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庸之道
著名学者钱穆先生说，孔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圣人。在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当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又复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演进，而孔子开其新统。
孔子认为“中庸”是至高的品德，中庸之道在中国文化之中到底有什么样的基础？中庸之道是不是折中主义、滑头主义？中庸之道在孔子之后又得到了怎样的发挥？
过去我们一谈到中庸之道，就认为它是一个相当保守、相当市侩的东西，有非常负面的评价。其实中道的思想、中庸的思想在世界文化史上都有共同的诉求。各位知道，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有中道的思想。印度的佛教、大乘佛学也有中道的思想。今天我们讲的是孔子儒家的中庸之道。
中庸的看法起源于上古的时代。我们看《尚书》的《周书》里面，周武王向殷代的遗臣箕子请教国是，箕子提出九条大法，洪范九畴就是九种大的治政方略，其中就有中道的思想，那就是皇极中道。它讲以正直为主、有刚有柔、相互调剂的中正的思想，讲“无偏无颇，遵王之义……无偏无党，王道荡荡”这样一个中平的、中正的中庸之道，中正不偏的政治哲学。所谓的“极”，就是大房子中间的一个大梁，房屋中间的最高、最中、最正的东西，引申为中正平直的标准，大中至正之道。我们孔老夫子对中庸的思想大大地加以推进。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我们在乡下当知青的时候，最盼望人家家里造房子的时候请去帮忙，特别是参加上梁的仪式，现在乡下还有这样的风俗，非常热闹。那个时候，哪一家上梁，我们可以去吃大块的肥肉，还有酒喝，在那物资匮乏的时代，很难得。为什么上梁这么重要呢？为什么要举行一个非常隆重的仪式呢？梁就是房屋的最正、最中、最大、最主要的物件，老百姓家都非常看重这一点，有神圣性。前面我们讲了，这是一个标准，一个标志。
如果坐在直升机上看北京的古城，你会看到，从天坛到紫禁城到明十三陵，都是在南北向的一条中轴线上的主要建筑。不仅紫禁城内的所有建筑，而且老北京城其他的建筑，也都以这条中轴线为基准对称平衡地展开。在中国古代，城市建筑是中庸、平衡、对称的，这是建筑美学，是城市规划的美学。实际上，很多有名的城市（代表性的是西安古城）也是这样，这是一个稳定的结构，有对称平衡之美。大家可能也看到一些考古资料，你们看看辽阳的辽河流域一带，有一个古代的，距今四五千年前的红山文化遗址，那是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在那里，也有一条中轴线，在南北向的中轴线上有祭祀上天的祭祀坛的遗存，相当于后世北京的天坛。它办公的地方，房屋建筑当然非常简陋，但相当于故宫、紫禁城。也有埋葬先人的地方，叫“积石冢”，相当于明代皇室陵寝。红山文化遗址上的祭祀坛、宫室、积石冢三者也是在一条中轴线上，对称平衡地展开的。著名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苏秉琦先生说，今天华北、内蒙古、辽宁一带红山文化遗址，可能是黄帝部族生活过的地方。我们是黄帝的后裔，旧石器、新石器时代的人的一些对宇宙的看法，慢慢传到今天。在余杭，考古学家们发掘了距今五千年的良渚古城，也是这样的布局。
北京城南北中轴线
可见，我们这个民族认为，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一定是非常对称、非常中正的。这是她的审美观，她对世界、宇宙的看法，我们叫做宇宙观。我们的民族认为有一条主轴，有对称性、平衡性的这样一个结构，可能是最稳定的结构，也是最美的一个结构。这就是所谓的中庸。
孔子主张中庸，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中庸是“至”德，是道德最高的标准，在道德领域中含有中正、公正、平正、中和的含义。这是一个非常高的道德修养的境界，一般人很难达到。但是，是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呢？下面我们会讲到，它是很高的标准，但也不是不可以达到的、高不可攀的标准或境界。这是中庸的一个意思。中庸的第二意思是指一个方法，其实我们都有这样的智慧和方法。中庸的“中”就是中正的中，指不偏不倚（不偏颇，无偏袒），无过无不及（不过头，也不是达不到）。
