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诗经》的应用和流传

“诗三百”最初主要用于典礼、讽谏和娱乐，是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行教化的重要工具。《诗经》编辑成书后，广泛流行于诸侯各国，运用于祭祀、朝聘、宴饮等各种场合，在当时的政治外交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左传》中大量记载了诸侯君臣赋诗言志的实例，如《晋公子重耳之亡》中秦穆公和重耳赋诗的例子。在诸子百家著述中引“诗”的例子也屡见不鲜，如《孟子·齐桓晋文之事》中齐宣王引《诗经》的“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等例。孔子广招弟子传道授业，曾以“诗”教授学生，并对学“诗”的重要性和社会功用有独到的见解。如《论语·阳货》：“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里所谓“兴”，起也，这里指感染作用；“观”，观察、认识；“群”，聚集，犹现在所说的“团结”、凝聚；“怨”，怨刺，讽刺，讽谏。可见，孔子特别强调《诗》的实用价值。

《诗》被秦始皇焚毁之后，因为易于记诵，应用广泛，人们普遍熟悉，所以仅靠人们的口耳相传得以保全。汉代有齐（齐人辕固生）、鲁（鲁人申培公）、韩（燕人韩婴）、毛（大毛公鲁人毛亨和小毛公赵人毛苌）四家传授《诗经》。齐、鲁、韩“三家诗”当时并列于官学，书写用汉代通行的隶书，称为“今文诗”；“毛诗”晚出，用先秦古文字书写，称为“古文诗”。“三家诗”盛时，“毛诗”受压，“三家诗”在东汉趋于衰微，“毛诗”代之而兴，“三家诗”先后失传，存者唯“毛诗”，即今之《诗经》。东汉大经学家郑玄为之作《毛诗传笺》，唐代孔颖达作疏为《毛诗正义》，宋代朱熹作《诗经集传》，清代马瑞辰作《毛诗传笺通释》、陈奂作《诗毛氏传疏》等，这些都是《诗经》研究的权威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