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客观条件

从文化上看，汉武帝重视文化上的建树。《汉书·艺文志》：“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实秘府。”刘歆《七略》：“孝武皇帝敕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山。”而且按照当时的制度，“天下遗闻古事靡不毕集于太史公”，即都掌握在史官的手里，这就为编纂大规模的历史著作准备了极其便利的条件。

从社会发展看，西汉统一大帝国的建立，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从西周到秦朝，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分裂状态和纷争的局面，秦统一中国，但历史很短，直到汉代，特别是汉武帝时代，中国大一统的局面才算巩固下来。这时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形成了，各项具体法令制度也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因此对以往的历史做全面总结的要求也就提出来了。中国本来就是一个重史的国家，汉代以前的史书虽然出现得不少，但或分国，或断代，从规模和体例上，都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新要求。于是一种通古今之变的新体裁的历史著作，也就应时代要求而出现了。从这个意义上看，司马迁的《史记》是他天才的独创，也是时代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