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西方思想史上的“亲亲相隐”

不仅中国传统社会有“亲亲相隐”，西方也有类似的思想。这里，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苏格拉底是否支持子告父的问题。在柏拉图的《游叙弗伦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理想国》以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我们可以看到，苏格拉底非难游叙弗伦控告老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赞同苏格拉底，可见，从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古希腊哲人与我国孔子在“亲亲互隐”的问题上，其实是有一致性的。这几位西方圣哲也赞同“容隐”。

无独有偶，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等著作中，也把家庭伦理放在神的规律而不是人的规律的层面加以讨论，他区分了家庭法与国家法，强调家庭法属神圣法。可见，在西方基督教的文化氛围中，家庭伦理、血缘亲情也是崇高神圣、不可让渡与剥夺的。

最近，陈乔见、林桂榛先生也撰写了文章，讨论《游叙弗伦篇》中的问题^[8]。《游叙弗伦篇》这个文本是比较复杂的，理解苏格拉底的本意，不是那么轻而易举，不是从语言文字的直线性、逻辑上的理解，就能得到的，因为苏格拉底善于巧妙地运用反讽、归谬、辩证法的技巧。

苏格拉底

柏拉图

孟德斯鸠

游叙弗伦的父亲把一个杀人的奴隶绑缚后扔在沟里，出去办事，结果忘了。等他回来，发现奴隶已经死了，虽然奴隶是个杀人犯，但游父依然失职了。游叙弗伦知道后，准备告发自己的父亲，并认为自己的父亲对神不虔敬。在法庭之外，他遇到苏格拉底。这时，苏格拉底也遭到控告，罪名是藐视旧神。苏格拉底首先“恭维”游叙弗伦说：不是每个人都能这样做，只有拥有极高智慧的人，才会告发自己的父亲。苏格拉底装作不懂，说：游叙弗伦，你太高明了，你来开导开导我，让我变得更聪明吧。你有什么证据说明，诸神都认为你的奴仆之死是不公正的呢？你用什么来证明，儿子以杀人罪控告父亲，是正确的呢？那你来帮我解除这些困惑吧。如果你能，我一定会对你的智慧赞不绝口。其实，他是给游叙弗伦设计了一个圈套，让他慢慢自动入套。果然，游叙弗伦上当了。最后，苏格拉底成功地奚落了他，使他落荒而逃。其实，苏格拉底的用意很明确，他不想把自身的意志强加给游叙弗伦，而希望对方自己用心体会出来，体会到子告父罪是有问题的。在讨论的过程中，苏格拉底问了游叙弗伦关于“虔敬”的问题，他假装表示，对“不虔敬”的概念一无所知。游叙弗伦说：凡令诸神喜悦的，就是虔敬的。凡不令诸神喜悦的，就是不虔敬的。苏格拉底说：好极了！这正是我想得到的。其实，这是反讽，不是苏格拉底的本意。苏格拉底指出，诸神的喜好并不一致。苏格拉底运用他的对话艺术，引诱游叙弗伦三次定义“虔敬”，一次跟一次不一样，慢慢地，苏格拉底把游叙弗伦引向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游叙弗伦最终绝望地走了，苏格拉底以巧妙的讽刺和对话的策略，让游叙弗伦放弃了最初的观念。在苏格拉底与游叙弗伦讨论的结尾，苏格拉底庄重地说：你不能起诉你年迈的父亲，除非你确切地知道何为虔敬，何为不虔敬^[9]。

我们应该承认，在容隐的问题上，西方思想史和中国思想史、西方法律史和中国法律史，拥有许多共通性。其实，不只在古希腊，近代西方也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比如，法国启蒙主义大师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商榷了两条法律条文。一条是：盗窃者的妻或者子，如果不揭发盗窃行为，便降为奴隶。孟德斯鸠评论道：这项法律违反人性。妻子怎么能告发自己的丈夫呢？儿子怎么能告发自己的父亲呢？为了对盗窃这一罪恶的行为进行报复，法律竟规定了另一更加罪恶的行为。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法理应该服从于人性、人情，这是从大的方面来说的。当然，法律一旦制定出来，一定程度上会遏制人情，但法理的根据从根本上而言应来自人情，法律要从更大的意义上维持和保护人权、隐私，维系社群。孟德斯鸠针对的另一条法律条文是：允许与人通奸的妻子的子女或者丈夫的子女来控告他们，并对家中的奴隶进行拷问。孟德斯鸠评论道：这真是一项罪恶的法律。它为了保存风纪而破坏了人性，而人性却是风纪的源泉。孟德斯鸠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貌似公正的法的条文却是对法理精神和人性的践踏。可见，人类要维护最重要最根本的东西，亲情就在其中^[10]。

前面我已提到，如何对待“忠”和“孝”的两难选择。选择的基本立足点在哪里？我觉得还是人情、人性。西方哲人苏格拉底等，与东方哲人孔子孟子等，在容隐的问题上，具有很大相通性。可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东圣西圣，心同理同。亲亲相隐、容隐可以说是一个人类性的问题。由此可见，儒家在天理、国法、人情之间的辩证综合具有普遍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