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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被公认为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中最伟大的一部长篇小说。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1715～1763)，名霑，字芹圃，号雪芹、芹溪居士，又号梦阮，祖籍辽阳。其先祖本为汉人，明末入满洲正白旗，为包衣奴。他的始祖曹锡远(一作世选)随清人入关，高祖曹振彦受到清室宠幸，在清初顺治年间历任山西府吉州知州、山西大同府知府、两浙都转运使盐法道。自此开始，曹家成为显赫的世家。曾祖曹玺为顺治皇帝的亲信侍臣，曹玺的妻子孙氏是康熙皇帝的乳母。祖父曹寅小时候当过康熙的“伴读”，康熙即位后，任江南织造(后改称江宁织造)三品郎中。从曹玺开始，曹家的曹寅、曹颙和曹頫三代四人在约60年间，相继担任这一职务。康熙皇帝六次南巡，其中四次是由曹寅接驾，并且住在江宁织造府内，可见其家当时煊赫的气势。这个江南著名的世家在康熙皇帝去世后，走向了没落。雍正五年，曹頫因“差人进京”，“多加夫马，苛索繁费，苦累驿站”，以及“行为不端，织造款项，亏空甚多”罪名，被革职抄家，家道于是衰落。

曹家也可称为书香门第。曹寅是清初著名文人、学者和藏书家，有《楝亭集》，曾奉旨在扬州主持刊刻《全唐诗》，编纂大型工具书《佩文韵府》。曹雪芹生于南京，并在那里度过了幼年时光。当时曹家荣华富贵，他过着无忧无虑的贵族子弟生活。家被抄后，他随全家迁回北京。后来曾在一所皇族学校“右翼宗学”中当过掌管文墨的“助教”，生活陷于困境。晚年居住在北京西山，家境更加贫寒。据说他曾在乾隆二十四年秋，应两江总督尹继善招而入幕，重返南京，但一年之后又回到北京。

在后半生近20年间，曹雪芹几乎倾注了所有的心血于《红楼梦》的创作。乾隆十九年，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时，就已说到“十年辛苦不寻常”和“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据此推断，他大约在乾隆十年以前就开始写作这部作品了。然而这部耗尽了他毕生心血的巨著却是部未竟之作。在正当盛年之际，他的儿子不幸夭折，他感伤过度，“泪尽而逝”。身后除了留下“新妇飘零”外，更有一部没有完成的《石头记》。

早在作者生前，《红楼梦》就开始以手抄本的形式在社会上流传，题名《石头记》，只有八十回，或整或残，现已发现多种。这些版本因为带有脂砚斋等人的评语，因此被称为“脂评本”。脂砚斋是何人不详，从其语气来看，与曹雪芹的关系非常密切，对曹家旧事知之甚多，曾经历了曹家的衰落，并对此深有感触。他卒于作者之后，或谓是曹雪芹的堂兄，或谓是其升辈，或谓即作者本人，或谓是史湘云，不一而足。

脂评对于作者和作品的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首先，他明确了作者，并且对作品中所叙之事与曹家故事的关系，做了一些重要的说明，有助于了解作品本身。第二，脂砚斋对作者的创作意图和作品中的一些暗示，作了说明或提示，对于我们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和作品中的寓意，大有益处。

作品存世的版本主要有残存十六回的甲戌本，残存四十一回和两个半回的己卯本，残存七十八回的庚申本。存八十回的甲辰本是第一部题名为《红楼梦》的版本。此外还有列藏本、戚序本，以及蒙古王府本和乾隆手抄本的前八十回等。据脂批的提示，原作应为一百回或一百一十回，也有一百二十回或一百○八回等说法，但早期的版本全都是八十回。八十回以后的那部分稿子作者没有最后写定，脂砚斋等人曾经读过，但后来下落不明。现在我们读到的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是作者死后二十多年才出现的。乾隆五十六年辛亥年，程伟元和高鹗用木活字刊行了一百二十回本的《红楼梦》，这被红学界称作“程甲本”，第二年又作了一些修订，重新印行，这被称作“程乙本”。

红学是研究红楼梦的学问，脂砚斋评语可说是最早的红学成果，是红学的奠基石，为以后的红学打下了基础。其后的红学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即旧红学、新红学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红学。

1．旧红学。这一概念是胡适先生提出的，有二百余家，主要包括索隐派和评论派，索引派把《红楼梦》作为一个待猜的谜，设法破译作者的真实用心，将文学研究变成一场猜谜游戏;评论派则以王国维为代表，注重对作品的思想艺术做分析。此外还有爱情说，左迁说等一些说法。

2．新红学。新红学重视的是作品本事的考据，开山之作是胡适的《红楼梦考证》，考证作者的生平和作品的版本。继之而起的有顾颉刚、俞平伯、周汝昌;也有作品的文本评论，如吴宓、张天翼、王昆仑等人的研究。

3．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红学，可分为两个阶段。文革结束前，政治过分干预学术研究，使学术问题政治化。之后则是红学史上的黄金时代。语言文字学、思想史、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分析学、比较文学等领域，都有研究成果问世。同时，各种译本陆续出现，《红楼梦》走向了世界。

《红楼梦》的中心线索和基本内容是一块灵石的经历。这块石头原本是女娲炼石补天时剩余的一块，幻形入世为人身，又返璞归真，于青埂峰下，将所经所历记在本身之上。

围绕着灵石的经历，作品中存在着互相纠缠的两个层面的描写，一个是形而上的宿命意志，它预示和规定着情节的走向和主要人物的命运;另一个则是形而下的层面，叙写了一个贵族大家庭内外发生的丰富的生活现象，它在冥冥中宿命意志力量的控制下，自然而然地走向悲剧的结局。

