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史记》的思想核心

1．实录精神

《汉书·司马迁传》说学者“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叙）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质，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其中最重要的是“不虚美，不隐恶”，这成了后代一些正直的史官秉笔直书必须遵循的原则。他在对史料的分析、处理过程中，始终贯穿着自己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寄寓了自己的社会理想和人格理想。史家必备的才、学、识、胆在司马迁身上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2．批判精神

总体上看，《史记》不是一部为统治者唱赞歌的史书，而是一部批判性的史书。尤其对汉王朝的历史，对当代汉武帝时代的政治，司马迁始终保持冷峻的眼光。例如，对汉王朝开国皇帝刘邦，在肯定他的开国功绩的前提下，司马迁毫不留情地描绘了刘邦的乡村无赖相和自私、刻薄的心理。即使对一代雄主汉武帝，司马迁也大胆揭露了他任用酷吏、残害人民、任人唯亲、压制人才以及迷信神仙虚妄之说等等行径。《封禅书》写武帝求仙访道的荒唐可笑的事实；《平准书》记载武帝为享乐和对外发动战争而加重税敛。《酷吏列传》细致地记述了围绕在武帝周围的一群酷吏：张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最受武帝信任，治狱时，巧立名目，不问是非，专以武帝私心好恶为标准。王温舒任河内太守，大肆捕人，“连坐千余家”，“流血十余里”，按照律令，立春后即停止用刑，这个嗜杀的酷吏，竟气急败坏地顿足：“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司马迁满怀激愤地写道：“其好杀伐不爱人如此，天子闻之，以为能，迁为中尉。”原来武帝是这群刽子手的总后台。至于官僚阶层中种种厚颜无耻的现象，更是充分呈现于他的笔下。这些揭露和批判，并不带有丑化的性质，而是具体真实可信的，体现了人物的真实性格和史实记录。从中体现出一种深刻的怀疑和思考：历史上获得成功的人物，正在掌握权势的人物，并不像他们宣称的那样，是因为具有高贵的品质和道德正义，才得到他们的地位。有时恰恰相反，品德高尚和信守道义的人物，到往往是遭遇不幸和失败的，就像与刘邦相比远为坦诚和自尊的项羽，与武帝的宠臣相比远为正直和勇敢的李广，都不免以自杀结局。司马迁对历史的这种描绘，足以启发人们作一种深刻的反省。

3．人本精神

《史记》首创的以“纪传”为主的史学体裁，第一次以人为本位来记载历史，表现出对人在历史中的地位与作用的高度重视。过去的历史著作也都记载了人的历史活动，但这些记载都是以时间和事件为本位的，人的主体地位未能被充分地意识到和表现出来。而且，这些历史著作中的人物总体说来，一是多集中在社会上层，二是多为政治人物。《史记》所记人物，虽然仍以上层人物为主，但其范围已扩大到整个社会，包括社会中下层人物和非政治性人物。诸如帝王、诸侯、农民领袖、将帅、后妃、宦官、文学家、思想家、刺客、游侠、商人、戏子、医师等等，所涉及的人物四千多个，重要人物数百名，显示出形形色色的社会生活的各个不同侧面。这表明司马迁认识到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组合体，各个阶层的人物都在社会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历史是由英雄和平民百姓共同创造的，而不仅仅是由少数英雄创造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他承认农民起义的合理性，对陈胜、吴广起义，他说陈胜虽死，灭掉暴秦，是由陈胜首事，破例将陈胜列在“世家”中去写，把陈胜看作商汤、周武王灭虐创新的人物。同样地，司马迁也以极其饱满的热情写了《项羽本纪》，主要是因为项羽也是一个在秦末“乘势起陇亩之中”，一往无前地摧毁暴力统治的英雄人物。再者，他还歌颂了反抗暴政的刺客、侠客和一些具有优良品质的中下层社会人物。《史记》专辟《刺客列传》描绘了曹沫劫齐桓公、专诸刺吴王僚、豫让刺赵襄子、聂政刺韩相侠累、荆轲刺秦王等事件，对刺客们视死如归、反抗强暴的行为做了生动的描写。《游侠列传》写了一些救人之急、解人之难的侠义之士，“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如朱家、郭解等。还有《魏公子列传》中为魏公子出计窃符救赵的夷门监者侯嬴，椎杀大将军晋鄙的屠者朱亥，促使魏公子归赵救魏的毛公、薛公。他们虽地位低下，但都具有一些优良品质，司马迁对他们进行了热情的歌颂。其后两千年的正史，绝少写这样的人物和内容，所以班固说：“其是非颇谬于圣人。”（《汉书·司马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