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金融和新财富之城

在乡村和小镇，一个人如果家财万贯或者家世显赫，并不会表现得太明显。而在城市中心，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通常泾渭分明。这样的现象并非新鲜事物。

消费要让不同阶层显示差距，需要城市中心提供数量充足、类别多样的奢侈品。消费也需要传播到这类高价商品传统的客户群以外的地方，这是因为，传统的皇室宫廷或是贵族只能在相对私密的宫殿或者宅邸享受这些。此外，奢侈品的新客户不能显得自己谨慎和挑剔，反而要毫不遮掩地显示自己财力雄厚。最后，要清楚体现财富和地位的优势，必须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城市消费，有着源源不断的旁观者，且这些人还要清楚消费品的价值。

17世纪的巴黎汇聚了上述这些因素。巴黎出现了一群新晋的富人，高调炫耀着巨大的财富，这座城市随之成为欧洲消费炫耀的首都。那个世纪，这座法国首都有着无数高调炫耀财富的方式：奢华无比的宅邸，精品店里或花园散步者的华丽服饰。林荫大道上，最时髦的人往往一眼便可辨认。

然而，许多情况下，这些时髦而富有的人并不是表面上看着的那样。他们并不是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巴黎的上层阶级。

人们通常把17世纪的巴黎描述成一个贵族统治的世界，社会阶层僵化，财富长期以来集中于富裕的贵族手中。然而，尽管旧有的财富确实为巴黎的面孔增加现代化的光彩，新的巴黎的绝大部分得益于新晋富人的贡献，而这些迅速发财的人完全位于传统的权力圈子之外。整个17世纪，无以数计的炫富者都是来自巴黎以外、出身平凡的人。那些受到最广泛关注的，总是些来自穷苦家庭的外省年轻人，他们来到巴黎后，迅速创造了大把财富。他们一夜暴富、脱胎换骨，而这一切归功于和他们几乎同时起步的高级金融业。

17世纪巴黎的主要都市工程包括皇家广场、圣路易岛、旺多姆广场、时尚街区的一切亮点，以及每一条新建或者拓宽的大道，这些新型且外观引人注目的建筑往往容易获得某一群人的资金投入。这群人被路易十四的宰相黎塞留枢机（Cardinal Richelieu）称为法国社会的“圈外势力”。在17世纪，这些金融精英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而黎塞留知道这个圈子里有哪些人。在黎塞留眼里，这些人在法国社会占有一席之地，有自己的势力范围。他认为，尽管这些人过着贵族般的生活，享受着传统上应专属王公贵族的影响力和生活方式，许多人血统上却并不高贵。

在旅游指南书里，这些金融精英对城市的影响往往被描述成现代巴黎的一大特征；这些书的作者总是能够指出，他们推崇的一些值得一游的建筑，往往为金融家所有。事实上，在17世纪的巴黎被视为具有重大建筑意义的新房屋，半数靠那些通过高级金融发财的人出资建造，而非继承祖辈财富的贵族。在17世纪，“金融家”建造的宅邸是那些贵族人士建造的三倍多。这现象有目共睹，正如1707年的一本指南书所言：“所有人都知道，[巴黎的]金融家带给这座城市今天别样的光辉。”

不过，巴黎的现代建筑所沐浴的“别样的光辉”，并非只有金融家的功劳。另一群人（地产开发商）也在这座城市的蓬勃发展中脱颖而出。他们靠的是地产投机。像金融家一样，他们也非圈内人，也出身卑微，来自巴黎以外。就像那些富可敌国的金融家，财力显赫的开发商也是成功脱胎换骨，以惊人的速度聚敛财富。

这些金融家和开发商是推动巴黎大改造的主要力量。没有他们的巨额贷款和投资，没有他们的冒险气魄、商业直觉、远见卓识，传统当权者，无论君主还是市政府，都没有可能实现这次大改造。

这些惊人的成功故事自然成为许多人的谈资，因而也催生了一种城市偶像：白手起家者。在这座不断发展的新巴黎，人们开始相信，谁都有机会发家。外省的乡下穷小子可以身无分文来到巴黎，在短短几年内成为地产或者金融大亨，在过世前留下一笔他人遥不可及的财富。

然而，身无分文的穷人变身呼风唤雨的金融家，人们对此的评价向来不佳。巴黎人也许能接受在新桥或是杜乐丽花园遇见来自不同阶级的人，却并不欢迎平民一夜暴富的社会新景象。

在许多人看来，17世纪的巴黎，财富的诱惑无处不在。一些评论家观察到，“巴黎遍地黄金”，这座城市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因为走走就是商店，“琳琅满目的商品，让你难以抑制购买的欲望”。同时，金钱的力量颠覆了长久以来阶层和影响力的格局，谁有能力迅速发财，谁就可能主宰这座举世公认的世界之都。正如1694年的一位评论家所言，“我们这个世纪，金钱就是一切；金钱代表绝对的权力，有钱就是主宰……即使出身极其卑微，有了金钱，照样能成为贵族”。