形而上的宿命结构由两种力量构成，一种以灵石下凡为起点和归宿以寄托，体现佛教“色即是空”的观念，主要起着引导作品的情节和中心人物宝玉归宿的作用。第二种力量是神秘的谶语，它有着魔幻的预言力量，为整部作品蒙上迷离恍惚的雾霭，走向悲剧的结局。

灵石一直在左右着全书情节的走向。在全书的第一回对它的出身来历做了交代。它本是女娲补天时剩下的一块彩石，后来得道成真，有若干种变化。一种是能够记下自己在世上转胎生活经历的巨大石书，一种是能开口说话的灵石，一种是通灵宝玉，一种是成仙身的神瑛侍者。整个第一回都是在描写彩石。空空道人看到石上的文字并抄下的“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这十六个字，实际上概括了整部作品情节的基本走向。作品这个整体结构体现的佛教色空观念，是作者在进行总体构思时就已赋予了作品。

灵石在现实层面的叙写中以两种形态出现，一个是本身形态，即通灵宝玉，一个是肉身形态，即荣国府公子哥贾宝玉。在贾宝玉降生时，与之俱来的是在他嘴里含着的那块通灵宝玉，这表明将两者视为一体，让其间有着终生难舍难分的关系。但是两者并非是统一的，经常呈现出分离甚至对抗的样态。在灵石与宝玉两者中，前者是头号角色。

作品采用了“伪”第一人称的叙事模式，即整部作品都是出自灵石的口述。

尽管灵石担负着作品情节“空－情－色－空”整体走向的使命，但在“情天恨海”中浸淫，会丧失本性。因此癞僧跛道两位离奇人物，为其护卫加持。一旦灵石懈怠职守，他们就会及时出面，进行干预。

其使命不仅护佑灵石，有时也正面点化陷于情海中人大彻大悟，看破红尘，遁入空门;有时则惩戒执迷不悟之辈，示欲之过。其中度化甄士隐是场重头戏。跛道人的《好了歌》以及甄士隐的注解中包含了佛教的两个主要思想，即诸行无常与四大皆空。诸行无常指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世中的万事万物处于流转不息，永远变转的生灭过程中。《好了歌》罗列了炎凉世态中人情冷暖变化的一些现象，而甄士隐之注解则更进一步洞察了一切事物都会盛极而衰或否极泰来，也都是过眼烟云，转瞬即逝，并且看穿了世人的荒唐之处在于“反认他乡是故乡”，他本人也最终遁入宗教。这无疑是贯穿于《红楼梦》中的基本思想。

作品中的神秘谶言首先决定着大观园内外的那些美丽聪明的少女少妇们的命运。这种结构是按照“伏笔—照应”式的关系，在作品中不停的互动。第五回预言了这些女子的命运和结局。

对于丫头侍妾，这种预言比较简单，因果关系比较直接。而正册和曲子中所言及的十二个女主子林黛玉、薛宝钗、贾元春、史湘云、妙玉、王熙凤等上层女性，这种伏笔与照应的关系就呈现出多重的复杂样态。有关她们命运的谶语，不只局限于第五回中的判词与曲子，其照应也不只是最后人物的结局，悬念层出不穷，又旋解旋生。

第一回中还泪之说绛珠仙草因受了赤霞宫神瑛侍者以甘露浇灌之恩，将要下凡以还泪报恩，注定作品中将要发生一段缠绵悱恻的爱情，演出女主人公泪尽而亡的悲剧。林黛玉初登贾府，便因宝玉摔玉而淌泪，便是还泪之始。薛宝钗紧随其后登场，也与男主人公贾宝玉有些瓜葛。

第五回判词和曲子，将三人关系第一次作了暗示。这样，宝、黛、钗感情纠葛以及钗、黛悲剧命运的总体走向就被规定下来。而在其后，神秘的金饰多次出现。宝钗拥有的金锁上的“不离不弃，芳龄永继”与通灵宝玉上的“莫失莫忘，仙寿恒昌”明显是一对，而又“是癞头和尚送的”，而且还叮咛“等日后有玉的方可结为婚姻”，既照应了前边的“金玉良缘”，又伏下了后边二宝之婚，使其更有了现世的依据。二玉之爱与二宝之婚，一个是前生的约定，一个是今生的宿命，后者显然有着不可抗拒的力量。

这种谶言的伏笔和照应，更多地体现于作品中大观园女子们的诗歌里。作为女主人公的林黛玉，诗歌里的谶语在她身上用得最多，而这种回环重叠的伏笔—照应的关系，也表现得最为充分。

这种谶言的伏笔—照应的结构，也无所不在的制约着贾府这个百年望族的命运。这种预兆有时候是明确的警示。作品还通过一些包含着必然性的生活琐事来发出预告。

甄士隐梦游太虚幻境，看到一副对联:“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而这种亦真亦假，真假浑一是作者构思整部作品的重要原则。作者让甄贾宝玉在梦中相互进入对方的生活空间，形成真即是假，假即是真，真假莫辨的境界，将两人密切的关联起来，在貌合神聚的类比中使甄宝玉成为贾宝玉的替身和影子，预示将要发生在贾宝玉身边和身上的事件。之后，果真发生了甄家被抄之事，而贾府中正是在这一天，发生了抄检大观园事件。这两件事同时发生，正好联手出演了贾府被抄的先声序幕。探春的“咱们也渐渐的来了”之语，成为《红楼梦》中最重要的谶语之一。

