变化，他们将被追究。尤其是在敏感场合露面的外国人，很容易被注意。不止一个中国进修人员对我说过，他们到冬宫广场（列宁格勒）或阿尔巴特街（莫斯科）听了几次反对派的演讲，就被盯梢了。有个进修人员还说，他有一次对集会的反对派人群拍了几张照，离开时在一巷口就被便衣拉住，强行把底片曝了光。因此他们都告诫我不要去凑热闹，更不要带相机去。我于是谨记忠告，几次在广场上见到集会都是一路走过，不敢逗留。根据我得到的印象，苏联警方对外国人的态度一般都较差，而在外国人中对我们中国人又比对欧美人更为严厉，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如果他们是担心外部势力干涉他们的内部事务，那么难道他们不知道西方人对此的兴趣要大得多，而我国从来是支持苏联稳定的吗？抑或另有缘故？

此外，苏联到现在还实行对私人信件进行检查的制度，尤其是国际信件，据说都要经克格勃的高技术检查手段来“处理”。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从苏联寄信到中国，要比从大多数欧美国家都慢得多。在莫斯科向国内发一封信，要过一个月才能寄达，而距离更远、交通联系更少的波兰省会城市罗兹，寄往中国的信反而只需12—15天就到了。

在苏联的图书馆、档案馆看书、收集资料，乃至像集邮这种小事，也有种种限制。我既吃了研究苏联这碗饭，到苏联一趟总免不了要跑跑图书馆与档案馆。然而遇到的诸多限制，是来华查阅资料的洋学者以及我在波兰各大图书馆所从未领教过的——当然，我所指的是不涉及敏感领域的情况下。查阅手续烦琐倒还罢了，复印是完全不可能的，仿佛他们馆藏的所有书籍都是珍善秘本或敏感文件一般。苏联的图书馆，包括闻名世界的莫斯科国立列宁图书馆和列宁格勒国立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图书馆在内，都很少提供复印服务，街上也没有我国城市中近年来随处可见的复印店。我初时殊不可解：虽说苏联民用电器技术落后早有耳闻，总不至于连国家图书馆都装不上复印机吧？后来才知道，主要是政策对于图书复印有种种清规戒律所致。苏联海关对出入境所携物品，包括印刷品在内的限制规定烦琐得令人眼花缭乱。其中有的规定使人啼笑皆非，不准带苏联纪念邮票出境便是一例（然而对外国人在苏联邮品店购买邮票倒没有任何限制）。

苏联现在几乎所有的人都对现实不满，对戈尔巴乔夫意见很大。不满者有“左”的、“右”的、亦“左”亦“右”的，乃至无所谓“左”“右”的泛泛的牢骚，有的骂戈氏离经叛道，有的嫌戈氏抱残守缺。不过我所接触的苏联人都认为目前没有人能取代戈尔巴乔夫，认为苏联的事情现在谁执政也很难搞好，至少是短期内很难搞好。因此就出现了这样的怪事：党代会、人大、苏维埃会议的发言者都纷纷激烈指责戈氏，而发言之后他们又纷纷投戈氏的票。就我在学校里、市场上与一些苏联人交谈所知，多数群众对“民主化”还是肯定的，即使不同意“民主派”观点的人，也认为应该给予他们发表、宣传这些观点的权利。但对于经济问题的态度就比较复杂，多数人都指责戈氏说的多做的少，经济改革没有成效，但同时他们对私人行业和个体商贩的厌恶、鄙视心理也十分明显，对物价上涨更是反应强烈。但他们似乎也无可奈何地意识到“经济改革”势必会带来这些他们所讨厌的东西。一位苏联记者尤拉对我说：人们对经济形势会变得更坏已有了心理准备，不少家庭都囤积了几年也用不完的消费品。看来，苏联人已经在做“度荒”的打算了。苏联究竟何去何从，人们现在普遍没有底，但我相信，苏联人民、党和政府总会找到一条适合他们国情的出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