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史记》的创作目的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史记》的创作目的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所谓“究天人之际”，就是要探讨天道和人事之间的关系。在《伯夷列传》中，司马迁向传统的“天道”挑战，认为通常所说的“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其实是毫无根据的。因为从历史人物的实际遭遇看，奸邪小人往往安富尊荣，公正刚直之人终生苦难，司马迁感叹道：“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在《项羽本纪》中，太史公抓住项羽“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加以评论，认为项羽的失败完全是他政治上、军事上犯了一系列的错误造成的，绝不是“天意”的结果。从这一点来看，《史记》具有科学性。

所谓“通古今之变”，就是要通过历史的发展演变，寻找历代王朝兴衰成败之理。司马迁认为历史是通过各种改革向前演进的，因此他对于历史上出现的政治改革，总是采取称赞的态度。如对战国时期吴起的改革、商鞅的变法促进历史前进的作用就有一定认识，说吴起改革的政绩是“诸侯患楚之强”；商鞅变法的政绩是“行五年，秦人富强”，“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对秦始皇的问题也是如此，司马迁曾称“秦为暴秦”、“无道秦”、“虎狼之秦”，但对秦始皇实行改革的功绩还是肯定的，“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反映出一个历史家“通古今之变”的眼光。而且司马迁往往透过一些历史现象，来观察一个时代或一项具体制度由盛而衰之理。历史的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是有迹可寻的，而且往往“盛”中包含了“衰”的因素。如《平准书》中记述武帝盛世太平，但孕育着衰败的因素——富贵者役财骄溢、争于奢侈，“物盛而衰，固其变也”。说明司马迁在研究历史时，注意历史事实的因果关系，注意说明历史的转化，带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所谓“成一家之言”，就是借写这样一部历史著作，来表达他的某些独到的历史见解，表达他的某些社会、政治思想。《太史公自序》中说他的理想是使《史记》成为《春秋》第二，他自己成为第二个孔子。当时人们普遍这样认为，孔子“因史记（鲁史）作《春秋》，以当王法”，这部王法“记天下之得失，而见其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无传而著”，它“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孔子之所以借历史来寄寓理想，是因为孔子说过：“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名也。”司马迁写《史记》，窃比《春秋》，也是寄寓理想于其中的，而他的理想也是靠历史事实的叙述来体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