第二天的“开夜宴异兆发悲音”开启了贾府之败的大幕。迭现的败象说明不可避免的厄运，要伺机兴风作浪。

《红楼梦》中这个若隐若现的庞大宿命结构，牵引并掌控着作品情节和人物走向毁灭，由色归空。

贾宝玉是《红楼梦》的中心人物，是作品中的头号角色。

这个人物形象的意义主要有两点:第一，贾宝玉由石到人、出家、归空这一生命历程，体现了作者“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的佛教色空观的主题。第二，体现在宝玉身上的冲突，既有他本人追求自由的愿望与社会主流价值观限制之间的冲突，也有存在于个人内心的代表外界意志的力量与代表自由天性的力量之间的冲突。说到底，是封建礼教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从本质上来讲，是不可调和的。而社会势力之强大，远过于任何个人的力量。这就注定了宝玉的追求和抗争最终必定要以失败告终。而这两重意义，都以贾宝玉“悬崖撒手”，遁入空门而了断。

贾宝玉对女子有一种泛爱化的倾向，他为自己选择的主要生活目的和主要的生活方式，是钟爱年轻女性，始终生活在女儿国里。宝玉对女性的钟爱出自天性，但他的爱情也同正常人一样，具有专一和排他的性质，这便是宝黛之爱。

在爱情问题上，宝玉表现出他的不合流俗，一味任性，他的爱情追求和婚姻实际正反映了这种现实，这就是作品中写到的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的冲突。

二玉之爱在作者笔下充满了诗意美。作者按照一般男女青年之间自然而然发生爱情的情状如实叙写的，极力避开了因果相报的因素。

林黛玉是个美丽聪慧的少女，饱读诗书，博学多才。她性格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多愁善感，而她又喜好独处，这就形成了心理学气质分类中的抑郁质──行为孤僻，内心体验之深刻和丰富远过于常人，善于察觉到别人不易察觉的细小事物。特别是她自幼瘦弱多病，早已认识到自己无法得终天年的结局，因此具有一种悲剧心态。

黛玉与宝玉关系的发展，可以分成几个阶段。他俩人少小初识，在第七回以前仍是两小无猜，谈不上爱情。从第八回开始，宝钗的金锁和湘云的金麒麟纷纷登场。在贾府中，与宝玉身份年岁相当的异姓姐妹，除了黛玉，就是宝钗和湘云。而且这二人的金饰物，分别与宝玉的饰物相对应。宝玉的爱情，是在与这三人交往中，逐渐的定向于黛玉的。

从“情切切良宵花解语，意绵绵静日玉生香”时二玉并枕对脸而卧，宝玉闻见黛玉体香，情窦初开起，萌发了爱情。但是在这一时期，他仍然没有脱离泛爱，但是经过一段时间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比较，最终，湘云与卫若兰订婚，而宝钗也没能夺去宝玉的爱情。因为这两位姑娘，都把改造宝玉当成了一种义务，而最终逼得“一味任性”的宝玉弃她们而去。

二玉之爱正是在两人具有一致的对个性自由追求的基础上才形成的。两人心迹既明，二玉的婚事在贾府相当一部分人的眼中，便是铁板上钉钉，已成定局。但是二人所共有的人生观、价值观与传统和现实中的主流观念是相离相悖的，故其爱情注定会以悲剧收场。

二玉之婚遇到的阻碍正是最疼爱他们的老祖宗。在这个问题上，贾母面临着价值的冲突。单就出于自然本能的爱来说，二玉手心手背都是肉，宝玉自不用说，黛玉是贾母已故独生女儿的唯一骨血，但是，对于宝玉的终身大事，贾母更会从家族利益的“政治”立场来考虑。她对贾家要尽的最重要的义务，就是要让这个家族延续下去。从这点出发，她会非常仔细地为宝玉择偶的。

首先，二玉联姻并不能改善家族社会地位和生存环境。

其次，二玉联姻对家庭的稳定安康不能起到积极作用。

再次，妻子还要承担着延嗣的重任，嫡子必由其出。要能生儿育女。以黛玉弱不禁风的身体，也难当此任。

第四，在德容工貌方面也得堪称楷模，这对于包括下人在内的家庭整个的道德风貌关系至重。

正因如此，黛玉早早地退出了贾母的视野。

宝玉以一种充满诗意的眼光来看待周围的一切，对理想境界不懈的追求，这些最集中的表现在他对黛玉的爱情。但这种浪漫追求，最终因为在以贾母为代表的家族势力的强力压制下而失败。木石前盟的崩溃，是曹雪芹设计的全书大关目。这是情与理的冲突，而理是社会意志的体现，是礼的化身，而代表个人理想与诗意追求的情，是无能也无力与之抗衡的。

在与黛玉定情之后，宝玉曾经侧面征求过老祖宗的意见。这在作品的第三十五回，宝玉挨打之后，贾母和王夫人的主意已经定了。贾母中意的便是宝钗。

但是，贾母并没有急于公开表态。既然在宝钗和黛玉之间难以决断，她更倾向于从现有的人选外来选择这个孙子媳妇，当然要以宝钗为范本。薛宝琴曾一度落入老太太的视野。可惜因其已有婚约，贾母的如意算盘落空。

宝二奶奶的头衔是非宝钗莫属。这是因为，与黛玉相比，宝钗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她有着健美的体魄，更重要的是她的“性格好”，“读书知礼”。黛玉以才气见长，宝钗则以学问为胜。而她又偏偏知道“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道理。

她是个美貌的少女，自然也同其他妙龄少女一样，会流露出天真烂漫。宝钗扑蝶时听到小红与坠儿对话后的心理活动，只能说明宝钗持有的是道学家的价值观。这一段的表现，也真可以说是“发乎情，止乎礼仪”了。

