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　述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鉴于春秋战国时期纷争不断的历史教训，秦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又筑长城，修驰道，颁令车同轨，书同文，划一度量衡。这些措施对于加强政权的统一，具有积极进步的意义。但与此同时，秦统治者在文化上采取极其野蛮的政策。一方面他们“杀豪强、毁名城、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过秦论》）；另一方面“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过秦论》）。不只焚书，又进而坑儒。《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仅始皇三十五年一次即将“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秦之坑儒，非止一次。秦的文化专制，因焚书坑儒而发展为文化恐怖，在中国历史上，造成空前的文化浩劫。此后15年间，战国百家争鸣结束，诸子异说绝响，《诗》、《骚》抒情传统也随之消歇。加之秦代较短（37年），所以秦代学术不发达，其文学也很不发达。

当然，说秦代文学是一片沙漠，也不属实。秦代也还有一些文学成果值得注意、肯定。比如李斯的《谏逐客书》气势纵横，成就比较高。所以鲁迅说：“由现存者而言，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汉文学史纲要》）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刻石铭文，多为歌功颂德之作，文学价值不大。总之，“秦世不文”（《文心雕龙·诠赋》）既是秦代的政治特征，又是秦代的文学特征。

从汉初到汉武帝时的70年间，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疆域广阔，强大的汉帝国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受时代的感召，文人们充满了胜利的喜悦和豪迈的情怀。反映在文学上就是具有一种能够苞括宇宙、总揽天人、贯通古今的艺术追求。例如，司马迁能够写出《史记》这样伟大的作品，如果在先秦那种诸侯称雄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在大一统的强大的国度里才有可能；而且司马迁写作《史记》的目的，就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同时，汉代文人普遍具有一种朝气蓬勃的进取精神，怀着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愿望，因此汉代文学作品中贯穿着一种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精神，保持着激扬高昂的格调。

汉王朝吸取了秦代“焚书坑儒”的教训，在文化上采取了较为宽松的政策，造成了文化上的繁荣。我们现在读到的一些先秦典籍几乎都是得益于汉代一些学者如刘向、毛亨、毛苌等人的挖掘、整理。西汉初黄老之学盛行，后来，汉武帝采纳了大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建立起完整的社会统治思想；并在政治制度上把读经和士人求官谋禄的出路密切结合，使读书人全都成为儒生，从而有效地结束了百家争鸣、众说纷纭的历史。两汉经学十分发达。汉代经学与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的交流是相互的，经学作用于文学，文学也影响经学，二者双向互动，呈现出许多相似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