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离骚》的内容和结构

尽管对《离骚》的写作年代和题旨有不同说法，一时难下定论，但仍可以这样明确地概括：这是屈原在政治上遭到严重挫折，面临个人的厄运和国家的厄运，对于过去和未来的思考，是屈原心灵历史的记载，是一篇崇高而痛苦的灵魂的自传。

《离骚》全诗分为前后两大部分。开头到“岂余心之可惩”为前半篇，侧重于对以往经历的回顾，多描述现实的情况；后半篇则着重表现对未来道路的探索，并主要通过幻想形式来表现。

在前半篇中，由三方面的人物，即诗人自我、“灵修”（楚王）、“党人”，构成激烈的矛盾冲突。开篇叙述自己有高贵的出身，崇高而美好的人格修养，意在表明自己对楚国的兴亡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诗人自我的形象，代表着美好而正义的一方，诗人自信他的理想和主张能够把楚国引向美好的境地。但是当时楚国有一批“党人”（结党营私的小人）代表邪恶的一方，处处同诗人作对，他们只顾苟且偷生，使得楚国的前景“路幽昧以险隘”；而且他们还“内恕己以量人，各兴心而嫉妒”，“谣诼谓余以善淫”，诗人处在被围攻的困难境地。

那么，掌握楚国最高权力、能够决定上述双方的成败并由此决定楚国命运的楚怀王，又如何呢？他却是昏庸糊涂的。由于楚王是楚国的象征，诗人对他抱有绝对的忠诚，楚王也曾经一度信任和重用过诗人，但他最终却受了“党人”的欺骗蒙蔽，“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由此导致了诗人的失败和楚国的危机。

这就是诗人在诗中描绘的楚国政治的模式，这一模式能够把君王的过失与党人的邪恶区分开，从而既满足忠君这一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又能在此前提下高度肯定诗人自我的人格和理想。这一模式在后世仍然被人们反复地使用着。

诗人在政治上受到沉重打击，甚至连他亲手培养的人才也纷纷转向“党人”，它处在完全孤立的境地，但这却进一步激起了诗人的高傲和自信。在诗中他反复地使用象征手法来表现自己高洁的品德：饮木兰之露，餐秋菊落英，戴岌岌之高冠，佩陆离之长剑，又身披种种香花香草。同时，诗人坚定地、再三地表示，决不放弃自己的理想而妥协从俗，宁死也丝毫不改变自己的人格：“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虽然，诗人在理智上是坚定而明确的，但这并不说明他在感情上不存在迷惘和痛苦。《离骚》后半篇借助于神话，以幻想形式展开了他的内心深处的活动和对未来前途的探索。一开始，诗人假设一位“女媭”对他劝诫，认为他的“婞直”不合时宜，这实际上是诗人内心的一种想法，表明诗人对自己的操持也曾经有过怀疑。于是诗人去向他所崇拜的大舜（重华）“陈词”，表述治国之道和自己的操持，实际上这是借“陈词”否定了先前的迷惘即“女媭”的批评。这是诗中展现的第一层感情的波折。

既不能随俗从流，又遭到“党人”的围攻，还得不到楚王的信任，出路到底在哪里？于是诗人升天入地，上下求索，探求出路。他先来到天界，想接近天帝，向天帝陈词，但“帝阍”（守门者）却拒绝为他通报，这表明重新获得楚王信任的道路已经被彻底阻塞。他又降临地上“求女”，但那些神话和历史传说中的美女，或“无礼”而“骄傲”，或无媒而相通，这又表明无法找到能够理解自己、帮助自己的知音（或说“求女”是为了再一次寻求君臣遇合）。这是第二层感情的波折。

升天入地找不到出路，诗人转而请巫者灵氛占卜、巫咸降临指点，灵氛认为留在楚国毫无希望，劝他离国出走；巫咸劝他留下，等待君臣遇合的机会。但后一种道路已经被证明是无望的，他只能采纳灵氛的意见。于是，诗人驾飞龙，乘瑶车，扬云霓，鸣玉鸾，自由翱翔在一片广大而明朗的天空中。“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而娱乐。”诗中出现了一片迄今从未有过的神志飞扬、欢愉无比的气氛。这表明，诗人认识到离开楚国确实是一条摆脱困境和苦闷的道路。这在当时并不是不可理解的选择。春秋以来，包括孔子、孟子、荀子在内的众多贤才从事政治活动的范围都不限于本国。但这对于屈原，最终仍无法接受，因为他太爱他的国家了。在幻想中，正当其“高驰邈邈”之时，“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他发现自己根本无法离开故土。于是，在这里发生了第三层巨大的感情波折。

既不能改变自己，又不能改变楚国，而且不可能离开楚国，那么，除了以身殉自己的理想，以死完成自己的人格，就别无选择。全诗总结性的“乱辞”这样写道：“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以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离骚》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辉异彩。诗人以炽热的情感、坚定的意志，追求真理，追求完美的政治，追求崇高的人格，至死不渝，产生了巨大的艺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