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插队”开始了

在罗兹大学安顿下来以后，第一阶段的“洋插队”生活就开始了。

罗兹大学的各系、部、院分布在全市各地，号称“罗兹有多大，罗兹大学就有多大”。罗兹大学语言部位于市区西南部，是波兰专为来波外国学者与留学生培训波兰语的中心。凡是到波兰来而未获得波语资格证书的外国学者，不论资历、职称，不分专业与到波后正式联系的对口学校与单位，都要先到这里来进行波语学习，获得这里的波语考试证书后才能为其他学校与单位接受。本来，波兰学术界与各主要大学的英语、俄语是相当普及的，在专业圈子里用上述几种语言完全可以进行交流。欧洲不少小语种国家也允许以国际流行的主要语言如英语等正式进入专业学习而不必非先掌握本国语不可。但波兰是不行的，她要求来访者必须先学会波语，这也反映了这个民族的自尊心。

在我国，类似这种专门接待外国人的学校在各方面都受特殊优待，其条件素为国人所羡慕。而波兰并无此种观念，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罗兹大学语言部则不管是什么职称的访问学者，一律视为学习波兰语的一般留学生，受同样的学生待遇。加之波兰正当新旧体制转换的“青黄不接”之时，经济困难，国家财政拮据，对此无暇顾及。学校管理人员漫不经心，给人以很不景气的印象。

因此，这半年的学习生活是很不轻松的。在国内，社会上把出国者视为幸运儿，而有过留学经验、尤其是自费留学经验的人却往往把这段经历称之为“洋插队”。我们这些公费公派往东欧去的“访问学者”，虽然不像在西方自费留学者那样要为自谋生计而发愁，但却也有许多他们所很少有的另一些烦恼，因此这个“洋插队”也许并不比他们容易。

首先是生活条件出人意料的差。我们在罗兹大学住留学生宿舍，七个人一套房，只有很小的两间，要排队上厕所、洗脸、做饭。更糟糕的是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开始一段时间因不适应，彼此互相干扰，别说学习与研究，只是写头一封家信就用了三天。每次都是在别人吃完饭后，我猫在厨房里就着昏暗的灯光，在别人出入不断的情况下赶写一段。半月以后，经我们一再交涉，总算调出两人，剩下我们五人住一套，条件稍有改善。可是过不多久，新的烦恼又来了：随着入冬以后海湾危机不断加剧，风传萨达姆派了大批伊拉克恐怖分子到欧洲，波兰乃至罗兹也来了“杀手”。于是学校便对可能成为目标者格外予以保护。一位以色列学生为了与其女友同居，便借机要校方把我们赶去与越南人住在一起，把房子让给他。虽然在我们抗议下学校最后没有同意，可是他买通了宿舍管理员，不断地干扰、刁难以至于威胁我们，令人非常窝火。看来，波兰的“不正之风”也很严重。

其次是经济拮据。按我国的规定，发给公费赴东欧人员的生活费本来就比赴西方人员少得多，而在东欧诸国中，赴波人员又只有赴苏人员的70%。这个标准在20世纪80年代初制定时可能是相对合理的。那时东欧各国的物价与生活费用比西方低得多，而波兰又略低于苏联。然而波兰在80年代尤其是在1989年剧变前后物价飞涨，大面额的兹罗提叫人乍一看简直分不出是十万还是百万，目前的物价水平已与西方相近。而苏联的物价改革还正在起步，物价水平只有波兰的几十乃至上百分之一。波兰人的工资随物价上涨而提高，所受影响尚不很大，而我们仍按原标准，就不免处于“拿着东方水平的工资，对付西方水平的物价”的窘境，不仅无法与赴西方者相比，就是与赴苏者相较也要拮据多了。以至于现在赴东欧公费留学者打工挣钱或“下海”当“倒爷”，已成了家常便饭。

再次，学习安排不切实际，导致事倍功半。我们搞专业大都用英语或俄语，学波语主要是为应付生活与了解波兰社会，因此都希望以口语为主。而罗兹大学的语言教学完全是正规学院式的，大量的词汇灌输、强度的语法训练伴以潮水般的书面作业与考试，使人疲于奔命，而口语练习的机会却不多，以至于我们带来的录音机都没怎么发挥作用。这里采用一段工作制，学校早上9时上课，中间除吃一顿饭外一直连着上五六节，延续到下午3时，没有所谓的午休。按说这种工作日绝不能算长，但与我们在国内的作息制度相差很大，在适应阶段是十分令人疲劳的。被老师高速度地连续“灌输”了六节课后回到宿舍，已是晕头涨脑，匆匆轮着做饭、吃饭后，往床上一躺，便累得什么也不想干了，然而还有大量的作业在等着呢。我原想，学习外语尤其是口语应该以社会为“第二课堂”，何况我还有强烈的愿望想要了解这个“新饿乡”的方方面面，更需要走出去与各界波兰人交谈。然而现在这一想法却变得十分不现实：波兰冬季3点多就天黑，商店关门，行人稀少。而我们吃完饭至少已4点多钟，即使不顾疲劳与作业，还有兴致到外头去走走，也碰不上什么人了。加之波兰冬季湿润多阴雨，试想在阴冷的冬夜雨中谁能有聊天的兴致？而波兰的节假休息日虽然多得令我感到不习惯，但那时又是店铺停业，连自由市场都没人，上了街只能吃上闭门羹，令人兴味索然。于是，我们的波语学习便只能局限在课堂的狭小天地里，虽然经过努力成绩还不错，但口语实践能力提高很慢，令人干着急又无可奈何。

