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亚入欧
——走向“饿乡”（一）

时代毕竟进步了70年。当年瞿秋白从进京筹备赴俄到由哈尔滨乘车出发，用了两个多月时间，由哈尔滨到莫斯科则在内战未熄的环境下走走停停，度过了45天的列车生活。而我这次由北京而莫斯科而华沙而罗兹，两次换车、行程更远，却只花了8天时间。

然而谈到筹备此行则是另一回事了。此行之初议早在1984年9月，原定对象国是苏联。当时中苏经多年敌对之后刚恢复交往，名额不多，但国内俄语久被忽视，故竞争者也少。我走完了外语考试、政审、体检等一应程序，名单也报到了国家教育部。不料学校在上报时临时把另一位老教师排在了我前面，理由是“年轻人，以后有的是机会”。于是我未能走成。直到1988年末，方才旧议重提，我又履行了一遍填表、考试、政审、体检的手续。

1989年底，我赴京接受了两个月的政治培训和一周的集训，办了一应手续并外加三个月的等待之后，一纸电文终于把我再次召到北京。此时离我初次办出国手续已过了六年之久！设非如此，则我早已平安舒适地度过一段“甜乡”之旅而返回，不会有此番“饿乡”之行了。

1990年10月10日凌晨，北京站停靠中苏国际列车的站台旁人头攒动，旅客及数倍于他们的送行者，以及大包小包蔚为大观的行囊，挤满了站台。我身边无亲人，只有社科院苏联东欧所的一位同行送行，算是最为冷落的了。我的四件行李，原是听了有关东欧生活艰苦待遇菲薄的种种传言后，着实准备了一堆日用品而撑起来的。我还从未带过这么多行李上火车，原来一直觉得太累赘，怀疑自己是否有点小题大做了，可是到站台一看，我带的东西还算是最少的呢。我立即明白这趟列车的“国际倒爷车”之名声并非虚传——这些大包小包中有不少都是要在途中“脱手”的货。早在培训时我就知道这些年我国赴苏人员携带国货到列车上去卖，赚苏联人的卢布，几乎已成了惯例。到北京后不少熟人也问我准备了些啥“货”。我倒不是自命清高，但实在不懂行情，也不知道什么好“脱手”，于是只带了少量我们那里的土特产。结果到京后别人都说“傻帽”，我也自惭形秽，把这些东西都扔在北京了。

车门一开，人们各显神通，带着行李蜂拥而上，其情景真不亚于一场战斗。车厢里人与行李挤成一团，纷纷抢占地方。我的行李虽少，也还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算安顿下来。临开车前，车厢内外许多人眼泪涟涟，似乎我们是被流放的犯人，再也回不来了。在这种情绪感染下，我也生出了一种“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悲凉与惆怅，鼻子直发酸，但最后强忍住没有落泪。要去闯“饿乡”，就得有点男子汉的气魄，否则儿女情长，能干什么呢？

我们这批赴波兰的访问学者、进修人员一共10人，年龄最大的52岁，最小的32岁，我属中间。大家多在培训时已认识。车一开动，就有熟悉苏联、波兰情况的人向我们介绍那里的市场行情，该带什么，不该带什么，等等。不少人这才发现带的货不对路，但此时明白也已晚了，于是懊恼不已。我心中不由地泛起一缕悲哀：可怜的“穷老九”，此道究非所长啊！

10日晚8时，列车到达北方的国门——二连浩特。由于中苏铁路轨距不同，列车要在这里换上苏联的宽轨底盘，需停留两小时。在这期间进行了我国方面的过关检查，卫生、海关、边防，基本上都是走走过场，所填的均为中文表格。但因初次出关，不熟悉手续，我们很多人都写错了单子。海关人员笑我们：还是国家教委派出的，连表格都填不好！不过，笑笑也就过去了，并没让我们重填。办完手续后可以下车走走，利用这间隙我赶快给家里写了封信，在出国门之前再一次向亲人告别。车站门市部这时挤满了旅客，带货不对路的人们指望在这里再多买些“对路货”作为弥补。可是很令人失望，门市部太小了，所有的商品不过几十种，没法弥补这个遗憾了。