在与兄弟姐妹的相处中，她表现出了一种与年龄不相称的成熟，温柔敦厚，处处谦让。这在她与黛玉的交往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即便有时忍无可忍，她的发作也有严格的分寸，注意不要伤害对方。有时甚至发自内心的以德报怨，流露出真心关爱。在这种发自内心的关爱中，我们并没有看到一种炽热的感情流露，而更像是出自儒家经典《礼记·礼运》中“兄良弟悌”的要求，总有种规范在制约着。

她的爱不是一种平等施予的泛爱，而是严格地按等级尊卑来予分配的。白金钏之死是个不幸的事件。她的冷漠，简直让人难以理解。但这正说明了，她个人的感情完全是受着“礼”的观念制约的，她把尊卑贵贱分得一清二楚，自然的人性，完全淹没在冷冰冰的礼教之中。

对刘姥姥态度，更可以看出她冷酷的一面。这如同她对金钏之死的态度一样，都反映了她意识深处那种上智下愚不移的森严的尊卑等级观念。

宝钗本是个恪守妇道，守拙不露，连凤姐都说是“拿定了主意，不干己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的人。但是按照王夫人的交代，在凤姐因病休养期间，宝钗辅佐李纨和探春照管大观园内的事务，这就将她逼上了前台。她的行事风格却没有改变。她提出的一套管理方案，可以说是一篇非常扎实的大观园农活承包方案可行性论证报告书，对承包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及其利弊都考虑到了，并且提出了相应的对策。这其中不仅有眼前问题，而且预见到将来可能发生的情况。她的基本出发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尽量让每个人都可以从改革中获利，甚至不惜将主子们可以获得的利益出让一部分。因此。她的政策获得了最广泛的支持。

她绝不是个多情热烈的少女，她也绝不会允许自己的真情实感流露出来。在自己的终身大事方面，她同样冷漠。这同二玉之间的不拘形迹恰好相反。她从没有当着宝玉面流露出任何爱意。

在贾府的上层人士中，她是个非常合格的贤妻良母的候选人。而正是因为她对礼的透彻知晓，使她完全失去被宝玉所爱的可能;也正是因此，她成为深为宝玉终身大事所操心的贾母的最终选择。

宝钗虽然最终坐上了宝二奶奶的位置，但是，她并没有获得真正的爱情。无论今本《红楼梦》的后四十回出自谁的手笔，但宝钗与宝玉的婚姻是以悲剧告终，“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这无疑是曹雪芹的设想。

事物由盛而衰，是由于其内部和外部复杂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贾府的衰落，也是各种内外因素的综合作用造成的。

首先，家族财政状况的持续恶化直接导致了家庭的衰败。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时，提到“如今这荣、宁两府，也都萧索了，不比先时的光景。”他总结出的原因，首先就是家族财政的入不敷出，随着子孙后代的繁衍，各种用度增加，但是收入却没有增加甚至还有减少。

贾府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是朝廷给宁国公和荣国公及其后代封邑上的土地收入。宁荣二府每年田租收入各应有四五万两银子。而其他的收入，微乎其微，但是开销却非常巨大。元妃省亲，仅只去江南采买唱戏的女孩子等，就预支了三万两银子。而“天上人间诸景备”的大观园之排场豪华，连久居皇宫，身为贵妃的元春都叹道:“太奢华过费了!”男主子买婢置妾，或者与仆妇通奸惹出人命官司，需要花大笔的银子。这个大家族，已经百孔千疮，正在苟延残喘，苦苦挣扎。尽管有探春持家时的改革，却没能挽回家族财政濒于破产的总趋势。

其次，后人的不材，是贾府败落的重要原因。

在封建社会，男子是家族的支柱。贾府的那些男性主子，或是我行我素，将家族的利益弃置不顾;或是花天酒地，成为家族的催腐剂;或是对家族的事务不闻不问;或是迂腐不堪，无能为力。

作品的主人公贾宝玉显然是不肖之首。他执意背离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不按社会的要求行事做人，所以没能成为栋梁之材，支撑住家族大厦不致倾颓。也就是说，宝玉的特立独行，我行我素，对社会进行敌意的反抗和叛逆，导致最后付出了自己与家族同归于尽的代价。

而贾赦、贾琏和贾珍、贾蓉这两对荣宁二府的当家父子，都是享乐主义者。他们在纵欲时，什么家族的利益，传统的道德，统统弃置脑后。

贾琏是个色鬼，在国丧家丧期间，偷娶已与他人订婚的尤二姐，不仅给贾府带来了一连串的官司，而且也造成了尤二姐被凤姐逼死的惨剧。

宁国府或是公公与媳妇通奸，或是父子聚麀，又在国丧家丧期间，在家聚赌，招来娈童，弄得乌烟瘴气。

凤姐是荣国府的当家女主子，家庭的财务总管。但她又是个地道的自我中心主义者，凡事她考虑的总是自己的利益，经常背着家庭其他成员，近乎疯狂地聚敛财富，但凡是能到手的她都不会放过。她害死尤二姐时，用心之狠毒，仍令人发指。而她暗地里调唆尤二姐的未婚夫张华状告贾琏，激起轩然大波，而贾府在这场官司里，受到的伤害却是非常深重的。甚至后来贾府被抄，贾赦被流放，都与此有关。这就是她将整个家族的利益置之不顾造成的恶果。

这些男女主子的恣意妄为，终于给贾府带来了抄家大祸。这个赫赫扬扬了百余年的贵族大家族，在一夜之间就崩塌了。

仅从有家族利益着眼，这个家族中并非没有正面人物。贾母和贾政在私生活上，并不像这个家族其他成年当家主子那样糜烂自私，堪称真正考虑到家族的长远利益。

贾母年事已高，对于家政早已不闻不问，只是安度晚年。但她又并非只是贪图享乐，放任家族成员胡作非为的昏庸大家长。她并不糊涂，家族的利益，始终是她头脑中最高的价值。为了家族的长远利益，她可以不顾自己最疼爱的孙子宝玉的感情需要，甚至可以牺牲“心肝儿”外孙女黛玉的生命。可以想见，在理智和感情的两难选择中，这个耄耋老人的处境是多么尴尬，她又经历了怎样的精神折磨!

