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汉代文学的新特点

在上述时代、历史、思想、文化背景下，汉代文学呈现出与先秦文学不同的一些新特点。具体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文学的价值开始受到重视。这一点需要与先秦文学对照来看。先秦文学的许多作品，除《诗经》、《楚辞》外，本身都不是文学作品；其写作目的，是为了表述政见、记载历史或探讨社会生活法则，而不是追求文学的美感。只不过后人可以从中析出文学因素和文学价值来。就《诗经》来说，虽然在春秋时代就已经成为典籍，但人们却又不是把它当作文学作品来看待，而是重视它在礼仪和人伦教化方面的作用。《诗经》的命运就是它的地位越高，离作品本来的文学意义就越远。《楚辞》是富于文采的抒情诗，这表明生长于南方文化土壤上的屈原等诗人，已经率先认识到了文学的价值。《楚辞》正是对汉代文学影响最大最直接的作品。但必须注意到《楚辞》只是局部地区和少数作家的作品；而且，就诗人的创作目的而言，其政治因素恐怕还是高于艺术因素；再说，先秦时期的文化人，可以分为政治家、哲学家、军事家、外交家等等，没有一个就其社会身份而言可以称为“作家”的人。屈原就创作成就来说是伟大的文学家，但其社会身份是政治家。也就是说，在先秦时代，没有人能够单单或主要凭借其文学创作的成就而得到社会的承认和重视，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所以从总体上说，先秦还不是文学的价值受到重视的时代。

汉代的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文学的地位即使不如政治、哲学那样显要，至少已经被看作是人类精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一时期虽然还不是文学自觉的时代，但文学的价值开始受到重视。具体表现之一，是出现了汉赋（又泛称辞赋）这样一种完全以文学感染力本身为目标的文学样式。汉赋是从楚辞演变而来的。虽然由于它的堆砌辞藻的习惯加深了文字的隔阂，对于今人来说已经很难欣赏，但它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和作用，却绝不能忽视。这种文学样式的本质，就是以经过精心安排的美丽的文字、整齐的句式、严谨的结构、表现社会和自然的种种奇特事物和绚丽景象，刺激读者的感受力和想象力，获得审美快感。语言在汉赋中不仅是表达思想的工具，而且是同音乐中的声音、旋律一样，本身就是艺术的直接表现。这种样式，最容易使文学的意识得到确立。

2．文学创作的兴盛。以汉武帝时代为例，作家和作品数量之多是前代所没有的。不但武帝本人爱好辞赋，而且还出现了司马相如等一批专业辞赋家；据班固《两都赋序》说，成帝时整理从武帝以来各种人士奏献给朝廷并且还保存着的辞赋，总数有一千余篇。东汉张衡更用“作者鼎沸”来形容他那个时代辞赋创作的情况。这在先秦时代是无法想象的。

3．作家群体的生成。即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文学活动的文人群体。这里主要指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一批辞赋作家。他们仅仅凭藉文学才能而得到官职，并以文学写作为自己的主要事业。这一现象，是先秦时期所未曾有过的，而在此后的中国文学史上则成了惯例和常态。

关于作家群体的生成，有五点原因：解读文学典籍成为时尚；兴起献纳辞赋的风气；汉代诸侯王、天子、外戚对文人的招纳任用；乐府、东观、鸿都门学的设立；游宦的兴盛。其中最主要的是第三点。西汉初，战国时代养士的风习还残留在人们的意识中，那些诸侯王像战国诸侯一样，喜欢在自己的宫廷中收罗人士；那些士人也像战国游士一样，投靠在诸侯、王公的门下，以自己的一技之长为之服务，作为谋生的手段。但时代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西汉时的诸侯王已经不具有战国诸侯的独立地位，也不愿或不敢以“富国强兵”为号召，因此，他们宫廷中士人的任务，也不能像战国时代那样，以外交、军事等活动为君主谋取霸权。他们只能从纵横之士向宫廷文人转化，主要以文学活动为君王提供精神享受，同时在政治上提供一些建议、批评。枚乘、司马相如，起初都曾在梁孝王宫中担任过这种角色。武帝对辞赋特别爱好，即位后，便大力搜罗这一类文人到中央宫廷中来。例如，枚乘死在受召入宫途中，他的儿子枚皋便代替了他；武帝读了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大为赞叹，以为是一位古人，恨不同时，一听说他还在世，马上把他征召入宫。他们之所以被赏识，完全是因为文学的关系。完全可以说，在武帝的宫廷中，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文人群体。大致到东汉以后，文人的活动不再局限于宫廷，开始出现在社会中活动。他们以作品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而不再是取悦于君主的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