二连浩特

汽笛一声长鸣，列车离开了我们的祖国。开过边境无人区后，驶入蒙古境内的扎门乌德站，蒙古边防依样画葫芦，也上来了卫生、海关等人员。蒙古人比较客气，能说几句汉语，报关单用蒙、英两种文字印成，这是我们见到的“大家庭”解体的第一个迹象。据说从前这种表格是用蒙俄两种文字印的，现在俄文变成了英文，蒙文也从过去用苏联强加的西里尔字母（即俄文字母）拼写恢复为传统的回鹘字母拼写。如果不会英、蒙文，还可以用汉文填写，只不过偶有他们看不懂的词时就要问，这时用俄语或英语解释一下就行了。

离开扎门乌德，列车驰向茫茫的蒙古大草原。沿途景色荒凉，整整一天不见人烟，不见树，不见蒙古包，更看不到“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我心目中的蒙古似乎应有这番景象的。据说，由于当年中苏关系紧张，铁路沿线都驻扎着苏军，蒙古居民都被撤走。如今大概俄国人回去了而蒙古人又尚未（或不愿）回来，以致我们几乎是如入无人之境。

11日中午到达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进入这座大漠荒野上孤零零的城市，真如走入海市蜃楼一般。乌兰巴托的建筑风格与我国内地相差无几，市民从人种到服装也与我们没有多大区别，要不是有些身穿苏式军装的士兵和一身蒙古袍的牧民，说是我国北方的城市，谁都会相信。蒙古现在也沐浴在“北方吹来十月（当然，是戈尔巴乔夫的十月）的风”中，报纸上在大批苏赫巴托尔、乔巴山搞个人迷信，揭露那个时期的种种“专制”与“黑暗”，尤其是乔巴山既无苏赫巴托尔的开国之功，又与斯大林同时代，在今日的蒙古已成众矢之的，名声很坏。据说乔巴山市（蒙古第二大城）与苏赫巴托尔市（北方边境城市）都在酝酿改名。我想如果这两个城市改了名，乌兰巴托（意为“红色英雄”，也是人民革命党执政后命名的）是否也会恢复旧称“库伦”呢？

说到改名，这真是东欧文化的一大奇观！早在沙皇时代，就有经常为政治原因改变地名的癖好，苏维埃时代更是大大发扬了这一传统。以至于苏联（还有像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几十年来改名数次的城市比比皆是。像圣彼得堡——彼得格勒——列宁格勒、察里津——斯大林格勒——伏尔加格勒、尤佐夫卡——斯大林诺——顿涅茨克这类著名的例子就不提了。更加令人眼花缭乱的例子还有：乌克兰的一个省城原叫伊利莎维特格勒，1924年随着苏联首批以领导人名字命名城市的出现，改名季诺维也夫斯克；季诺维也夫倒霉后，又于1934年改名基洛夫；但由于基洛夫遇刺后全苏有十多个城市竞相以其名字命名，以至重复不堪，该城遂又于1939年改称基洛夫格勒；最近在苏联各地刮起废止以人名命名城市之风，该城听说又改了名。北奥塞梯自治共和国的首都原名弗拉基高加索，1932年改以当时政治局委员奥尔忠尼启则的名字命名；奥尔忠尼启则在肃反高潮中自杀身亡后，该城再次改名扎乌德日考；斯大林死后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该城于1954年复称奥尔忠尼启则；到了今年，该城在变革之风中再次易名，竟又恢复了弗拉基高加索的老名称。离我国东北绥芬河不远的苏联远东名城双城子，原是个汉语地名，1898年以俄国最后一个沙皇之名命名为尼古拉斯克—乌苏里斯基；革命后于1935年改名伏罗希洛夫；随着伏罗希洛夫因卷入马林科夫等人“反党集团”事件而失势，该城又于1957年与其他四个以伏氏名字命名的城市一起改了名，现在该城叫乌苏里斯克。最有趣的是赫鲁晓夫时代兴建的一座工业新城，1961年被命名为赫鲁晓夫，但次年赫氏为大反个人崇拜要表示带头，遂亲自将此城改名为克列姆格斯；到了赫氏垮台后，勃列日涅夫力图抹去他的一切痕迹，克列姆格斯虽非以赫氏之名命名，但毕竟是他给起的名称，所以又被改名为斯维特洛沃德斯克；于是一座新城市在八年之内竟三易其名！勃列日涅夫时代现在在苏联被认为是倒退的“停滞时期”，个人迷信之风又起，于是苏联地图上又有了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等城市名，到今天，这些城市在变革之风中又一股脑儿都改了名。