中庸的“庸”是什么意思呢？从文字学上来讲，中庸的“庸”字有三个义项。第一个义项：它是平常的意思，庸者，常也，就是很平凡，很平常，就是我们平常的生活，很常见的东西，平常心，不是刻意地要去做什么事。第二个义项：庸者不易也，庸是一个原则，不会轻易变化的一个原则。第三个义项：庸就是这个字下面的一部分，叫做用，所以中庸也可以颠倒过来说是用中，就是使用中道的方法。所以庸有三个意思，从字义上说，庸者常也，平凡；庸者不易也，常道；庸者用也，运用中道。
有一次，子贡[3]问老师孔子：“师与商[4]也孰贤？”（《论语·先进》）即在性情上面，子张与子夏哪一个更好啊？孔子说：“师也过，商也不及。”子张有时候会稍微过头一点，子夏有时候又不足、不及，还达不到这个标准。一个性情张狂一点、过一点、激烈一点；一个性情迟缓一点，不足，达不到。那么子贡就问：“然则师愈与？”那是不是子张过了一点更好呢？孔子的回答是：“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过和不及一样，都不好，都没有达到中正的标准。
孔子还有一句话谈到人的秉性与装饰、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文与质要相称、相当，形式和内容要相应、相匹配才比较好。孔子在评价《关雎》这首诗的时候，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快乐的时候不至于太流荡，悲哀的时候也不是过分的痛楚，保持一个中道。孔子的点评，语言很精炼。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情感表达上的中庸之道是这样的。孔子的弟子说孔子的性格是“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他有威仪的一面，又非常慈祥，所以讲他“温而厉”；“威而不猛”，他有威严，但是不至于过分；最后是“恭而安”，恭敬又很安详，严肃、谨慎而又很泰然。孔子还提倡“泰而不骄”、“欲而不贪”。舒泰而不骄纵，有欲望但不贪财。这都是孔子关于性情、处事的美德与文学表达等方面的中庸之道。
过和不及，孔子认为都不能取。譬如说，为人之道既不可好高骛远，也不应自暴自弃；既要追求理想，又须面对现实，孔子主张的中庸之道，就是哲学上的“度”。这个分寸究竟如何把握呢？
中庸之道是不是不要原则呢？是不是滑头主义呢？是不是老好人？是不是迎合所有的人？有人说孔子是主张乡愿的，这完全是无知妄说。儒家很讲原则性，无道的人请他去做官、治理国政，他是不去的，所以他有原则立场。孟子讲不召之臣，不是哪个政治家要用他，他就去服务的。所以中庸之道不是乡愿，不是“滑头主义”。孔子说：“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
秦朝的度量工具——权，上刻有秦始皇诏文。
“中”指“中道”，无过无不及。与“和”略有不同。“和”是强调容纳相异的人才、意见、声音，保持一种生态关系；“中”则指处事所掌握的“节”与“度”。“中庸”只是平常的道理，于平常中见“道”。“尚中”、“执中”的管理方略，对“过”与“不及”之两端持守动态统一，使各种力量与利益掺和调济、相互补充，在大小、刚柔、强弱、周疏、疾徐、高下、迟速、动静之际保持弹性，具有一种节奏感，实在是一门高超的管理美学。这很有一点像钢琴家弹奏乐曲一样，像大指挥家指挥一场交响乐一样。
这就是说，“中”并不总是固定的，它不是僵死的原则。“中”不是处于与对立两端等距离的中点上，也不总是在某一点上，而是随具体情况、具体条件的变动而变动的。中国辩证法不承认对立、矛盾双方之间有一条僵硬不变、截然不可逾越的界限。如果说有一条界限，那么，界限是相对的、动态的。
《礼记·中庸》中记载孔子的话：“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这里还有一个“时中”的意思，这个时是“时间”的“时”，这个中是“中间”的“中”。“时中”指随时节制，合于中道。儒家讲“趣时更新”，即根据时势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常规，采取适宜的措施。这是要与时迁移、与时偕行的。孔子主张礼、乐这些方式、规范、原则、标准都是可以调节的，是应与时代的要求相符合的。孔子讲“立于礼”，不是机械、僵死地符合标准，不是教条，他提出一个“权”的观念，“权”就是秤砣。我们都会用杆秤，滑动秤砣，保持平衡，这就是中庸。通权达变是儒家中庸的思想，也就是今天我们讲的动态的平衡、统一。
