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水浒全传》的内容和思想

《水浒传》的内容是描写北宋后期山东梁山地区宋江领导的一次农民起义。从传说到文学，保持着单篇连缀而成的较原始的面貌，思想倾向也相当复杂。

上个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对于《水浒传》的主题，基本上是围绕着阶级斗争学说展开的。主要观点有农民起义说、投降说、忠奸说、市民精神说等。进入90年代以后，学界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如理想国说、乱世忠义悲歌说、人类寻求安全而不得说、封建社会后期反抗者的反抗与追求反映说、反道学精神说、多元主题并以讽喻为主说，等等。

一、作品的故事情节过程的双重意义

应该用复合主题的观点来看待《水浒传》的主题。《水浒传》的前七十回与后五十或三十回，有着不同的，甚至冲突的主题。前七十回是官逼而民不得不反主题，后五十或三十回是返归封建正统效忠君主为国捐躯的主题。这两个互相冲突又紧密相连的主题，是通过对梁山英雄好汉们起事造反又最终被招安失败的这个完整的过程来体现的。

官逼民反主题

第一，艺术地、真实地描写了封建社会下层民众因为统治者的压迫和剥削，而进行造反起义的发生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由个人或小集团的反抗到有组织，有纲领的与封建王朝全面对抗。

《水浒传》中不同身份的人，在社会上层统治集团的逼迫下，不约而同地走上反抗道路的详细过程，表现了官逼民反的真实情况。

作品揭示了统治者的残酷压迫是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反映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深刻矛盾。

冲突的反方是封建社会中的统治者。作者把高俅发迹作为开端，有良苦的用心。说明乱自上作，起义是统治者逼出来的。以他作为中心，组成了一张巨大的统治网络，他们上下勾结，对人民形成强大的压力，使一切善良的人躲不开，往往连起码的生存条件都失去了。

冲突的另一方是起义的好汉们。通过把造反者当作正面人物来描写，揭示了他们在官逼之下不得不走上造反道路的真实过程。这不仅有统治集团之外的各阶层人士，而且包含统治集团内部的成员，有的还是非常重要的成员。

第一类人是生活沦入赤贫境地，已无法生存的农民或与类似角色的造反，有李逵、三阮和解氏兄弟，以李逵为代表。

第二类人的成分很复杂。包括不是直接从事物质产品生产的贫民和下层知识分子，义军头领中的大多数人都属此类，鲁智深、武松和吴用是这类人的代表。他们被逼上梁山，各有各的原因，但总的来说，都是统治者的逼迫。

最能体现逼上梁山的“逼”字的，是林冲。他之上梁山，充分暴露出官逼民反而民不得不反的现实。他的典型意义还在于，苟且偷安是没有出路的，对于暴虐的统始者只能是以暴抗暴。

第三类人是大地主贵族以及其他原属统治集团的高级人士。这类人本是封建制度庇护的对象，是现行体制的最大受益者，因此也是现行制度的最坚定的拥护者。但是其中相当一部分成员也被逼上梁山。柴进是个累代丹书铁券的大贵族，只是一个小小的知府的小舅子殷天锡为了霸占他叔父的花园行凶被李逵打死，就把他逼到了死牢里。最终不得不舍弃一切，上了梁山。

从社会各阶层不同人物殊途同归，被逼上梁山的过程，表现了作者官逼民反的思想。这些人物系列揭示了统治者对社会各阶层的压迫是造成农民起义的客观原因，这是《水浒》主题最深刻之处。

第二，主题的第二个部分，即通过正面地描写义军接受招安这个事件来表现作者本人的忠于封建制度、封建朝廷和封建君主的观念，这具体地体现在梁山义军失败的原因和过程中。

从八十一回始，开始描写义军的失败过程。一看而知，义军的失败在于接受招安。

好汉们对招安有三种态度，一种是坚决反对，主要是出身下层的人;一种是顽固坚持，宋江是代表;第三是拥护者，主要是上层人士，尤其是原来的朝廷官员。接受招安既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

