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长期以来，《易经》被看成是一部占筮预测之书，由此衍生出种种借《易经》之名的算卦预测术和神秘理论，让《易经》原著的真实面目和精神思想被掩没，一不小心就变成了江湖术数的代名词。

其实，认真地对照大量的历史事实和近代考古成果，我们会发现《易经》的真相是周文王被囚禁在羑里（今河南汤阴北）监狱七年间，总结思考过去执政三十八年经世治国的经验与教训，推演天地万物运行和社会发展的道理，为避免迫害，故意借助卦象和占筮的特殊语言形式，隐晦地记录自己思想成果的著作，原本和占筮预测并无多大关联。这种情况正如清朝的蒲松龄为了避免当时文字狱的迫害而借用花妖狐魅的幻想故事，反映现实生活，寄托自己的理想。

如果我们相信《易经》的作者是文王，那么周文王九十多年的传奇人生，那种王者的气度与胸襟，那种驾驭风云引领未来，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力量与精神就应该浸透在《易经》的字里行间。我们能相信七年监狱生涯浸满血泪的发愤之作，仅仅就是一些看起来支离破碎、前后不通、没有感情、苍白无力的测卦算命之辞吗？不！这绝对不可能！一定有语言之后的潜在逻辑与密码！

那么，为什么自古以来，注释《易经》的书多如牛毛，而人们仍然感到迷雾重重呢？

最根本原因就是借孔子之名而流传的《十翼》对人们的误导。《十翼》一直和《易经》绑在一起而被人们误认为它就是《易经》本身。《十翼》即“彖（上下篇）”、“象（上下篇）”、“系辞（上下篇）”、“文言”、“说卦”、“序卦”和“杂卦”七种共十篇，这些都是文王之后人们陆陆续续地解释《易经》而形成的各种文字观点总汇，并不是《易经》原著本身。而后世对《易经》的解说又大多是以《十翼》为基本参照。

其实，《易经》原著本身仅仅只是六十四卦，每一卦只有三个组成部分，即卦象、卦辞和六段爻辞

现代考古发现的最新成果证明，《十翼》的内容与道家学说有很深的渊源，说白了是道家想借孔子之名和《易经》的权威外衣包装自己，把自己的观点糅合进《易经》，从而掩没了《易经》的真相而衍生出种种神秘的预测学。《十翼》中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这意思是说周文王的《易经》思想是来源于河图、洛书的。河图、洛书又是什么呢？清代的黄宗羲在《易学象数论》和胡渭在《易图明辨》中都指出，河图洛书是源自于汉魏到宋代的道教炼丹术。这简直好比是自己盗版了耐克鞋却还要硬说耐克鞋的设计师是自己的徒弟。

三国魏晋时，年轻的天才王弼第一个对《易经》的道理作了整体的解释，代替了前人盲人摸象式前后脱节的繁琐注释，在经学上开创了一代新风。但他对《易经》的注释，随处都是老子的气息，说白了他用老子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建了一个天才的哲学体系，而主体仍是道家的。

王弼之后的中国历史上，真正产生深远影响的解易著作应该算是宋朝的程颐和朱熹（朱子）了。

北宋的程颐写《伊川易传》（简称《易传》）注解周易，南宋的朱熹作《周易本义》。明永乐十二年（1414年）皇帝命修纂五经大全，其中的《周易大全》就是《易传》和《周易本义》合并而成的。《周易大全》是为科举制定的国定教科书，而《易传》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被奉为宝典，影响中国读书人七八百年之久。

然而，这两本书不过是将儒家思想替代道家学说来解释《易经》而已，实质上说的是“儒”而非“易”本身。

程颐和朱子通过注解《易经》而糅自己的思想。前人评论《易传》，谓其“顺天命，阐儒理，切人事，明治乱，一以义理为归，而略于卜筮象数”。程颐用自己的理学观点进行解释，这样做的结果，使《易传》染上了浓重的理学色彩，简直不是《易经》本身，而成为程颐自己的哲学著作了。