许多人并不能轻易认可金钱在巴黎的主宰地位。

从政治小手册到回忆录，从法律文献到小说和喜剧，文本里的金融家往往遭到激烈批评。各路出身的作家，无论是权高位重的官员还是无名的讽刺家，都用“吸血水蛭”形容这些新财富的创造者，说这些人榨干这个国家的血液，让老实的市民落魄潦倒。

这些人的发展和崛起，对现代巴黎的塑造意义非凡，17世纪的作家创造了一个词库用以描述这一群体。这些法语词汇今天也出现在其他语言：nouveau riche（新富人群），parvenue（暴发户）。同样，financer（金融家）这个词也是对今天从事大规模金融交易的人的常用称呼。这个词首次出现在英语里，是在1652年出版的《法国的现状》一书，作者约翰·埃弗兰用这个词解释“国王收入”的运作机制，并形容“大金融家吸干了法国人民的血。”

人群首次以经济地位被划分，以及专门用于定义暴富者的词汇也在历史上首次出现，并被欧洲人使用。这类人之前也存在，却并没有形成如此庞大的规模，大到让一个社会用正式的语言描述这种现象。此外，在诸如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等欧洲城市，大多数新富人群都是通过贸易积累财富，尤其是对外贸易。相比之下，17世纪的巴黎暴发户则是通过金钱交易聚敛财富，而非货物交易。

金融家出现于1600年左右，当时的法国君主第一次遇到了财政问题，而自此之后，这类问题便成为现代国家的顽疾。

在17世纪以前以及该世纪初期，法国多数时候收支大抵平衡。亨利四世甚至积累了一定财富（亚当·斯密称，他是最后一批还能存钱的君主）。随后，在该世纪的前二十五年里，财政支出开始超过收入。于是，那些曾在16世纪主宰欧洲国家财政的银行家，逐渐失去了在法国的主导地位，尤其是意大利银行家。那些被后人称作银行家的人，当时主要处理外汇以及欧洲范围内的资金转移。比如，一位君王要为驻扎海外的士兵支付军饷，他会寻求银行家的帮助。然而，当法国君主开始史无前例地大手笔花钱后，对另一类金融代理人的需求就十分明显了。由此，里昂也失去了金融中心的地位。里昂过去和意大利银行家联系紧密，因而成为法国金融的中心。然而。到了17世纪30年代，在巴黎这个金融家的摇篮，法国皇室日益依赖新的金融代理人，城市也因此成为法国绝对的金融枢纽。

在16世纪，法国宫廷的收入保持稳定，每年约800万到1200万里弗。相比之下，在17世纪上半叶，这种形势急转直下。比如，在1590年到1622年之间，财政年收入从1800万升至5000万；到了1653年，其总额达到10900万，并且在路易十四在位期间保持在一亿以上。这意味着法国的君王能够支配的资源远远多于他在欧洲几个对头。一位18世纪的著名经济学家预计，路易十四在位期间，法国财政收入是英格兰的四倍多，是荷兰共和国的三倍多。

这些收入中，仅有很小的部分用于装点门面。1600到1656年间，皇室的支出仅仅从300万里弗增加到600万。在1600年，皇宫的支出占总预算的31%，而到了1656年却仅占7%。在那半个世纪里，用于战争的开支改变了法国财政的面貌。

从1615年到1715年，法国有六十年都在和外国发生战争；此外，另有五年耗于内战。此外，欧洲人发动战争的规模之庞大，也史无前例。三十年战争（1618—1648），大同盟战争（1688—1697，又称奥格斯堡同盟战争），以及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使得武装冲突的代价越来越昂贵。然而，法国的战争机器却一直增长，从未止步。例如，在16世纪90年代，法国皇家军队只有四万人，不到一百年后，路易十四麾下的军队增长到四十万人。法国几乎没有海军，而其头号劲敌英格兰和荷兰拥有强大的海军，于是法国也重资打造了自己的舰队。在1661年，法国海军的“舰队”仅有18艘破旧不堪的舰艇，但很快便增加到120艘。

发生如此变化，是因为法国掌管财政的人开始遵循一种新的逻辑，这种逻辑后来被亚当·斯密称为“战争时期签约借债的必要性”；“一笔急用的巨额费用……无法靠缓慢的新税收来补足。在这种紧急情形下，政府没有别的资源，只能借款。”

法国政府的账本将支出分为“正常”（皇宫的支出）和“非常”两类。由于战争费用增加，从1600年到1656年间，“非常”支出迅速增长，由700万里弗增长到一亿。出现预算赤字后，国家开始大规模借款，因此，到了16世纪末，另一种金融代理人，即金融家出现了。

