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作品的艺术性

首先，在小说情节方面的新开拓。中国古代小说的主要特点就是有完整的情节，而《聊斋》在短篇小说情节的曲折性方面，几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作品相当一部分悬念不断，环环相扣。其情节的生动性，超过了其思想的蕴含。

其次，描写的加强。景物如《王桂庵》中的江村，人物如花一样的婴宁。场面描写如《晚霞》中的水宫各部舞队的演习，壮美处惊心动魄，优柔处清风霁月。细节描写如《促织》的捉斗蟋蟀，将捕捉蟋蟀的人的动作和心理活动刻画得细致入微。心理活动如《小谢》中的秋容与小谢争风吃醋而又不大吵大闹时的心理，分寸感把握得极恰当，表现出两个女子争相向一男子示好时的微妙心理活动。

第三，情节因素的淡化。在《聊斋》中除了一部分作品在情节结撰方面作者下足了功夫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已不甚重视故事情节，而是将叙写的重点放在了人物性格的刻画上。

与此相关，作者在创作中，也不再追求情节的完整性。虽然在叙事模式上，仍然采取传统的全知视角，但是隐瞒了一些环节，形成缺憾，使作品有了余味。大体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意识地略去交代部分，让读者去猜想。二是有意识造成一种缺憾美。这也都好似古典诗词讲求含蓄风格的影响。

第四，语言风格的拓展。作品是用文言写成的，文言一般来说，不太适合写小说，《聊斋》自然也难避免文言之弊。但是用来叙事写景，自有其长处，就是更容易表现出诗情画意，显得优美雅炼。而对话描写，作者有意识地用浅显的语言，甚至有时还加入了白话的成分，这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文言的短处。描摹人物的声音，很是生动。

第五，关于“异史氏曰”的议论与作品叙写部分的关系问题。这种写法，是从《史记》中的“太史公曰”仿来的。但用在短篇小说的结尾处，又有作者的创新和尝试。从形象的描述与议论的关系来看，叙是对生活形象的描摹和事件过程的记叙，议是作者对事件的含义和议论总结。大体上可分成三种情况:一是描写的内容与主观议论相互对应。作者根据对生活现象的理解，概括出自己的观点，两部分互相映照。二是形象大于议论。议论部分或是没有说足形象的意义，甚至可能是歪曲了形象的意义。三是议论中的思想大于形象。作者对生活有深刻的感受和理解，但是限于形象或是篇幅的局限，无法把他的思想完全体现出来。所以他的议论就成为叙写部分的重要补充。或者作品本身很短，但议论部分很长。总之，第一种议论较好，第二种次之，第三种不太可取。小说是文学创作，是虚构的文本，所以作者应当通过形象本身来说话，作者的观点应尽可能的深藏不露，即便偶发议论，也应与形象相互呼应，紧密结合。在作品中夹叙夹议，也不要离开作品的形象。从这种认识来看，作者这种议论并不符合小说的创作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