孔门有一个大弟子叫有子[5]，他曾提出“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等学说。这是指以一定的规矩制度来节制人们的行为，调和各种冲突，协调人际关系，使人事处理恰到好处。这是礼乐制度的正面价值。礼使社会秩序化，乐使社会和谐化。礼乐教化的人文精神是人与人、民族与民族、文化与文化相接相处的精神，或“以人文化成天下”的精神，“天下一家”的精神。“礼之用，和为贵”是协和万邦、民族共存、文化交流融合并形成统一的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基础。
孔子还有一个提法，叫“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这是讲什么呢，如果有人问他一个问题，孔子不一定马上回答他。但是孔子的方法从这个提出的问题的两边慢慢地去启发他，然后慢慢地去回答对方的问题。“叩其两端而竭焉”，一点一点问，从两端来问。我们处事，正和负、快和慢、多和少、高和下、阴与阳，很多很多两个方面，两种力量，我们如何相互地去叩问、相互地去思考，达到一种平衡呢？孔子又提倡“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在两个极端之间找到动态统一平衡的契机，具体分析，灵活处理，辩证综合。
这就是所谓“执两用中”的方法论。“执”就是把握；“两”就是统一体中对立的矛盾着的两个方面，两种动能或势能。这种方法论主张把握事物中相互对立的方面或力量，运用无过无不及的中道原则行事。孟子强调“执中”，即坚持中和、中庸的原则。孟子认为，“执中”还必须与“权变”相结合：“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知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孟子·尽心上》）这里，“中”指原则性，“权”指灵活性。孟子发展了孔子的思想，认为主张中道如果没有灵活性，不懂得变通的办法，便是偏执一端。为什么大家厌恶偏执一端呢？因为它损害了天地间整体和谐和人事间仁、义、礼、乐综合的大道，只看到一个片面，而废弃了其余多个方面。
孔子的中庸之道是反对过头和不及，但不是“和稀泥”，不等于不讲原则的折中主义。孔子之后，他的孙子子思[6]继承了中庸之道的精华并集其大成，写了《中庸》，这在后世成为四书之一。1993年10月在湖北的荆门郭店发现了一批竹简，里面有一篇文章叫《鲁穆公问子思》。鲁穆公问：“何如而可谓忠臣？”子思子对鲁穆公的回答是：“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也。”可见，子思子这个人虽然强调中庸之道，可并不是不讲原则。什么叫忠诚？有操守、有原则，能够批评君上的人，这样的人恰好是忠诚。所以子思子这个人是有风骨的，我们想想，子思子写的《中庸》这本书，仍然保留了他的风骨，所以“中庸”绝对不是滑头主义那样的东西。
《中庸》这个文本大概在战国晚期就形成了，它的主要思想来源于子思子。唐代的李翱曾大力地推崇，宋代的程氏兄弟亦是如此，并认为《中庸》是孔门的传授心法。后来朱子为《中庸》作章句，并不断地修改。蒙古人入主中原后，元仁宗钦定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从此风行天下，影响到了整个东亚。
大家知道，《中庸》开宗明义的三句话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它讲的是性、道、教三者的关系。性就是人性，《中庸》讲它是天所赋予的，有时候人性被遮蔽了，我们反而不知道人的最根本的特性、人的内在本质是什么了。儒家、孔子、子思就告诉我们什么是人的根本特性。人与禽兽的差别是什么呢？后来子思子学派的后辈学者孟子讲：“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君子之所以为君子，保留的是什么呢？保留的恰好就是人之所以为人之道。人和禽兽的差别，其实就这么一点点。一般人去掉了这个差别，君子保留了这个差别。儒家，孔子、孟子，特别是孟子发明性善论，发挥了《诗经·烝民》篇，认为作为人的本质、特性的东西是善良的，是道德的。
有人会问，那些不善的呢？现实社会中人的很多的不善，为非作歹，怎么解释呢？实际上，“善”是《中庸》从人的禀赋上、从人的本性上做的一个规定。至于事实经验上的人怎么样，并不能驳倒人在本质上应当如何。人在本性上是善的，但人在社会生活中可能泯灭了本性良心，变得不善，甚至为恶。恰恰是面对人的一些丑恶现象，面对杀人盈城盈野的这些事实，儒家孟子才着力启发人的内在美德，良知良能，特别提扬善性，把它作为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扩充开来。我们要把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扩充、发展出来。这叫做天命之谓性。天所赋予我们人的一个本性是善良的，我们要把它开发出来。