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儒林外史》的思想

《儒林外史》在中国小说史中，是一部非常奇特的小说。作品假托明代，从“楔子”的元末明初始，到明代后期的万历四十四年止，历时248年。作者并没有写一个贯穿作品首尾的完整事件，只是信笔写出一系列的人物。而作品的主题思想，也主要从作者或臧或否的人物行为中体现出来。可以概括为:作者追求符合原始儒家道德的自然适意人生的正面理想，大胆地批判了异化这种理想的社会力量，即造成扭曲变态人格的后期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端，并且认为这些弊端的主要表现是文人们对功名富贵的追索和对文行出处的轻视，而其深层原因则在于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的导向作用及明清科举的首要内容程朱理学的影响。

作品的第一回叙写了元末明初著名文人王冕的生平。这个人物被作者赋予一层神圣的光环，身上带着儒家的道德理想。而作者在这一回的最后，通过他批判了八股取士的制度:“这个法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轻了。”文指的是理性认识，行指的是身体力行，出指出外做官，处指退隐归家。他所谓的“文行出处”的安身立命之本，指的是传统儒家的道德伦理标准。

因此，作品的思想首先就是批判看轻文行出处，看重功名富贵的儒林各色人等，以及一切不符合文行出处的人物和社会现象。而这些现象在作者看来，与八股取士的制度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这一制度就成为作品社会批判锋芒的主要所向。

作者首先写了被科举制戗害得不人不鬼的两个老童生，为作品蒙上了一种惨厉的气氛。而周进和范进中举前后命运的天壤之别，又让我们看到，社会正常的各种人际关系，都被科举制改变了。

科举制度诞生的官员以及官员的后备队伍贡生监生愚昧无知、腐化无德、贪婪暴虐，整个是群怪胎。科举制的腐朽，已成了这个社会的癌症，将整个社会折磨得形销骨立，奄奄一息。

还有所谓的终南捷径，即当名士，曲线当官，即便当不成官，至少也要混出个名堂来。因此，科举无望的读书人拼命往名士队伍里钻，造成了名士的泛滥，这是作者笔下当时社会的一大奇观。

介于进士和名士之间还有一种文化圈中的奇零人物。这类人不是把文行出处看得太轻，而恰恰相反，看得太重。一种是依附于科举制的藤萝，这不能简单地用道德上的善恶来衡量他们，如马二先生。

还有一种是让科举制度中所包孕的理学思想毒害了的人。明清科举制度用的教材是朱子及其门徒注的四书五经，修习这样的书当然首先要牺牲掉自己自由思想的权力，成为唯朱子马首是瞻的思想奴才。聪明的，将这作为一块敲门砖，一旦用过，就弃之蔑如;而迂腐的，就无法自拔了。

而正是有这两类人，才可以看出，科举制度是真正的一柄双刃剑，一面是当官逐名利，另一面是封建礼教。只要入了进去，或是被杀，或是杀人。

作者有着强烈的挽狂澜于既倒，舍我其谁的道德热情。这种思想主要从三个方面表现出来。

首先表现在具有人道思想的上层人士对孤苦无靠的下层百姓的悯爱。其次，作者对那种朋友有难，两肋插刀的古道热肠的人物，显然是赞慕不已。第三，不拘身份地位高低的朋友之情。在作品里，写得最动人的也许就是向鼎与鲍文卿之间那种真金一样的感情。

作者还对以原始儒家理想来挽救世道人心，表现出了巨大的热情。作品中写了三次文人的大聚会。一次是娄家二公子的莺脰湖大会，第二次是杜慎卿莫愁湖大会，都写出了名士生活的空虚。作者对此也是不屑一顾的。但经过这两层铺垫后，第三次大会作者精心结撰的泰伯祠开光大典。吴泰伯在儒家中，并非是什么重要的圣人，但是他身上体现出的那种关心他人重于自己的仁爱谦和，为了家族和国家的利益不惜放弃一切的精神，正是作者所热切呐喊，急切盼望回归的。作者在写到泰伯祠倾颓时，对于他心目中的那些理想人物，显然并没有抱什么希望。

所谓真人在民间。作者写了几个他理想中的下层人物如沈琼枝、凤四老爹，特别是他又专用市井四大奇人作结，可见他在对自己这类空有满腹热情，却无用武之地的人失望之后的又一个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