“理”在程朱那里既然是如此重要，如此神奇，那么我们来看看这“理”到底是什么呢？

朱熹认为在超现实、超社会之上存在一种标准，它是人们一切行为的标准，这就是“天理”。只有去发现（格物穷理）和遵循天理，才是真、善、美。而破坏这种真、善、美的是“人欲”。因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程颐所说事物准则之“理”，其实主要内容指的是道德标准。

程颐朱子解易的局限是他们所处的时代局限所造成的：

第一，程颐朱子所事奉的矛盾丛生、日趋衰落的朝廷环境，以及他们的人生经历与思想特点决定了他们的思维局限。

程颐是太学出身，长居洛阳，主要从事于学术和教育活动。五十三岁始任崇政殿说书，为宋哲宗讲授经学。六十岁以后，两度主管西京国子监。由于陷入朝廷内部的派别斗争，晚年两次遭贬逐。他为之讲学的宋哲宗皇帝其实是在高太后垂帘听政八年中备受压抑的一个窝囊皇帝，后来好不容易拖着多病的身子独立执了几年政，二十四岁就死了。而当时，王安石与司马光为变法改革斗得不可开交，程颐是站在保守派一边的，思想是非常地因循守旧。程颐这样单纯的人生经历和保守的政治心胸，让我很难想象他是一个真正欣赏和理解周文王那种坚毅昂扬、胸怀博大，极具创造精神的人。按照现代心理学的说法，人毕竟是物以类聚、臭味相投才能达到真正的心心相印。

朱熹的《周易本义》是在追随程颐，没什么大不同。

第二，当时昏庸的皇帝是不可能接受《易经》原有的革命精神和创新意识的，所以按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去解释《易经》，而不是按《易经》原著的本来面目去解释《易经》其实是一种政治的需要。

那为什么明清的皇帝要把《周易大全》和《周易折中》定为科举制的国定教科书呢？难道皇帝们真的相信这其中的“天理”？这“天理”真的揭示了宇宙万物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了吗？如果他们真的有这样良好的愿望，为什么在西方的自然科学如数学、物理、化学在明清时期逐步传入中国后，却被视为“奇技淫巧”而遭到抵制呢？说白了真相就是这两本书非常符合他们钳制人们思想，规范人们道德、束缚人们创造精神与独立思考精神的需要，是比任何武器都厉害的统治工具。

第三，当时程朱所处时代及其以前时代，真实地体现西周时期文字含义的甲骨文及诸多历史文献尚未发掘出土，让他们对殷商西周时期的社会实际及文字含义无法真实地了解。

最后要提一下《易经》研究的象数派，其创始人是汉代的京房、孟喜等人。象数派其实是抛弃了《易经》文字的本身，利用卦象的形式而加入《易经》中本没有谈到过的五行学说，利用阴阳五行理论解释《易经》，设计出一些预测的模型来套用，如把八卦六爻归为六亲关系，即父母、兄弟、子孙、妻财、官鬼（这“六亲”其实是每个人最基本的社会关系模型），以彼此五行属性的相生相克及其与天干地支五行属性的对应关系来预测各种事。这种做法如同我们现代人利用相关参数设计数学模型来编制程式化的软件，用以预测股票涨跌一样，你不能说这其中没有他的道理，但如果不具备多方面的知识储备与丰富的经验来进行有效的分析判断，就难免陷入迷茫或神秘之中。

现在中国谈《易经》的讲座与书籍很多，但是大多难以跳出王弼、程朱的思维框架。要真正地理解把握《易经》隐性的思想密码和特殊的语言形式，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彻底变革！只有运用实证和推理演绎的方法，基于历史事实，基于自然规律，基于西周时期汉语言初创期语义语法运用的特殊实际，科学地解读《易经》原著，方才是让人信服的，也是让《易经》与现代沟通、与世界相融、与未来对接的必由之路！

2011年11月16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