从她为数不多的几次处理家政来看，她确实有不同凡响之处。其手腕之高明，堪称一流。

但是，贾府之败也与她有着一定的关系。她养尊处优，家里主子奴才的胡作非为，她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睁只眼，闭只眼，就像对待贾琏通奸事件一样，采取和稀泥的方式抹过去。再者，她过分轻信，尤其是身边的人。凤姐正是利用了她这一点，取得了家庭的财政大权，以权谋私，损害家族利益。这明显是她用人失察造成的。

被冷子兴评价为“自幼酷喜读书，为人端方正直”的贾政，对家族的败落也应承担责任。他心中也不是没有治好家庭，管好儿子的愿望，但一方面因为受母亲和夫人的掣肘太多，而更重要的是他本人的无能为力，所以往往事与愿违，甚至最后不得不违心的放弃。

这是两位真正愿意考虑家族长远利益，以使福祚长远的人物，却有意无意地放弃了对家政的管理和监督，这也成为家族败落的重要原因。

贾府最终被抄家，是这个大家庭倾覆的标志。

这是发生在后四十回续书中的事了。除了上述的原因外，这还有朝廷政治的背景。红学家们将曹家在雍正年间朝廷政治斗争中失势，作为曹家被抄的直接原因。这一点，在作品中虽然没有被作为事件的原型明确写出，但还是能够看出一些蛛丝马迹的。元妃去世，使这个家族失去了最大的靠山。而王朝内部的钩心斗角，从南安郡王的管家索要琪官蒋玉菡时的蛮横，也可看出贾府并不是一个与各派势力都可以相安无事的和事佬。因此，在贾家这个家族犯事之后，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也在情理之中了。

《红楼梦》在人物塑造方面，达到了中国古代小说的顶峰，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鲁迅将其概括为两条原则:“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

鲁迅所说的第一条原则就是《红楼梦》打破了好人则全好，坏人则全坏的模式。这就是《红楼梦》中的人物，已无法用单纯的道德伦理来衡量其善恶属性。

从道德出发评价人物的善恶美丑，是古典小说的基本特征之一。而在《红楼梦》中，这种不着意人物道德属性的写法达到了新的高度。

作者在塑造人物时，采取了一种复合的评价模式。他并没有用善恶分明的道德模式给人物贴上标签。

这种复合的评价模式首先表现在作品的佛教色空观。作者用色空观来认识和解释人生，认为只有到了这个层面，才是人生最高和最终的归宿。这个层面已摆脱了现实中的善恶是非的评价，真正达到了无是无非，无善无恶，大智大慧，自由无碍的境界。这只有对人生有了透彻的了悟之后，才能达到。在作品里，只有癞僧、跛道、警幻仙子、甄士隐、贾惜春以及出家时的贾宝玉、柳湘莲等少数人物能参透玄关，真正达到这个境界。而这些人物，都有一种透脱超凡的特性。

其次，作者本人看待世俗生活的道德倾向、善恶观念也渗透进了作品。作者的道德立场不是单一的儒家观念，他往往会站在以儒家学说为主、也包括一般人所认可的社会主流价值观的立场上评价人们的作为，写出人物的善恶是非属性。但是，作者可贵之处在于他并没有将人物写得“全坏”，他同时又会站在自然天性的角度赞美人物身上的人情人性。有时候后者甚至盖过了儒家理念下的善恶判断。因此，在刻画人物时，这两种互有矛盾的道德评价标准都会发生作用，人物也就呈现出一种“有善也有恶、有美也有丑、有可爱的一面也有可憎的一面之真正的人生世相”。

再次，这种复合的评价模式还表现在贾宝玉的人物评价体系。宝玉作为作品中的核心人物，作品主要通过他的眼睛来看世界，通过他的头脑思索世事，通过他的嘴来议论人物，因此，读者会受到他的引导。但是这与作者本人的立场既有重合，也有错位。

红学家们一般认为，作者本人就是贾宝玉的原型。这样，作者往往与贾宝玉的道德评价体系相通，显然都表现出了某种女性至上或女权主义的认识。

作者对木石前盟，寄予了极大的同情，从人性的角度做了讴歌。因为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往往将自己本人对象化入作品中的人物，与人物难解难分，导致读者也被引入这种特定的心理状态，因此也与人物情同情、理同理，自然也就认同了人物的评价体系。

当然，作者与贾宝玉的评价体系之间也有区别。因为宝玉对天真烂漫的女儿，有着深深的好感，而对讲“仕途经济”的女儿，则觉得她们沾了些浊臭气，是堕入沽名钓誉，国贼禄蠹一类的厌恶的对象。这一评价体系与社会主流价值观有着明显的歧义。而作者又往往会站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立场上，所说的“女子”也与宝玉有所不同。他认为，讲这些话的宝钗、湘云和袭人，都属于“行止见识”方面强于须眉的奇女子，高于“风尘碌碌，一事无成”的自己那样的事业失败者。这不同就使得作品中那些女儿，在讲人情世故时，认同主流价值观，甚至在说“女子无才便是德”时，仍然有血有肉，美丽动人。而尖酸刻薄、多愁善感的黛玉，在形象所蕴涵的道德评价方面，并不比温柔敦厚、读书知礼的宝钗，天真烂漫、豪爽直率的湘云来得高大，后者甚至比黛玉更有读者缘。