再就是精神生活的贫乏。来东欧学习的西方发达国家学生本来就不多，“剧变”之后就更少了。罗兹大学语言部便主要是第三世界各国的学生，黑人很多，亚洲人中多的是越南人，我们在罗兹因而也常被称为“越南人”。东欧各国原来大量招收这些国家的学生，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现在政治气候已变，这些人很多便陷入一种空虚、无聊之中。加之有些国家政治民主化水平低、腐败盛行，出国凭“关系”或权势，使它们的留学生中很多是精神素质很低的花花公子式人物。即使语言能够相通（他们中多数与我们一样，懂俄语或英语，同时又与我们一样在学波语，应该说是有语言交往条件的），也很难谈到一起。我们这些“越南人”与真正的越南人之间几乎没有任何来往，其原因绝不仅仅是语言问题与中越国家关系不睦的问题。

其实，就是我们“自己人”中又何尝没有这些问题？我无意在此评论我国选派出国人员的方法是否值得改进，只是无论东欧的接待方面还是我国的大使馆方面都承认这个现实：即目前我国在东欧各国的留学人员的水平、素质及给当地人的印象，都与50年代的“老留学生”简直无法相比。现在东欧没有西方那样的自费生，而公费出来的应该说都是在原单位表现不错的。他们当中固然有热爱人生、富于理想、事业心强的人，但也确实不乏庸庸碌碌混日子、一心只想镀金、捞钱、赚小便宜的人，乃至比这更等而下之者。相聚在一起，不是打些无聊的哈哈，便是谈论怎样买最便宜的东西吃，怎样到奥地利、意大利等国去打工赚钱，怎样在兹罗提、卢布、美元那令人眼花缭乱的“黑”“白”汇价变动中和各种存款利息中计较锱铢，怎样把国内的东西拿到这里以及把这里的东西弄到国内去“倒”，等等。更有甚者，一次我谈到波兰城市的田园情调和优美的绿化，有人由此竟然想到可以到绿地去挖野菜吃，以省几个钱，而对此感兴趣的居然大有人在！不仅如此，由于各人自打小算盘，在波兰社会上各有“关系”而又怕别人“沾光”，互相提防、嫉妒，以至于外出旅游都常常各走各的路而结不起伴来。凡此种种，真令人想起某公那关于中国人“窝里斗”的劣根性和“每个中国人是一条龙，合到一块却是一条虫”的“名言”！

前面说过，我们这些公费人员在国内原单位应该说都是不错的，而且多属访问学者，在国外期间短，本人年纪一般都较大，在国内拉家带口的，出来之前又都经过严格的政审、政治培训与考核，应当说不至于有滞留不归者。但实际上“失去联系”的仍然不少。这些人中有相当大的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纯出于经济的动机。他们对西方式的“民主”“人权”意识形态并不信仰，如同对马克思主义也并不信仰一样。然而又有什么样的政治考试，能考出一个人讲的是真话还是假话呢？

我并不自命清高，也为经济拮据而苦恼，然而精神生活的贫乏比物质生活的贫乏更令人难以忍受。到波兰后不久，我就陷入了“适应期”的烦恼之中，周围的一切都调动不起我的情绪。我感到孤独，无论是波兰人、外国同学还是本国伙伴，可与之交谈者是那么少，可谈的话题又那么乏味。每天的生活既像是高度紧张，又像是无所事事。我不知道置身于何地：是充满理想与奋斗精神的“新兴民主国家”？可是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么暮气沉沉。是人欲横流、腐朽没落的“花花世界”？可是我几乎连电影都没看过一次。是枯燥的清教寺院？可满耳听到的尽是世俗得近乎浅薄的语言。我倒是觉得很像回到了我所经历过的上山下乡插队生涯——一种物质与精神都极为贫乏的生活。我不禁在心中叹息：“‘洋插队’真的开始了……”

只是在很久以后，随着语言关的克服与我对波兰社会的了解，这种压抑的心情才逐渐淡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