万物以天道为基础，人也是以天道为自己的本性的。率性之谓道，率性就是顺着性而行，这就是道，道就是一个过程，这是指人道的过程，顺着这个而行就是道。我们面对父母，自然地就表现出孝心，我们顺性而行。修道之谓教，我们修养、学习人道就是受教育。古代的教育主要是人文的教育，就是要使大家知道这样一个人道。我们怎么样明道、怎么样知道呢，这需要接受教育。通过教化的作用，一般人才能使本有的善性发挥、实现出来。所以《中庸》开篇讲的三句话，是讲的性、道、教的关系。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言简意赅地揭示了中庸之道这一主题思想的核心是自我教育。把自我教育贯穿于人的一生之中，就需要有一种内在的自我约束、自我监督的精神。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自我监督的目标和意义是什么呢？
然后，《中庸》讲情感的抒发。每一个人都有喜、怒、哀、乐、爱、恶、欲，有七情，还有道德的情感，有恻隐之心。恻隐是同情、怜悯之心，是人最宝贵的东西。还有羞恶之心，也是人最宝贵的东西，懂得羞耻，好善恶恶。喜、怒、哀、乐之未发，喜、怒、哀、乐这些感情没有抒发的时候，属于平静的状况，叫做中；抒发出来了，符合我们当时所处的一定时空条件下的伦理、社会规范的要求，“发而皆中节”，这叫做和。“中节”的“中”读“zhòng”。“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情感未发之前，心寂然不动，没有过与不及的弊病，这种状态叫做“中”。如果情感抒发合于中道，恰到好处，没有偏颇，自然而然，这就叫做“和”。“中”是天下事物的大本，“和”则在天下可以通行的，叫做“达道”。君子省察工夫达到尽善尽美的“中和”的境界，那么，天地安于其所，运行不息，万物各遂其性，生生不已。
中和殿
我们都知道故宫中有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中和”二字就来自《中庸》，它所追求的是中正平和的境界。儒家讲五伦，五伦也是五达道，即君臣、父子、朋友、夫妇、兄弟等等的关系。人们通过这五种人伦关系去学习人道。现在没有君臣关系了，但还有上下级关系。《中庸》托孔子之言，指出五伦为五达道，即人人都走的道路；而把智慧、仁爱、勇敢称作三达德，即实践五条道路的三种方法。“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这里的“一”是指“诚”，即落在诚实、至诚上。又引用孔子的话说：“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爱好学习接近了“智”德，努力实践接近了“仁”德，懂得羞耻接近了“勇”德。“好学近乎知（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这里，根本是修养自身，修养好自身，可以更好地管理别人，更好地治国平天下。这与《大学》的主张是一致的。日本的本田公司就以“智、仁、勇”作为公司的精神、理念。
《中庸》的境界让我们成就自己，叫成己，还要成就他人、成就万物，叫成物。把主观和客观都结合起来，叫“合外内之道”。我们要实现自己，也要实现别人；我们要成就自己，也要成就他人。我们在成就他人的过程中来成就自己。我们爱自己，我们也爱别人。我们在爱别人的过程中学会爱自己，在爱自己的过程中学会爱别人。我们成就别人、成就天下的事物。这就要求我们从自身个体的生命、从物质欲望中超脱出来，使万物各安其位，各遂其性，这样，我们就会提升自己的境界。
《中庸》讲的是平凡与伟大的统一。就是说，人有远大的目标，而又脚踏实地，不脱离凡俗的生活世界，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追求真、善、美的合一的境界，实现崇高理想。我们不必出家当和尚，不必离开家庭生活，要尽孝，要养孩子，要承担家庭的责任与义务；我们也不必离开平凡的岗位，不离开日常琐碎的事务，要尽社会的责任，在一定的职位上尽自己之责任与义务。人总是在家庭、社会中生活，然而就是在凡俗的生活中，可以追求高明的境界。冯友兰先生生前在北大燕南园住，他的院落有三棵松树，他的家就叫“三松堂”。冯先生自题堂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前一句说，我们解释古代经典，发展古代优良传统，是为了帮助现代化的生活，帮助中华民族实现新的历史使命。下一句就是用的《中庸》的原话，讲高明的境界不离开凡俗的生活，崇高理想就在凡俗的生活中实现。