最早的金融家和皇室签订税收或借款合同；他们还买下一些办公室（有些时候，这是通过皇室组织的拍卖会），建成和政府关系密切的私人财政管理系统，这种系统在17世纪增长迅速。作为回报，他们也获得了征收一种新的税费、进口税或出口税的权利，保证他们从政府那里获得稳定收入，并且保留份额可观的利润。合同的条款因供需关系而异，但金融家贷出去的利率远远高于官方的5到8个百分点。当战争形势恶化，国王急需用钱，25%的利率便成为通用标准，由此导致“非常”支出的稳定增长，因为这一项支出还包括贷款利率。

税收合同对皇室尤其有用，因为达成协议后，资金马上到位。很快，50万里弗金额的合同不再稀奇；许多合同数额更大。当然，很少金融代理人有资本进行如此大额的交易：当时掌握着法国的财政命运的，很可能是个不到一百人的群体。随着需求增长，国王越来越依赖借贷，符合条件的群体越来越小。因此，巴黎最早的几笔巨额财富不是来自商业或者工业的利润，而是来自高级金融。事实上，到了17世纪中期，法语的“商业”只是表示金融方面的业务。如果一个人“经商”，人们就知道他是在从事高级金融业务。高级金融也让法国君王免于财政困境：在法语里，“融资”的最初意思是“给国王提供资金”。

法语里很快出现一系列用来形容不同金融家的词汇：traitants（来自traité，表示税务或借款合同），partisans（来自partis，另一个形容这类合同的词语），fermiers（farmers，因为收取税金的过程被称为“收租”），maltôtiers（来自maltôte，指不合理的税收）。只有在巴黎这座城市，大多数的金融家才能运作产业，他们的财力也得以展示。由于这些人愿意投资公共工程，愿意承担金融风险，确保了城市再造过程的每个阶段得以实现。

今天房地产无法避免的束缚，是“位置，位置，位置”。对于向现代巴黎提供资金支持的那些人来说，这在当时也同样是束缚。在1600年，富人想要在巴黎盖房子，合适的位置极少。土地供应充足，但理想的位置，那种适合建房屋、为房产增值的地方，却很难获得。到了1700年，巴黎就不缺合适的位置了。无论左岸还是右岸，都能找到设计新颖、遵循最新城市规划标准的街区。

皇家广场最早直观地感受到现代城市的经济活力。国王亲自挑选两人，赐予他们面向广场的土地。这两人分别是夏尔·马尔尚和让·穆瓦塞，他们是新巴黎的标志性人物。

在最早一批住在广场的居民里，马尔尚是唯一一位房地产行家。当时，他刚建成巴黎最早由民间投资的大桥，算是完成他人生中最风光的事业了。他承担了整座桥的项目，这座桥连接西岱岛和右岸，被他称为马尔尚桥。（这座木桥于1621年毁于火灾。）

我们近来得知，当时资金最雄厚的一位投资家乃是让·穆瓦塞。穆瓦塞白手起家，事业一路上升。“为表彰他对经济投资的贡献”，亨利四世授予他贵族头衔。事实上，在亨利四世开始重建巴黎时，穆瓦塞很快签订了很多贷款合同。然而，他绝不是那种位于权力中心地带的人。

穆瓦塞出生于法国西南部的蒙托邦，家境贫苦。1585年，他进蒙托邦城寻找工作，在雷涅尔斯男爵家中找到了一份家仆的工作，取得男爵的信任。男爵后来安排他师从一名巴黎裁缝。穆瓦塞没有钱搭乘公共马车，于是，在1592年，他徒步前去巴黎，整整历时一个月。在他的遗嘱中，穆瓦塞称自己在1592年时“一贫如洗，举步维艰”。然而，一到巴黎后，这位学徒很快成为一名成功的裁缝。他抓住一次机会，取得了突破。当时他和一位客户到佛罗伦萨商谈亨利四世的婚礼。在那里，他拿出自己的积蓄买了精致的布料，然后卖到法国，获利颇丰，他将赚到的钱投资到贷款合同中。

穆瓦塞在同代人中名声不佳，主要是因为他为人不诚实，还做过些“龌龊”的勾当。有一回，他因为在宫廷盗窃差点被判死刑，好在亨利四世的情妇出面相救。尽管如此，穆瓦塞对国王如此重要，以至于成了国王的顾问，国王总会听取他的意见。1603年，亨利四世甚至让他担任市财政管理系统中一个获利颇高的职位。这个在1592年还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如今的经济地位发生了惊人的转变，到了1605年，他出资450万里弗，买下国家税务署的一个职位。到1609年，穆瓦塞如此富足，不仅买下皇家广场最佳位置的连栋房屋，也就是人们所称的“大塔楼”或“皇家塔楼”（今天我们称之为“女王塔楼”），还买下了卢浮宫附近的连栋房屋，以及邻近巴黎的一座城堡，让国王和女王都成为座上宾。甚至黎塞留也注意到穆瓦塞从“卑微的裁缝到富有的金融家”的华丽转身。