这三种评价模式中，显然作者的那种既具有传统道德意义而又尊崇个人自由的评价体系占着主导地位，而这又与作者的佛教色空观和贾宝玉的尊崇“一味任性”的个性至上的价值观、女儿情结纠合在一起，就使得作品在评价人物时出现了双重以致多重标准，使作品中的人物难以用单纯的是非善恶标准来衡量。

当然，作品中这些具有多元的善恶属性的人物，还与读者的评价模式有关。作者笔下具有道德多重性的人物经过读者在阅读时的再创作，其道德属性会更加复杂化。

鲁迅所说的第二个要点是，《红楼梦》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作品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小说，尤其是古典小说，再现现实是其重要属性，因此其中的人物是否真实，是衡量其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虽说《红楼梦》中的很多人物是无法用明确的好坏标准来衡量，但是历来的读者，无不被其人物的生动鲜活所折服。

作品摆脱了概念化，从活生生的个体出发，写出人物的独特性。作者对传统小说塑造人物时的公式化、程式化和模式化深恶痛绝，他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自己的创作原则，他要写的是“我这半世亲见亲闻的几个女子”，“观其事迹原委”，“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要严格的从现实生活出发，根据一个个人物的不同个性，在作品中将他们重现出来，即便是对他们做出的道德评价，也不是源自于作者先入为主的观念，而是依据他们个人本身的行为。

作者对贾宝玉的评价，持有非常复杂的心理。他在道德观上，对贾宝玉这个人物并非持肯定的态度。但是在具体描写中，他对这个人物的所作所为的欣赏和喜爱，简直难以掩饰。在写凤姐时，我们同样看到了这种情况。这一是因为，作者在塑造人物时，他没有单纯用是与非、善与恶等道德属性为人物定下框框，而是严格的从现实生活出发，注重写好写活每个人物，让人物活了起来。二是因为，在做任何事时，作品中的人物都有着自己的依据，而且这种依据都是从现实生活中来的。现实中的人物，属于一个个鲜明生动的个体，除了善恶的共性外，还具备了不同的个性特点。只要不刻意用先入为主的观念来桎梏他们，他们都会按照本身的生活和性格逻辑行动。这样，写出来的人物，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无论是静态还是动态评价其形象时，都不仅会从道德立场出发，而且更会从美学立场感知，引起一系列复杂的审美心理活动，而不再是单纯的道德评价。因此对作品中的人物也会呈现出复杂的心理感受。这正是小说发展中必然会出现的现象，标志着小说创作的进步。

正因为作者刻意写出一个个不同的，具有个性的真实人物的创作意图，他自然会在参照和对比中凸显不同人物的差异。不仅能写出林妹妹与焦大之迥不相同的差异，更能写出性格相似的人物之间的差异。他通常喜欢围绕着一个事件，写出每个人的不同反应，使人物的神态性格毫发毕现。

有时这种人物对比还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在对色欲的追求方面，贾琏一点儿都不逊于乃父贾赦，堪称是一对色鬼父子。但是两人也有明显区别，贾赦的作为让人联想到传统叙事文学作品中的衙内公子，是靠权势霸道强占民女，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强逼鸳鸯就范。但是贾琏则更多是靠本人的魅力、金钱，甚至是欺骗。他的奸情没有一次是靠威逼实现的，无论是娶尤二姐，还是与鲍二家的私通，都没有违反女性的意愿。因此，他与传统的花花太岁并不完全相同。贾赦更多的是“兽道”，而他多少有了些“人道”。在强夺石呆子古扇事件中，父子两人的激烈冲突，实际上围绕着人道立场。贾赦无疑代表了视民如草芥的封建主义观念，而贾琏的观念则已有了一丝人本的意味。

当然，贾琏身上的这种人道理念并不强烈，甚至可以说与他那种“惟知以淫乐悦己”相比，显得很不起眼，但这无疑是与宝玉的女儿情结一样，得到了作者的肯定。

作者从求真的创作原则出发，对人物细腻的心理活动，做了刻画。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心理描写向来不受重视。《红楼梦》中人物的心理活动已发展成为价值的多向复杂运动，心理活动中有了大量的非理性的情感活动。在宝玉说“林妹妹不说这些混账话，要说这话，我也和他生分了”时，黛玉正好走来，听到这句话后的心里百感交集。作品对这段心理活动的描写有多方面的意义。首先，所描写的心理活动已不再是单向的或正反双向的运动，而是向多个方向展开。她的悲与喜属对立的情绪，为反向的运动;而惊与叹则互相以及与其他情绪反应构成了互补的关系。其次，这种心理活动中情绪的因素占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她的惊、喜、悲、叹，固然是对宝玉所言四种情绪反应，但是她的所惊、所喜、所悲、所叹，虽然是以理性思维活动为主，但无疑有强烈的情绪掺杂于其中。而情绪活动本身就是人类心理活动的重要基础，也是其组成部分。第三，在心理活动中，“你”“他”的交替使用，不能简单的视为只是人称的不同，而是随着人称的变化，心理活动的对象及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在用“他”时，更多了一些客观的理性评述，而用“你”时，则变而为主观感情的倾诉。总之，这种心理活动的复杂多变，使心理描写中的非理性成分大大增加，已经具备了一些现代“意识流”小说的特点。这无疑更符合人类心理活动的实际。