这使我想起了一位全国知名的模范干部，孔子的第七十四代孙孔繁森，他就是具有成己、成物、成人这样一种精神的人。他在阿里与藏族同胞生活在一起，他是在关爱他人、成就别人的过程中来成就自己的。他的仁德、智慧、勇敢三达德发挥到了极致的地步。这也是平凡与伟大的统一。《中庸》讲“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意思就是说我们既要保护天赋予我们的善良的本性，也要重视后天的学习、修养，我们既有远大的目标、高远的境界，又要脚踏实地。我们是人之子女、我们是人之父母，我们要尽家庭的责任；我们是社会的一员，要尽社会的责任，在凡俗的生活中追求真善美合一的目标。
在凡俗的生活中有崇高的理想，像孔繁森这样的人物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
孔繁森具备至仁、至善、至诚的品德，只有使人拥有这样的品德，才能达到中庸之道，那么中庸的品德在现代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对我们又有什么具体的帮助呢？
儒家思想讲“和”，我们今天讲和谐社会来自儒家。儒家不仅讲社会的和谐，还讲人与自然的和谐平衡，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平衡，人与自己内心的和谐平衡，即身心间的、我们的身体与我们的心灵的一种内在的平衡和谐。孔子讲“和而不同”，和不是同，和也不是不同。和是多样的统一，和就像做羹汤一样，油盐酱醋各种各样的味道融合在一起。在人类社会，乃至在机关、学校、公司、企业、媒体，一个个单位、团体中，各种各样的声音都有发表的权利，都要听取，都要重视；各种不同性格的人才，都要延揽、重用。
中国哲学关于天、地、人、物、我之间的“和谐”思想、“宽容”思想，不仅为人类自然环境的生态平衡和人文环境的生态平衡提供了睿智，而且是现代社会管理和企业管理的重要思想资源。现代管理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物、人与内在自我的协调关系，强调一种宇宙一体、普遍和谐的整体观念。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王阳明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儒家观念中的宇宙家族思想及推己及人、仁民爱物的意识，在未来世界具有越来越重大的作用，对于企业之间及企业内部人际关系的处理，乃至企业效益的显发有着重大的意义。
“中”是天下最重大的根本，“和”是天下通行的道路。将“中和”的原理发挥到极处，天地就清宁了，万物的生长就茂盛了。这里的“和”或“中和”，是人生实践中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它具有通过实践追求以使现实与理想统一的意味。
中国哲学家强调整体的和谐和物我的相通。他们不仅把自然看做是一和谐的体系，不仅争取社会的和谐稳定，民族、文化间的共存互尊，人际关系的和谐化与秩序化，而且追求天、地、人、物、我之关系的和谐化。儒释道诸家都表达了自然与人文和合，人与天地万物和合的追求。
中国哲学讲偏反、讲对立，但只是把偏反、对立当作辩证运动长链中的过渡环节。相比较而言，更喜欢“中和”、“中庸”及“两端归于一致”。“中和”和“中庸”不是否定矛盾、偏反、对立，而是在承认矛盾、偏反、对立的基础上不走极端，求得一种动态的平衡，保持弹性，追求一种整体的和谐，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统一起来。中国人讲的是和谐辩证法。
《中庸》这本书里面说到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万事万物共同的繁荣发展，彼此不相妨害。个人所追求的道并行不悖，当然有最后的大道来统一，这叫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小的东西就像江河一样最后流到大海。《周易·系辞传》说：“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这是宽容的、平和的、兼收并蓄、博大恢宏的一个品格，这正是我们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多民族统一的文化，华夏文明、华夏族群一个根本的特性。