1634年，皇家财政账本上记录了前所未有的支出剧增。1633年的支出为7200万，然后增长到1.2亿，后一年达到2.8亿以上，其记录后面几十年都没能打破。在1634年和1635年，黎塞留决定让法国正面对抗哈布斯堡王朝，三十年战争发生重大转折。这也使得法国大幅增加军事支出，从金融家手中的借款额也急速上升。

17世纪30年代初，巴黎史上的一大房地产热潮开启了。1633年，在塞纳河新竣工的“魅力之岛”上，第一笔巨额的房产交易诞生；这座圣路易岛上，最华丽的宅邸均建于17世纪40年代初。与此同时，塞纳河两边，国家分别将一块未开发的巨大空地出售给开发商，这现象也属巴黎历史上特有的。这些建设项目之后，巴黎的市中心再也没有如此规模的大兴土木，而是只能从现有的边界向外拓展。此外，对大部分新宅邸的买主来说，其财富均离不开“三十年战争”的关系。

当时成形的左岸，由今天的第六区和第七区组成，而右岸的新建地区差不多等同于今天的第二区。尽管每个区都由一批开发商负责，这些工程中的绝大多数项目均由一个人包揽，这是和这些工程的规模同等令人称奇的一点。路易·勒巴尔比耶很可能就是那个对巴黎的塑造居功劳第一的私人投资者。很难理解，此人在今天几乎默默无闻。

勒巴尔比耶出生于奥尔良，家境十分普通。17世纪初，他来到巴黎，很快娶了一位从事小规模房产投机的富家千金；1610年，他在最早的一代金融家中崭露头角。到了1622年，他和一群开发商合伙，从国家手中购买开发权，开发直接连通卢浮宫的区域，从那时起，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使命：成为第一位现代地产开发商。之后的二十多年，他以惊人的速度开发房产。

卢浮宫对面的地块开发项目耗时漫长，直到17世纪30年代才结出果实。其耗费也很庞大，涉及几十万里弗，而论投资之多，没有谁能企及勒巴尔比耶。此人聘请杰出的建筑师，在大片的地面上建造豪宅，让买家直接购买成品，这种做法也让他大大提高利润。为了让这些房产增值，他还出资建造了一些便利设施，包括一座桥（红桥，也就是今天的皇家桥的始祖），一座巨型水泵以及用于输水的铜管，一片河堤（部分即今天我们所知的伏尔泰堤），一座有棚的勒巴尔比耶市场。最重要的，是一些现代风格的街道，比如巴克路、韦纳伊路、贝勒夏斯路、圣父路，这些街道今天仍然是巴黎最富裕的地段。勒巴尔比耶的这项工程也为一个新的街区（圣日耳曼郊区）奠定了基础。

在17世纪30、40年代，巴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扩张，而这批最早的金融家则包办了一半以上的新建居民住宅。当时，84%的金融家居住在自建的宅邸，许多都可媲美贵族的住宅。其中，有四分之一的宅邸为四室套到六室套，16%有十室套或更多，还有一座是三十室套。

圣日耳曼郊区也有部分是城市金融精英的宅邸。不过，金融家通常选择居住在靠近权力中心的地段，比如卢浮宫、黎塞留宫，以及今天的皇宫（枢机宫）。因此，他们买下了勒巴尔比耶其他主要投资项目的几乎所有土地，在右岸形成一片城市飞地。由于这片地方的南段靠近黎塞留宫殿的花园，人们称其为“黎塞留街区”。

勒巴尔比耶的这次开发填补了卢浮宫附近最后一块巨大的空地，也是14世纪以来对巴黎右岸的第一次重大的开发。今天，这块地方从巴黎歌剧院一直延伸到哈勒斯，从皇宫花园一直到巴黎的几条林荫大道。1632年，一个商人团买下了将城市向北扩建的权利。勒巴尔比耶赢得了迁移进城入口的合同，主要是圣奥诺雷大门，以及在卢浮宫附近建造新入口的合同。这次开发的计划由黎塞留本人发动，计划旨在建立目标宏大、立足长远的基础设施，包括可航行的运河和一项重大创新工程：用地下的排污系统，使用运河水，保持城市环境整洁。

虽然一些项目最后没有实施，最后落实的部分也是成果斐然。勒巴尔比耶几乎完全用钱买通了他的同行，进而建造了一些美丽的街道，包括今天的小场路和圣安妮路。他忠实于自己的风格，建造了一系列配套设施。在1636年，他规划了一个大型肉类市场，里面足以容纳18个摊位，每个收500里弗的年租金。为了吸引商家入驻，勒巴尔比耶建造了一些档次适中的房产，最早搬入的有锁匠让·德斯波茨、泥瓦匠西蒙·布歇、裁缝安德烈·蒂塞德，还有酿酒师亨利·布罗卡尔等人。

