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荀子的性恶论
荀子发展了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的思想,提出了与孟子的“性善论”不同的“性恶论”的主张。他提出“性伪之分”的命题,指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不可学,不可事之在天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荀子·性恶》)与生俱来的本能是“性”,而后天习得的则是“伪”。“伪”是“人为”的意思。“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荀子·礼论》)“本始材朴”是人的自然本性,“文理隆盛”是人类的社会制度、文化创造,包括礼义道德。前者需要后者的加工,才能完善美好;后者没有前者作基础,也无法加工。荀子认为道德是后天习得的,是经过人的思虑的积累、官能的反复运用然后形成的行为规范。他认为孟子没有分清“性”与“伪”的区别:“孟子曰:‘人之学者,其性善。’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荀子·性恶》)礼义是圣人制定的,人们通过学习和践行才能变为道德品质。

(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局部)
荀子指出人的“性”是“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荀子·性恶》)。他认为,人的情欲、情感、生理自然本能是“性”。愿有肉食,穿华丽的衣服,有车马,积累财富,不知满足,这都是人之常情。“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荀子·正名》)耳、口、目、鼻、体等“天官”触物生“情”,但“天官”要受制于心这个“天君”的统帅、“征知”。心的取舍为“虑”,虑之后的行为就是“伪”。“天官”的思考、选择,是理性思维。理性思维和先验直观必须统御、支配情欲、情感。不然的话,人们纵任性情流露,利欲熏心,声色犬马,争夺杀伐,相互欺害,无忠信,无辞让,无礼义文理,整个社会就会陷入淫乱、仇杀、无秩序的混乱状态。
因此,荀子提出“化性起伪”的命题:“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于性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圣人之所生也。故圣人之所以同于众,其不异于众者,性也;所以异而过众者,伪也。”(《荀子·性恶》)导情、化性而起伪,通过教育训练,改变人性,造就治世,是荀子的主要思路。荀子主张“性伪合而天下治”(《荀子·礼论》)。他说:“今人之性,固无礼义,故强学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礼义,故思虑而求知之也。”(《荀子·性恶》)通过后天的教育,或通过国家刑罚与社会规范的制约,使人以理性支配感性,维护社会道德秩序,达到天下出于治、合于善的目标。“凡人之性者,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涂之人可以为禹。”(《荀子·性恶》)因此,凡人都要改变自己的性情,化性起伪,化恶为善,可以成为像禹那样的圣人。但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在现实性上,并非人人都可以成君子、成圣人。因为人性随后天环境可以发生多重变化,人们“可以为尧禹,可以为桀跖,可以为工匠,可以为农贾,在注错习俗之所积耳”(《荀子·荣辱》)。“注错习俗”是指行动和习惯的积累和人对客观生活环境的影响。君子和小人在本性上是一样的,都爱好虚荣,憎恶耻辱,爱好利益,憎恶危害,但他们求得的方式却是不相同的。君子修行正常的道术——仁义道德,小人修行诡异的道术。“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积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为也。注错习俗,所以化性也。”(《荀子·儒效》)人们通过教育和主观努力,可以“习俗移志,安久移质”。“涂之人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荀子·儒效》)荀子性恶论的主要意图是要改变人的恶性之质而迁于善。因为凡是善的、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人努力的结果。他肯定人有智能,可以向善,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教化,成就自己。“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荀子·性恶》)
孟子以道德性来界定人性,强调天赋的良知良能,认为道德的知情意都是内在的,道德理性与道德情感是统一的,立志、知言与养气是一致的。他很重视实践理性。荀子则认为人是自然人,道德规范是外在的。人要成为道德人,一定要经过人为的后天的教育训练,化性起伪。由此凸显礼义的重要。
钟泰先生说:“荀子鉴于当时学者之纵情性、安恣睢而慢于礼义,欲以矫饰扰化为教,故不以为性而以为伪。”“荀子之所以谓人之性恶者,为人之不肯为善而发,非为人之不可为善而发。其贬性也,正所以反性也。是故于孟子而得性善,则君子有不敢以自诿者矣;于荀子而得性恶,则君子有不敢以自恃者矣。天下之言,有相反而实相成者,若孟、荀之论性是也。”[4]以上主要是从功用、效果上比较孟荀,殊途同归。
张岱年先生说:“孟子言性善,乃谓人之所以为人的特质是仁义礼智四端。荀子言性恶,是说人生而完具的本能行为中并无礼义;道德的行为皆必待训练方能成功。孟子所谓性,与荀子所谓性,实非一事。孟子所注重的,是性须扩充;荀子所注重的,是性须改造。虽然一主性善,一主性恶,其实亦并非完全相反。究竟言之,两说未始不可以相容;不过两说实有其很大的不同。”[5]关涉人性之根源,人性之本质界定,孟、荀实有不同。孟子近于西方的德性伦理学,荀子近于西方规范伦理学,的确只是近似而已。双方都有很高价值。
现代社会里,道德相对主义泛滥,西方学者如麦金太尔等倡导回到亚里士多德主义为中心的德性传统,从中汲取营养。他认为,亚里士多德的道德传统是整个西方道德学说史的基础与核心[6]。这对我们有启示作用。我们要更加重视孔、孟、荀的人性论与道德学说,予以创造性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