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离骚》反映的思想

1．存君兴国的美政理想

“既莫足与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对屈原所说的“美政”，如果冷静地看，我们只能说这是超越现实的理想。诗人所推崇的“三王”之政，“尧舜”之治，实际上是儒家虚构的产物；他一再提出的以民为本、修明法度、举贤授能等政治主张，虽然在春秋战国时代作为一般的原则已经得到普遍赞同，但在实际统治中，也不可能得到真正地实行。而屈原却始终要求以他理想中的“美政”改造楚国，并以此照出楚国政治的黑暗，批判楚国君臣的昏庸和贪鄙。当他认识到美政不可能实现时，就宁可怀抱理想而死。我们决没有理由指责屈原的“偏激”，指责他的理想“不切实际”。因为理想本身是照耀人类前进的光芒，为理想而奋斗是人类不可缺少的、得以摆脱平庸苟生的伟大精神。

2．深沉执着的爱国情感

“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忽临睨夫旧乡，蜷局顾而不行。”对屈原的爱国精神，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屈原的爱国和忠君连在一起，二者密不可分，楚怀王已经昏庸胡涂，楚国已经毫无希望，所以屈原没必要那么深深地爱着他的楚国；另一种意见认为屈原的爱国是一种狭隘的观念，当时秦统一六国已经是大势所趋，屈原要“存君兴国”，是不现实的，只能是悲剧的结局。这两种看法都有一些片面性。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我们只能把屈原的爱国精神放到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去考察。在那个时代，君国一体，屈原也只能把振兴楚国的希望寄托于楚王身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可厚非。而且他的爱国还有爱民的因素在内，面对着“虎狼之国”的秦国的侵略，屈原对自己祖国和人民的前途心忧如焚，如果像苏秦、张仪之流那样“朝秦暮楚”，屈原完全可以名利双收。所以屈原的爱国，没有一点为自己的私家利益的因素，完全建立在为国家、为人民（包括楚王）的基础上，而且为了祖国和人民以死殉国，如此深沉执着的爱国感情，何等坚贞！何等纯洁！因此对屈原的爱国精神应该给以充分的肯定。

3．放言无惮的批判精神

“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竟周容以改度。”屈原在作品中满怀忧愤，责数楚王之昏惑，揭露世俗之混浊，痛斥群小之邪僻，表现出可贵的批判精神。对此，班固评价说他“露才扬己”，“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北朝颜之推说“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他们是站在封建正统和儒教的立场上评价屈原的，这正好从反面说明了屈原的批判精神之可贵。如果当时屈原面对不幸的遭遇而委曲求全，一味退让，也就没有后世人们心目中伟大的屈原的形象和不朽的诗篇《离骚》了。应该说，屈原的那种放言无惮的批判精神，在中国古代奴气十足的专制社会里，是难能可贵的。它对后世一些正直的文人有很大的影响，如司马迁、李白、韩愈等。他们正像鲁迅所说的，是“中国的脊梁”。

4．独立不迁的峻洁人格

屈原的独立不迁的峻洁人格，与他高贵的出身、高尚的品德修养等因素分不开。诗人在《离骚》中抒写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对假、丑、恶的无情鞭挞，倾诉了坚持操守、九死不悔的坚定意志，表达了不与小人同流合污的坚强决心。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当诗人意识到自己和他所属的群体——楚国贵族集团——完全处于对立状态时，不仅没有恐惧感，反而产生了一种自豪感。“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他在孤立中看到自己的高大，而对孤立他的社会投以蔑视，其峻洁人格，“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但还应该看到，屈原的峻洁人格在当时的楚国是超前的，超群意识与忠君意识的结合，不能不说是酿成诗人悲剧的一大心理因素。而从根本上说，诗人的悲剧乃是其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其人格依附于君主的矛盾冲突的必然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