我们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客观、平情地比较一下，在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即所谓的轴心文明时代，那个时代的文化巨人、文化渊源之处有古印度、古中国、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以及后来晚一点的波斯。然而，现在的希腊、埃及已经不是古代希腊、埃及的自然延续了，从人种到文化都是如此。中华历史上虽有冲突与斗争，但总体上是融合、和平。我们的人种、民族与文化，在长期的中庸平衡、中和之道的指引下，在多民族的国家整合过程中，吸纳周边各民族的优长，慢慢成长，一直延续到今天。五千年、七千年甚至更远。中华民族的价值世界、语言文化也传承了下来。我们是有崇高追求的民族，我们不断吸纳、融合周边的、外域的文化，这就是中庸之道、中和之道的魅力。这个中和之美在哪里？中庸之美在哪里？就在中华民族的民族生命之中，就是我们日用而不知的一个经验，我们要珍惜这个经验。我们要做比较文明的研究，只有和古印度、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古波斯的文化相比较，才有真正的认识。华夏儒家、道家、佛家的智慧，都是世界顶级的智慧。大家都知道日本的松下电器公司。松下电器公司，还有松下电器管理学院训练其管理层与员工，从精神上训练，学习“四书”，训练的时候睡硬板床，早餐前要双手合十，背诵《孝经》。这是培养员工的性情，训练他的性情。这个公司奉行中庸之道，一方面非常讲究效率，有一系列促进青年人发展的管理规则；另一方面又很尊重老人，这个企业把老人的作用发挥得很好。老年人和年轻人相得益彰，各人发挥各人的作用。在效率和公平之间，在青年人和老年人之间，该公司有一种中庸平衡的管理之道。由于中庸之道的活用，所以该公司兴旺发达，不仅生产高品质的电器，也生产高品质的人。
前面说过，“庸”又是“常”的意思。古人说，用中为常行之道，中和为常行之德。“中庸”具有普遍的方法论的意义。这种方法论亦取之于自然。大自然的阴阳是相辅相成、动态平衡的，不偏向一个极端。中庸的方法吸纳了天地自然对立调和、互动互补之道，并以之调和人类自身与天地、与万物的关系，达到中和的境地，使天地万物与人正常地发展。中庸之道又是人间之道，可以调节伦常关系、社群关系。中庸辩证法强调矛盾对立的中和，使两端都可以同时存在，都可以保持各自的特性，促进两端彼此互动、兼济、反应、转化。世界上的矛盾不一定都发展到一方消灭另一方的地步。在多数情况下，矛盾的统一取中和的状况，既有矛盾、偏反、对立、斗争，同时彼此渗透，共存共荣。中庸辩证法重视对立面的依存和联结，把对立面的统一这个方面把握得很深透。同时，它涵盖了两极或多极对立间的中介关系及其作用。
在思想方法上，孔子尊重客观事实，反对主观偏执。“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这是说，孔子反对四种偏颇：私意揣测、绝对肯定、拘泥错谬、自以为是。我们要学习孔子，在管理工作与公司文化中，在处理人与人、事与事的关系中，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中，在处理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宗教之间、文化之间等复杂事务中，在家庭内部与外部、公司的内部与外部事务中，在面对各方面的挑战时，反对与防止偏颇。
我建议各位学一点《中庸》，读一点《中庸》，学一点孔子的中庸之道，这会增长我们的智慧与才干。我们如学习并反复实践中庸的方法论，追求中庸的境界，就有了大智慧、大境界，就可以坦然、安宁地对待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矛盾。这当然要靠我们反复的实践体验。
【注释】
[1]《左传·昭公二十年》。
[2]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9页。
[3]子贡（公元前520—？），姓端木，名赐，字子贡，亦称作卫赐，春秋末卫国人，孔子的著名弟子，“孔门十哲”之一，擅长语言。子贡是孔门非常优秀的一个弟子，很会增加财富，叫做“货殖”。他很会估计买卖的行情，每每猜中，善于囤积居奇。如果在今天，子贡肯定是玩股票的高手。孔子晚年的生活是靠他资助的。
[4]师是指颛孙师，字子张（公元前503—？），春秋末陈国人；商是指卜商，字子夏（公元前507—？），春秋末卫国人，“孔门十哲”之一，擅长古文献。
[5]有子（公元前508或518—？），名若，字子若。《论语》称其为子，足显有子在孔门的地位之高。
[6]子思（公元前483—前402），姓孔，名伋，是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子思所作的《中庸》在《礼记》里面保留了下来。相传《礼记》中的《表记》、《坊记》、《缁衣》等几篇文章也都是子思写的。湖北荆门郭店竹简里有一篇《鲁穆公问子思》，恰好和历史文献所记载的子思对上了。鲁穆公时代正好是子思的时代，子思确实是从学于曾子，也的确辅佐过鲁穆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