不求善，唯求真，成为《红楼梦》人物塑造艺术的重要经验。

《红楼梦》的中心线索和基本内容是一块灵石的经历。围绕着灵石的经历，作品中存在着犬牙交错、互相叠沓的两个层面的叙写:一个是形而上的宿命意志，它预示和规定着情节的走向和主要人物的命运;另一个则是形而下的层面，叙写了一个贵族大家庭内外发生的丰富的生活现象，它在冥冥中的宿命意志力量的控制下，自然而然的流向悲剧的结局。

总体来说，前人对于《红楼梦》的结构研究可纳入到一个总的结构模式中，即选择某一中心人物，或是某一中心事件作为点，以点运行的轨迹作为线，无论是单线、复线还是多线，再以线的扩张作为面，将面的二维空间扩展到三维空间，就成了立体结构。其主要思路，是循着弄清作品点、线、面、体，并且解析三或四者之间的关系这种模式而展开的。我们不跳出这种大的骨架模式，而在其内部的条分缕析中做些调整。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情节小说向近现代人物小说转变的产物。应注意其情节性和人物性的构成，并且探讨两者之间千变万化的关系。《红楼梦》固然是情节小说的集大成者，但是因为作者对人物的关注度增强，使情节性因素下降，故事的生动性和完整性受到一定影响;但人物获得了相对独立的意义之后，立体性的特点却更为凸显。故可称《红楼梦》是兼情节小说和人物小说特点而有之的作品，分析其结构时，也应从这两个方面及其相互关系入手。也就是说，《红楼梦》结构的谜底，应该从其人物关系的静态构成与动态变化，以及由人物之间的纠葛冲突形成的故事情节中探寻。

作者本人对《石头记》这个书名的情有独钟，是因为以此对作品内容结构进行概括是最合适不过的。全书的内容是记述灵石的经历和运行轨迹，而灵石在现实世界中的化身，就是宝玉。毫无疑问，贾宝玉在作品结构中处于核心的地位，作品中的其他人物均以与他的亲疏远近来决定其地位。作品宿命结构在人间的异化，是一个贵族家庭的生活。贾宝玉与这个家族内外人物的关系以及这些人物之间与他人的关系，是作品的重点描写对象，也构成了作品写实层面的基本结构。

贾宝玉与作品中人物的关系从大的方面看，以大观园内外划分。第一个层面是园内居住的人物，除贾宝玉之外，都是女性。那些姑娘小姐们，都与他有着亲人或亲戚关系，那些照顾他们的丫头们，也都是未婚的女性，因此，这些人也就都成了他垂爱的对象。在这些关系中，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是最基本的两对关系，因此黛钗两人与他构成了最近的一层关系圈;其他的女孩子或者是他“意淫”的对象，或者与他有着亲密的血缘关系，是较靠外围的一个关系圈子;袭人则处于这两个关系圈之间。

第二个层面是那些跨于大观园内外的人物。这些人物主要是些女性的家长。有贾母、王夫人和凤姐等。宝玉与她们的关系是浓厚的亲情，但是也受着封建礼教所赋予的义务约束。

而大观园外的贾府是第三个层面。宝玉与处在这个范围里人物的关系，大体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不住在园中的那些年轻女性或者类于女儿的男子，宝玉对他们也如同对其他女儿一样，有亲近感。第二种人是宝玉因为外在的礼教等规定，不得不与之维系着人伦关系的男性贵族或准贵族。从内心看，他对这些人都没有从感情上的认同，或畏或鄙，但又与他们保持着严格的上下尊卑有序的关系。

还有一些人则处于最外圈，即贾府之外的人物。他们在作品里大都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只有刘姥姥因与贾府的命运相关，所以描写稍多一些，但毕竟隔得较远。

这些除宝玉之外的人物，分别成为整个结构中不可缺少的要素和网络中的节点，与其他人物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构成全书的原子模型结构，一损而俱损。而作者正是根据这样一个人物关系图作为整部作品的基本框架，以确定他在写作中的详略轻重，使作品结构了然有序，眉目清楚。

随着叙事的进展，作品中人物关系在随时调整，作品的结构也相应发生着动态的变化。作品描述的写实层面的世俗生活是沿着三条贯穿作品首尾基本的情节线索展开的。其中最主要的情节线索是贾宝玉对社会的敌意反抗构成的作品的基本冲突，其反抗性的内在动力来源于社会主流价值观念与他“一味任性”，追求自由愿望之间的冲突;其次是二玉的木石前盟与二宝的金玉良缘之间的冲突;第三条线索是荣宁二府力求长存的努力与来自家族内外的解构力量之间的冲突，即贾府由盛极而衰的变化过程。

宝玉所作所为，即第一条情节线索将另外两大情节勾连起来，呈现出了群峰奔簇式的结构样态。作品的总体走向就隐藏在这三大基本情节之中，宝玉的反抗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二玉之爱在二宝之婚面前最终化为乌有，而贾府两大家族也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而这三大情节的最后解决，都统一于佛教的“诸色归空”。

而作品中的那些看似漫不经心的穿插，又都隶属于三大情节。这种“飞来峰”，与主峰仍是祖脉相通，岩基相连，并非作品中的旁生枝蔓。貌似与前后的情节毫无关系，但谁也不能忽视其在作品结构中的作用。

《红楼梦》的语言，一向令人称道，代表了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最高成就。作品采用的是一种简洁而略显古雅的白话，无论是叙事描写，还是抒情议论，都极为准确，富于造型力和表现力。

一、人物对话写得极其生动

在《红楼梦》中，人物的对话占了绝大部分的篇幅。这些人物对话，有多方面的功能。

首先，通过人物的对话，将其性格和特定场合中的心境，刻画得惟妙惟肖，玲珑剔透。让读者在阅读作品时，看到人物的语言，仿佛听到人物的声音口吻，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语言富有潜台词，将其隐秘的心理活动，传达出来。