勒巴尔比耶还以总承包商的身份将小的地块合并，他和路易·勒沃、弗朗索瓦·芒萨尔等建筑师合作。勒沃在1637年建成了这片区域里的第一座豪宅。正如这幅由芒萨尔的设计作品图画所示，这里引来了大批的住户，和大门以外的街道隔开，自成一片世界。马萨林和科尔贝尔都住在勒巴尔比耶买下的土地上，科尔贝尔在1665年买下了这座由勒沃在1637年建成的住宅。在后面的几十年，那比逐步兴起的金融界人士，无论有头有脸，还是默默无闻，都被吸引前来。甚至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时任皇家顾问的皮埃尔·克罗扎也选择了黎塞留路。这位最伟大的金融家，也是一大巨富，打算在这里建一座豪宅，收藏他数目庞大的艺术藏品。

图1 在这座位于卢浮宫附近的新居民区，有许多土地被当时法国一些重要的金融家买下。那里有当时顶尖建筑师建造的住宅，也是巴黎当时最气派的住宅

勒巴尔比耶通过投机赚得一笔巨大的财富。1639年，他的女儿嫁给当时巴黎高等法院的一位要员时，这位骄傲的父亲出了一笔20万里弗的嫁妆，且全是现金。到了1640年，形势发生急转。金融家发行了一系列金融工具和票据，保证持有者能够获得固定的收入。然而，只要有一人违约，将很快会引起连锁反应，当其他人发现手中的票据变成一叠废纸，就会发生严重的危机。只要有一位合伙人破产，就能让勒巴尔比耶陷入这样的境地；如此高风险的生活令他的局面迅速失控。1641年勒巴尔比耶去世时，他已破产。而在那之前的二十年，让·穆瓦塞也有类似的经历，损失了一笔1200万的巨额财产。

不过，穆瓦塞和勒巴尔比耶算是运气欠佳。在接下来的这个世纪，其他人用同样的手段积累了前所未有的巨额财富，这种发家速度，在当时几乎不可能有其他途径。巴黎的大历史学家亨利·索韦尔亲历了这段历史。据他预计，截止到17世纪60年代，“巴黎有400多人身价超过300万里弗”。

从1685年起，战争让这些人大发横财。17世纪晚期是经济学理论家辈出的世纪，这些人对金融家的获利估算值大体接近。塞巴斯蒂安·勒普雷斯特雷·德·沃邦认为，在奥格斯堡联盟战争的六年里，金融家至少获利1亿里弗；皮埃尔·勒珀桑·德布瓦吉贝尔认为这个数额接近1.07亿，而且这些也仅仅是3.5亿里弗的皇室借款合同中的获利。

当这些金融家钱袋鼓鼓，最意气风发时，黎塞留街区扩张中迎来了该世纪最重大的一个工程，也就是今天我们称之为旺多姆广场的居民广场，与多年前开启巴黎房地产开发黄金时代的皇家广场遥相呼应。

旺多姆广场最先是在1685年由路易十四规划，起初的名字是征服广场，用以纪念路易十四的几场重大胜利。然而，从那时起，胜利纪念仪式越来越稀少，皇室财政不断吃紧。1699年，原先的广场计划遭弃。

图2 这是新建成的路易大帝广场，由佩雷勒兄弟绘制。大多数连排房屋都是金融家的住所

很快，一个民间投资团体重新启动了这个项目，并且给了这座广场一个新名字，路易大帝广场。从广场竣工的这幅版画（图2）看来，这座新的广场就像皇家广场一样，周围是连排房屋，有着整齐划一的立面，屋内可自由设计。不过，皇家广场附近的土地是通过皇室赠予的，而这次土地则是由巴黎市政府负责出售的。

在波旁王朝长达两个世纪的统治中，这次土地交易正好发生在经济最糟糕的时期，因此只有一位顾客有能力迈出一步。皮埃尔·克罗扎有位更富有的兄弟安托万，此人是广场附近第一位建成宅邸的人。很快就有两个“收税人”加入，再往后其他金融家也争相跟随。当安托万将女儿嫁给家道中落的贵族艾弗瑞伯爵（伯爵本人也负债累累）时，他不仅为这位女婿出了所有礼金，还给了女儿50万里弗的嫁妆。然后他买下自己房屋附近的土地，为这对佳人盖建更大的住所。有能力住到巴黎这些最新的黄金地段的，也只有金融家和向他们借钱的贵族。

在旺多姆广场的居民中，既非金融家也非其亲戚的，只有两位杰出的建筑师：皮埃尔·巴勒以及儒勒·阿杜安—芒萨尔。他们对这里的开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们还在广场和附近设计了许多住宅楼。在布里斯著的多本卷的巴黎奇观介绍中，关于城市发展的负面评价几乎为零。而即便是他这样的人，也形容路易大帝广场的第一批居民是“一小撮富有的人，亏得命运开眼、不公和阴差阳错，让他们即使在战争年代，也获得了媲美皇族宅邸的房屋”。对安托万·克罗扎公馆中这些浮华的装潢，布里斯还直截了当地挖苦道：“到处闪着金光。糟糕的品位在某圈中大行其道。”