由于改名频繁，不仅一城数名在苏联已成家常便饭，数城一名亦屡见不鲜。如基洛夫、伏罗希洛夫等皆曾为好几个城市所用。最有趣的是，戈尔巴乔夫发迹之地——北高加索名城斯塔夫罗波尔，该城于1935年改名伏罗希洛夫斯克，而同时伏尔加河畔因造水坝而迁建的一个移民城市却起名斯塔夫罗波尔；后来伏氏失势，伏罗希洛夫斯克又恢复了旧名，而伏尔加河畔的那个斯塔夫罗波尔却在1964年改名陶里亚蒂，以纪念当时去世的意大利共产党领袖（现在听说该城又要改名），所以乍听斯塔夫罗波尔之名你根本搞不清究竟指的是哪个城市。幸亏戈尔巴乔夫时代这一传统未再延续下去，否则按惯例现在叫作斯塔夫罗波尔的地方就该改以戈氏之名命之了。由于苏联的地名变幻无常，令人难以捉摸，西方还出版了专门的工具书以供查找。

像这样的传统在其他地方的确难以见到。西方也有以伟人名字命名的城市，如在美国，就有华盛顿、林肯、杰弗逊、麦迪逊等城，在拉美各国则有玻利瓦尔、圣马丁、胡亚雷斯、特鲁希略等城，但这些名字一经命名大都长期稳定，没有随名主生前身后的政治荣辱而变动不已。至于我们中国，历史上以皇帝及尊者之名为“讳”，连行文都要禁用这些字以“避讳”，更谈不上以之作为地名了。用皇帝之年号作为地名倒是有的，如咸丰、隆庆、景泰、庆元、景德镇、兴国、嘉定等皆是，但一般也是既经命名即沿用下去，历朝代之变迁而名不再改。

好了，这话扯得远了，还是回到现实中来吧。在蒙古境内行车一天多，与几位蒙古旅客聊了聊（用俄语），还在蒙古餐车上吃了一顿饭，虽然一股羊膻味，但为了日后适应异国生活，硬着头皮也吃了。蒙古虽然只是匆匆路过，但也还看得出变革之风的影响。说来很微妙，被苏联压迫了几十年的这个“卫星国”一旦步东欧之后尘搞起“自由化”来，意识形态是与苏联更接近而与我们更疏远了，但民族感情和国家关系却是与苏联更疏远、与我们更接近了。从蒙古的海关、铁路人员到蒙古旅客，都明显地表现出对苏联人的厌恶和对我们的友好。我真不知道对此应该感到可喜呢还是可悲。

车过乌兰巴托，便由干旱荒漠的内流区转入了北冰洋水系的叶尼塞河流域，自然景观逐渐趋近于西伯利亚。列车沿哈拉河与鄂尔浑河北上，窗外出现了越来越浓的植被——先是草原，而后可见森林。北蒙的景色的确比南蒙好得多，无怪乎历史上我国北方游牧民族从匈奴、突厥到蒙古，都把这“漠北”之地作为大本营呢。

经过北蒙重镇苏赫巴托尔时已是夜间。我很想看看耸立在车站的蒙古“国父”苏赫巴托尔塑像在变革之风中是否仍然无恙，但夜色苍茫中什么也看不清。转眼之间，苏蒙边界已到，我从此暂别了亚洲文化，置身于一个传统的欧洲国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