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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两汉文学史
1.1.5.6.3 三、韩非文章的艺术特点

三、韩非文章的艺术特点

《韩非子》标志着先秦理论文的进一步发展。其实,后世的理论文章,可以与之相比的也不多。《韩非子》的艺术特点有以下三个方面:

1.逻辑严密、论述细致、条理清晰。如《难一》第二则先讲舜“躬藉处苦,而民从之”,并借仲尼的赞叹,摆出了“圣人之德化”这一论点,接着便指出对方的矛盾:“舜之救败也,则是尧有失也。贤舜,则去尧之明察;圣尧,则去舜之德化,不可两得也。”使对方左右为难,不能自圆其说。最后亮出自己的观点:君主不必亲历劳苦去实施“德化”,应以“处势而矫下”为要务,文章逻辑严密,有破有立,极富说服力,其论文大多如此。

2.文风峻峭,锋利无比,语气坚决而专断。韩非之文,不同于《论语》的雍容和顺,不同于《庄子》的汪洋恣肆,也不同于《孟子》的气势浩然。韩非的文章如《五蠹》、《孤愤》充分表现他本人的政治主张和对社会的批判,既有对战国时期法家人物命运的不平之气,也交织了韩非本人的不幸,悲愤激越之情溢于言表。正因为如此,其文章恣意凌厉,危言耸听,颇有法家专断峻刻的作风。

3.还善于运用大量的譬喻和寓言故事来论证事理,增强了文章的生动性和说服力。韩非子的寓言故事,有对社会上愚人的嘲讽。比如《自相矛盾》写一个卖矛和盾的人,夸赞其盾:“吾盾之坚,物莫能陷也。”又夸其矛:“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因而陷入自相矛盾之中。《守株待兔》则批判了墨守成规、死抱老经验的人。《滥竽充数》则表现了对愚妄、欺骗的社会风气的批判。其寓言大多取材于现实,说服力强,对后世启发颇深。

《韩非子》文章冷峻峭刻,锋芒逼人,情感沉郁,在先秦诸子之文中独具特色。刘熙载《艺概·文概》:“韩非锋颖太锐。《庄子·天下篇》称老子道术所戒曰‘锐则挫矣’,惜乎非能作《解老》、《喻老》而不鉴之也。”

《韩非子》作品

孤愤(节选)

【题解】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卷四录旧注:“言法术之士,既无党与,孤独而已。故其材用,终不见明。卞生既以抱玉而长号,韩公由之寝谋而内愤。”梁启雄《韩子浅解》引梁启超语:“本篇言纯正法家与当途重人不相容之故及其实况,最能表示著者反抗时代的精神。”

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1〕。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不能矫奸〔2〕。人臣循令而从事,案法而治官〔3〕,非谓重人也。重人也者,无令而擅为〔4〕,亏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5〕,力能得其君,此所为重人也〔6〕。智术之士明察,听用,且烛重人之阴情;能法之士劲直,听用,且矫重人之奸行。故智术能法之士用,则贵重之臣必在绳之外矣〔7〕。是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8〕,不可两存之仇也。

当涂之人擅事要〔9〕,则外内为之用矣〔10〕。是以诸侯不因〔11〕,则事不应,故敌国为之讼〔12〕;百官不因,则业不进,故群臣为之用;郎中不因〔13〕,则不得近主,故左右为之匿〔14〕;学士不因,则养禄薄礼卑,故学士为之谈也〔15〕。此四助者〔16〕,邪臣之所以自饰也。重人不能忠主而进其仇,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烛察其臣,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

【注释】

〔1〕烛私,洞察阴私。

〔2〕矫奸,纠正恶行。

〔3〕案法,依据法律。

〔4〕擅为,独断专行。

〔5〕耗国以便家,损害君国而利于私家。古代君称国,大夫称家。

〔6〕此所为,即此所谓。为,通“谓”。

〔7〕在绳之外,不为法所容。绳,法也。

〔8〕当涂之人,当权之贵人。涂,通“途”。

〔9〕擅事要,执政权。

〔10〕外内为之用:外,列国诸侯;内,人君左右。

〔11〕因,依附,亲近。

〔12〕讼,通“颂”。下同。

〔13〕郎中,人君左右之服役者。

〔14〕为之匿,为之隐瞒恶行。

〔15〕为之谈,为之说好话。

〔16〕四助,诸侯、群臣、左右、学士。其皆有助于重人,故谓之“四助”。

辑 录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韩非,出身韩国贵族,喜刑名法术之学。与李斯同师事荀卿,李斯自叹不如。曾上书劝谏韩王变法图强,未被采用。他口吃不能道说而善于著书,著《孤愤》、《五蠹》、《说难》等十余万言。他综合了商鞅的“法”治,申不害的“术”治,慎到的“势”治,提出“法、术、势”三者合一的封建君主统治术。他认为言法不言术,则不能控制大臣;言术不言法,则下民无所适从;有法、术而无势,则大权旁落。韩非的作品流传较广,秦王政见其《孤愤》、《五蠹》后感叹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公元前234年韩非为韩出使到秦国,不久因李斯等人陷害,自杀于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