当时的城市历史学家如此形容，“广场附近新的街道立刻被美丽的房屋所覆盖”——当然，美丽的房屋属于城市的金融精英。地图上增加了另一个街区，其名为“路易大帝广场街区”。

图3 路易大帝广场位于城市的边界。这个广场北边有“林荫大道”穿过

这个街区位于城市的边缘地带。这幅1705年发行的图像（图3）中，可看到广场北边的一排房屋：房屋的后面，是路易十四时期巴黎林荫大道的一段，当时竣工不久。在那后面，是一望无际的田野。在法国濒临破产的时候，这些金融家兴建豪宅，自成一个社区，外有大门紧闭，隔绝当时城市别处弥漫的苦难。

事实上，“堪比皇族宅邸的房屋”如雨后春笋般在广场上兴建起来的这些年，大多数巴黎人的日子并不好过。在17世纪90年代，手工劳动者的日薪约为12苏（1里弗等于12苏）；在黎塞留路上维护窗户的釉工年薪是100里弗，而他服务的房主年收入250万里弗。当时许多巴黎人靠着定量配给生存，正如图4所示，每天都有人群聚集在发放点，争夺一片“国王的面包”，生怕错过。

然而，如果从出身来看，许多金融家原本的命运，也可能是在配给站排队等候的人。在17世纪前半叶的金融家中，社会地位能够为后世所记录的，有66%是贵族出身；然而，这些人中有69%是新晋贵族，头衔是花钱买来的。在金融家中，8%的人是家仆出身，其中有10人曾在贵族家中当男仆，25%曾在金融家家中当文员，做着随叫随到的活儿。8%的人父母是手工劳动者。在17世纪后期，每两个金融家中就有一位去买的爵位。到了那个时期，许多人不再关心既成的规则，而是用一些伪造的文件“证明”自己的贵族身份。

图4 在17世纪90年代，法国几近破产。饥饿的巴黎人每天都等着“国王的面包”。这幅1693年的版画中，两个幸运的人正从十字转门走出；其中一人正出示他的配给卡。可能当时食物供应不足，因为士兵们正在推挤着这个人身后的人群

和他们的社会流动性一样令人称奇的是整个17世纪中，只有在内战时期，这些金融家才直接地感受到巴黎人对薪酬不公和赋税过重的怒火。

在17世纪40年代后期，当时许多观察家似乎第一次发现，金融家几乎“占据着整个国家的资产”。投石党运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一次金融革命，反抗国王的财政政策。当时高等法院的一些成员和贵族上台后，决定没收金融家聚敛的财产，用来维持城市运作，真正的迫害由此开始了。在1649年的巴黎围困中，高等法院的代表们发现一位金融家的家中“地板下藏有2.5万里弗”，以及“一串价值2万甚至3万的珍珠”。自那以后，关于“家藏万贯”的谣言促使许多抢劫犯闯入城市各地的居民家中。所以，金融家也主动借出巨额资金，帮助皇室镇压投石党。

躲过真正的危险之后，剩下的一些就无关痛痒了，主要是一些漫画讽刺还有言语攻击。

时装样片上通常是一些优雅的、量身定做的服装。但是对金融家的描绘中，经常充斥着暴发户特有的糟糕品位。在这幅17世纪70年代后期创作的图像（图5）中，金融家的装扮过度浮夸，衣服上有太多的绸缎、蕾丝，戴在头上的假发也太长太卷曲了，正如标题所示，“口袋里装不下的金子，都戴到身上了”。

图5 亨利·博纳尔曾描绘过一位金融家，此人可谓新富人时尚的代表，将所有昂贵的衣服和配饰穿戴身上，极尽夸张之能事

政治手册、报纸、小说以及戏剧无不挖苦这些金融家。17世纪的巴黎，金融家谱写了一则真正的都市传奇，仿佛也在暗示人们，一个人能接受社会不同阶层融合，甚至能接受阶层分界模糊，却不能接受这种分界消失。当太多旧有阶级的财富减少时，新富和旧富之间的分界也确实不复存在。新富人群不断地占据主导，财力雄厚的人，身份也能实现巨大的变化。

在投石党运动时期，巴黎遍地可见的政治手册也有提及，这些人“离开村庄到巴黎时，脚上没有像样的鞋子”，而“才过了两年，他们已成为巨富”。另一份手册提醒人们注意圣路易岛，以及“岛上那帮人用偷来抢来的财富搭成的豪华宅邸”。另外一份册子还承诺，将完整列出“巴黎的金融家，他们的身世、发家史以及净资产”。而这份册子确实列出两百个金融家的故事，从他们如何起步，到如何为子女准备嫁妆。那些挺过投石党运动的人认为，巴黎人通常“只关心这些金融家创造的巨大财富，其余从来不谈”，“且他们甚至会罔顾事实地认为，那些大金融家都是靠捣鼓二手衣服发家的”。