其次，《红楼梦》用人物的语言来叙事或者介绍相关背景人物，可形成集中凝练，以少胜多的效果。

贾赦强夺古扇一事，并非由作者直接叙述，而是通过平儿之口。她借着骂贾雨村，实际上矛头指向了贾赦，表明了鲜明的是非感。这段话夹在香菱入住大观园一段情节中，由平儿顺势说出，既将这个事件的原原本本交代得一清二楚，不但没有中断故事情节，反而凭空生出一段波澜，使情节发展摇曳多姿，且兼有刻画人物性格，点破主题的作用，真是一石多鸟。

作者在写人方面秉持的原则是不突出其单一的道德属性，即给人物贴上或好或坏的标签，不直接就人物的道德性发议论。

再次，《红楼梦》的人物语言，还有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点明题旨。作者用了种从高到低，由概括到具体的方式，用人物的语言，从一个侧面，将作品的主旨层层点明。从全书总结构来看，这种“伪第一人称”的叙事模式，就将全书变成了“灵石”这个“人物”的自传，也可以说是“人物语言”。假借灵石之口、第一回中的所谓记录者“空空道人”和编辑者“曹雪芹”，是居于作品写实层面之上的“旁观者”，他们的叙事，主要是点明全书“由色归空”的题旨以及对不肖子弟败家的痛悔及其对女性的赞颂。甄士隐与冷子兴居于第二台地，他们一个遁入空门，以《好了歌》的注解，预兆了贾府的命运，一个演说了贾府“一代不如一代”，“内囊尽上来了”的事实。而作品中贾府中的人物，则在第三层面，经常也会在叙事、评论甚至是闲聊中，点明题旨。有些是对于未来的谶言，有些则是对于现实的冷静描述，有些则是二者兼而有之。这些人物的语言，共同将作品中庞大而多元的题旨，从各个侧面渲染出来。

二、《红楼梦》的叙写语言，同样达到了中国古典小说的顶峰

叙写语言，指作品中用来叙述事件和描写情状的语言。《红楼梦》的叙事语言雅洁准确，通常将人物动态的行为与人物对话语言结合在一起，再现场面的能力极强，使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形。

三、《红楼梦》写景的语言，雅致而富有诗情画意

这些描写，通常都并不长，但是三言两语中，形象毕现，并且形成很美的意境。写宝玉闲步:“顺脚一径来到一个院门前，看那凤尾森森，龙吟细细，正是潇湘馆。宝玉信步走入，只见湘帘垂地，悄无人声。走至窗前，觉得一缕幽香从碧纱窗暗暗透出。”黛玉所住的潇湘馆多植竹子，而竹子在中国传统中，一向被作为高洁品格的象征。这时正是绿肥红瘦、诸花乱落如红雨的夏初时令，但作者并没有强调大自然的生机勃勃，而是从色和声两方面描写了竹丛，将竹比作“凤尾”“龙吟”，刻意突出了其如同仙物;而称色为“森森”，谓声为“细细”，则以写出空不见人的静谧，甚至有些幽冷。而“湘帘垂地，悄无人声”，只有一缕幽香飘出，则又很有一丝人间仙境的意味。景物极富诗情画意。这些都与主人林黛玉那冰清玉洁、超尘脱俗的品性相一致。作品中多次写到了景物，但从来是惜墨如金，但只几个字，便逼真地写出景物的特点，使人如同置身其中。

总之，作品中的叙写语言，无论是在叙述事件，描写场面，还是刻画性格，都堪称炉火纯青，字字珠玑。

四、《红楼梦》中的诗歌堪称是艺术奇葩

在前八十回中，各种体裁的诗、词、曲、赋、酒令、谜语等韵文有近二百首。这些诗歌具有双重的审美功能:孤立地看，相当一部分是非常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它们的存在，为全书增添了或高雅或俚俗的艺术品味;而放在全书的大环境中考察，便成为情节、人物、场景以及主题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这些诗歌作品，可以大体分成这样几类:一类是出自前五回中那些贾府之外的旁观者之手，主要的作用是点明全书由色归空的主题，预示情节走向以及人物的命运。其代表是《金陵十二钗判词》《红楼梦曲》《好了歌》及《好了歌注》。第二类是大观园中众女子和宝玉会聚时的创作。有奉元妃之命而作的《大观园咏》和《诗谜》，有结社或聚会时作的《咏白海棠》《咏菊》《咏红梅》《咏风筝》等。这些诗作是《红楼梦》中诗歌的主要部分，不仅具有谶言的性质和推动情节的作用，而且将每个作者的才情、志趣、身份、地位、个性都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来，各人诗作里的句子，甚至可以用来对其身世、性格和行事进行概括，相当准确。例如，史湘云《白海棠和韵》中的“也宜墙角也宜盆”句中注入了自己的身世，薛宝钗《咏白海棠》诗中的“珍重芳姿昼掩门”，“淡极始知花更艳”的句子，明显是对她为人处世风格的自况，而林黛玉《咏菊》诗中的“满纸自怜题素怨”，《问菊》中的“孤标傲世偕谁隐”，则可看出是她情愫的表露。第三类是林黛玉的一些咏怀诗和联句诗。读过《红楼梦》的人，恐怕最难忘怀的诗歌就是那首《葬花吟》了。其中的思想，实际上与佛教的人生是苦、涅槃常乐之旨有明显的一致之处。因此，除了表达出林黛玉丰富的感情世界，这首《葬花吟》也从一个侧面表达了全书色归于空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