内部原因，首要也是最重要的就是领袖宋江的作用。宋江一上山，就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简单的一字之差，对忠和义的强调有了明显的不同。其次义军内部人员的鱼龙混杂，也是因素之一，大量非义军主要依靠力量的贵族地主和朝廷官员涌入。他们本来是统治集团的一部分或是统治集团依靠的社会基础，迫不得已勉从梁山暂栖身，是宋江接受招安政策最坚决的拥护者。外部原因是朝廷的怀柔政策。在一系列暴力镇压失败后，便改为使用招抚政策。外因通过内因发生了作用。这样，双方一拍即合，取得了一致，招安便成为了现实。这种描写有深刻的认识价值，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宋江个人的品质问题，这是历史的大背景造成的。

《水浒传》中好汉们的结局是个大悲剧，魂聚寥儿洼的描写令人不忍卒读。这种悲剧性的结局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非常少见。作者对招安是持肯定的立场，这是他的传统忠义思想使然。但是他又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所以他没有将义军的结局写成高官厚爵，封妻荫子皆大欢喜的结局。因此他陷入了矛盾的境地，这就是既要肯定招安，而又要真实地写出招安后的悲剧结局。他感到了矛盾，但他还是想尽量化解这种矛盾。一方面他认为接受招安是完全必要的。这是作者对封建制度的高度认同观决定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不能危及统治的根本。

二、作品中最重要的人物形象宋江，也是作品双重主题的主要承担者

宋江既是义军的卓越领袖，又一心谋求招安，这两个不同的属性都统一于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中，分别隶属于“义”“忠”观念。义和忠是他性格中的两大组成部分。这与他特殊的出身和身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他出生于一个中等的地主家庭，较为优裕的生活条件使他不必为生存奔波，为他的行侠施舍提供了物质的可能;同时他的小官吏身份给他创造了既能了解下层民众的生活，同官府有广泛地接触，又和江湖好汉保持密切联系的条件。在忠和义可以兼而顾之的时候，他生活得悠游自在，企图在社会的夹缝中求得生存，做个既要全忠，又要仗义的人物。宋江的性格，以上梁山为界，可分成两个阶段。前期以义为主，但是忠也在起着重要作用;后期以忠为主，但义字也未被他忘怀。

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上指符合正义或道德规范，与“仁”有着重合。但是在下层文化中，则被赋予了特定的含义，比如一诺千金、轻财重谊，民间常褒称为江湖义气，以至损富益贫，反抗非正义的统治者等，因此这一“义”会与“忠”形成对立。宋江之义也属此类。在他登场的时候，性格中义的成分居多。但在这时也不能说他不忠。这时忠与义的矛盾没有涉及他本人的根本利益，所以没有在他的行动上充分表现出来。

杀惜是宋江走上反抗道路的开端。在被朱仝义释后亡命江湖，大闹清风寨，打算上梁山。这时，他的义在他的价值序列中明显占了上风。但是在赴梁山的路上，却收到了石勇捎来的弟弟宋清佯报父亲病亡的家书。在孝与义相冲突时，“孝义黑三郞”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孝，回家奔丧。由于孝与忠在伦理上基本同构，可见这时忠的观念仍对他有着重要的影响。

后期忠则占了上风，义服务于忠，忠则使他谋求招安。上梁山后，他的效忠朝廷的思想在逐渐发展。上梁山不是为了同官家作对，而是曲线尽忠，即使是攻城略地时也说成是扫除奸佞，为了以后将义军作为招安的资本。在他领导下，义军的性质迅速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不厌其烦地利用一切机会向朝廷表白，一方面在义军内部加紧工作。有的人一拍即合，有的人被义感化。所以造成了招安的结局。

总体上看，这个人物是由义向忠。当然，这个过程并不是个直线发展的过程，而有过多次反复。这个人物有相当的艺术真实性。他有领袖人物的气质，表现在会用人，善于团结人，并且善于把握战略性全局性的问题。所以说，没有这个人物，就不会有义军的鼎盛。但恰恰是他，又是使义军事业失败的关键人物。作品中真实地描写了他性格中两种因素此消彼长的过程。这是作者倾全力歌颂的人物，是作者思想的主要承担者。

总之，对于《水浒传》的主题可以做以下概括:

官逼而民不得不反。作品前七十回写了众多英雄被黑暗的社会和腐朽的统治者逼上梁山的故事，从不同角度说明了这一点;民众造反是为了改善封建统治的环境，而不能危及封建制度和最高统治者，即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在个人受压迫损害与封建统治根本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人应作出牺牲，成全封建统治者的根本利益;造反者不要想着授官晋爵、封妻荫子、光宗耀祖，而最好是功成身退、归隐湖山，如同燕青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