早期的喜剧经常戏仿一些脸谱化的金融家，尤其是一些吝啬鬼形象或者放高利贷者。然而，关于高级金融世界的现代叙述，却出现在17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巴黎舞台上。在一些标题通常强调巴黎背景的喜剧里，比如《巴黎的孩童》《巴黎人》，剧作家弗洛朗·卡尔东（又作当古）、让—弗朗索瓦·勒尼亚尔、夏尔·舍维莱·德尚梅莱，以及阿兰·勒内·勒萨热，无不思考着，金钱如何改写巴黎的游戏规则。17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喜剧中出现了一些现实主义的金融家形象，源于真实的、居住在黄金地段的巴黎金融家。勒尼亚尔称他们是“摩登老爷”——金融圈的老爷。

在1687年，当古的经典之作《时髦的骑士》上演，最清醒地反应了当时一夜暴富的社会状态。在当古剧中的巴黎，“看看家门口从早到晚敲门的借贷者，就可以识别这些人的档次。这些人坐在“破破的马车里”，车夫“衣衫褴褛”。戏中的主人公维尔方丹骑士，据说是一没落家族的后代，追求富有的年长女性，靠着她们的慷慨生活。他找到一位帕坦夫人，当她是钱袋子。这位夫人是寡妇，前夫是大金融家，“由于效力朝廷，赚得两百万”。她毫无顾忌地承认丈夫的钱“属不义之财”，且她想拿这笔钱“买得爵位”。帕坦夫人在巴黎四处公开炫耀这些不义之财，“极尽奢华和浮夸……”

勒萨热的《图卡雷》可谓法国金融喜剧的经典之作，剧中，主角与剧名同名，是位“出身极其卑微”的金融家。这位金融家拿着手中的不义之财，买得一位身无分文的贵族男爵夫人的欢心。这部剧上映于1709年2月，当时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正如火如荼，金融家如日中天，而冬季迎来罕见的严寒，到处是挨饿受苦的贫民。当时的一些人认为，法国的苦难应归咎于和皇室签订税收合同的金融家。这部剧必然是这类人最乐意看到的。

图卡雷的男仆弗龙坦，男爵夫人的侍女莉塞特和马兰，贵族，以及这位金融家自己的姐姐，戏中每一个的角色，接连声称要不惜一切毁灭这位图卡雷，“消灭他……削了他，挖了他，活剥他”。在剧中，他们都联合起来让他家财耗尽，今天两百，明天三万。最后，“法律”帮助这些人了结了他：涉嫌“不正当的金融交易”的法律程序开启；图卡雷的现钱（30万里弗）被没收。不过，这场戏的结尾不是情感的宣泄，而是一幕警告。弗龙坦宣布“他不再是仆人”而是“步入金融圈”。在剧尾，他说道：“图卡雷先生的时代结束了，轮到我出场了。”

到18世纪初，一本本册子就像今天很多的激进小报一样，谴责“金融家对巴黎的统治”。比如，1707年的《摘下面具的金融家》对国王表示拥戴（“国王为抵抗入侵的敌人，不得不征税，保卫江山社稷”），而对金融家则是形容其“嗜血如命”，手段“野蛮，毫无人性”，压榨艰难度日的百姓。这个册子的佚名作者认为，“这三四百个人，无一不住在巴黎”，这些人正一步步毁灭整个民族。次年，《金融家普卢托》形容金融家们企图“割开法国人的喉咙”，“不看到这个王国毁灭”绝不罢休。就像其匿名作者所说：“金融家们就是这副德行。”

甚至还有些册子模仿了当时新出的城市旅游指南。它们向读者逐一介绍巴黎的豪宅——主要来自城中最富有的金融家。反金融家立场的手册模仿布里斯的风格，告诉人们“这些人手握着全法国的钱”，并且肆无忌惮地“吞噬一切”——从经典的画作到稀有的瓷器。

与此同时，在投石党运动中兴起的政治讽刺歌曲也开始在巴黎人中流行起来，人们口中哼着“臭名昭著的金融家波瓦莱葬身监狱，尸骨腐烂”，或者“让刽子手将他们统统绞死”。

17世纪晚期的词典也收录了一些最早的关于金融家的词汇，每一个定义都反映了时人对金融家的憎恶情绪。比如，皮埃尔·里什莱（Pierre Richelet）在1680年《法语词典》关于partisan的条目中解释说，“partisans富有，而且……他们绝非诚实之辈”。十年过后，菲勒蒂埃（Antoine Furetiére）的《大众词典》解释说，这个词现在用得不多，“因为每个人都对其恨之入骨”。在他关于financier、partisan和traitant的定义中，菲勒蒂埃指出，法庭正在“调查滥用权力问题”，并且“惩戒挪用公款的人”。1694年，法兰西学术院的词典确认了这个词义：“traitants属于极度富有的人群”，他们的“生活和交易正在受到当局的调查”。

巴黎金融家的故事也激发了其他新的词汇，这些词汇很快进入各种欧洲语言。今天，许多词语就像“金融家”这个词，仍能够让人迅速联想到最早的现代金融从业人员。

第一个就是nouveau riche（新富人群）。到了17世纪70年代，这个词用处广泛。律师奥利弗·帕特吕和克劳德·勒普雷斯特雷谴责这些新富人是“本世纪的瘟疫”，并且形容巴黎“到处是新富人群，无时无刻不炫耀着自己从穷苦大众中掠夺的不义之财”。

然后就是parvenu（暴发户）。17世纪90年代出版的法语词典解释说，因为这些一夜暴富的金融家的缘故，动词“赚得”（parvenir）获得了一种新的意思，即“发财”。于是很快产生了用来形容这个行为行动者的词汇“暴发户”，即“迅速赚得大钱的卑贱人士”，指代的是“收税和暴发户的挥霍无度”。在作品《一夜暴富的农民》中，小说家皮埃尔·卡莱·德马里沃（此人正好是巴勒的外甥，而巴勒正是那位设计了许多暴发户住宅的建筑师）用虚构的方式表现了暴发户的发家史——“昨天是仆人，今天成了房主”。

此外，人们也首次创造millionnaire（百万富翁）这个词，用以形容现代财富创造者的原型。这个词最初是新富人群和暴发户的近义词，指的是出身卑微但不择手段大发横财的人。这个词出现于18世纪初，《图卡雷》的作者勒萨热是最早大量使用的人。在《美女与野兽》的原版里，美女是“富有的百万富翁”的千金。

当这些词汇出现在英文里，那种出身卑微者一夜暴富的联想，也是来自法国。在1802年，玛丽亚·埃奇沃思从巴黎写来的信中最早提到了“新富人群”和“暴发户”，皆是用于法国社会的语境。她将新富人群的糟糕品味与旧贵族进行对比。1816年拜伦描述了他与“（在法国被称为）‘百万富翁’”的一次接触。

这三个词汇的故事也能够很好地表明，这些对金融家的最初评价只有怀疑和批评，而没有看到其他方面。到了17世纪末，经济理论家沃邦计算出，“生活条件尚可的家庭在法国不足一万户”，而大多数不是“金融界人士”就是“通过婚姻与之产生亲属关系的人”。然而，无论是沃邦还是其他人，都没有认识到，虽然这些金融家的财富是通过在体制中投机取巧获得的，他们却并不应为此担责。也没有人指出这些人的财富带给波旁王朝的巨大贡献。没有这些人的贡献，法国不可能成为欧洲第一强国，而巴黎也不可能成为欧洲最耀眼的首都。最后，这些金融家通常被人取笑来自“社会的底层”，却没有人认识到，他们的崛起也代表了法国社会的一种新开放形态。

这些金融家的故事证明，巴黎已经不再只是出身说了算的城市。新的社区、新的街道以及新的住宅拔地而起，一个机遇社会也随之诞生。这些金融家身上表现出的强大流动性也说明，在新的城市，人们有可能打破原来的身份限制。

尽管黎塞留主教的《政治遗嘱》未能在他生前出版，许多当时的手记仍然保存至今。关于他对金融界的新富人群的描述，普遍存在三种不同说法。第一种说法，金融家在法国社会占据一个“独特的位置”。第二种说法，他们形成“特别的政治个体”。第三种说法，他们在法国社会形成“单独的阶级”。黎塞留本人手中的原稿并不存在，因此很难说哪一个是他本意。

也不难理解，在17世纪，黎塞留的这段文字为难了编辑。最早的金融家也曾警告，说现代金融和现代城市将会动摇社会结构。然而，没有人知道这种重塑会到达何种程度。即便到了1714年，大卫·休谟仍不知道如何给金融家归类。他称这些人是一个新的“种族”。

法国从以头衔和威望为基础的种姓制度社会，变成了一个能以财富决定社会地位的阶级社会，这种转变，主要是从17世纪的金融家开始。这些人的故事也表明，一个人的地位能够被塑造，而不仅仅是从上辈继承；这种地位取决于经济地位。这座世界最美的城市里，有着许许多多的标志性建筑，仿佛在说明，现代城市总有自我塑造的可能。

在17世纪以前的法国，能让出身平凡的年轻人改变社会地位的，只有天主教教会。而到了17世纪，现代城市的出现催生了高级金融，带给人们前所未有的机会，成为白手起家的成功者。也是在那个时代，现代城市中金钱和经济的影响力首次超过各种传统的社会身份，其重要性不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