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韩国儒学的中心观念

儒学传入韩国甚早。韩国儒学至少已有了两千年的历史，而且在进入近代以前，一直是社会文化的精神与主潮。372年以后，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相继设立太学，教授儒学经典。918年，高丽王朝建立。高丽朝五百年间，太学课程仍以儒家经典为主，并定期举行祭孔活动，开科取士，儒生任文官，民间私人讲学之风很盛^[8]。从元朝引朱子学入高丽的是安珦（号晦轩，1243—1306），时间约在1290年。安珦认为：“圣人之道，不过日用伦理，为子当孝，为臣当忠；礼以齐家，信以交朋；修己必敬，立事必诚而已。”^[9]高丽末、朝鲜初，性理学家李穑、郑梦周、郑道传、权近等，全面推进儒学，使理学在朝野得到长足发展。李穑（号牧隐，1328—1396）以“忠、孝、中、和”四字概括儒家重要价值：

孝于家，忠于国，将何以为之本乎？予曰：大哉问乎，中焉而已矣。善事父母，其名曰孝。移之于君，其名曰忠。名虽殊而理则一。理之一即所谓中也。何也？夫人之生也，具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曷尝有忠与孝哉？寂然不动，鉴空衡平，性之体也，其名曰中。感而遂通，云行水流，性之用也，其名曰和。中之体立，则天地位；和之用行，则万物育。圣人忝赞之。妙德性，尊人伦，叙天秩，粲然明白，曰忠、曰孝、曰中、曰和，夫岂异哉？^[10]

按李穑的看法，“中”为体，“和”为用，“中”为大本，“和”为流行。忠、孝均“中”之理的实现。

李氏朝鲜朝，朱子学大兴，其中著名的有以李幌（号退溪，1501—1570）创立的退溪学派和李珥（号栗谷，1536—1584）创立的栗谷学派，还有曹植（号南冥，1501—1572）、韩元震（号南塘，1682—1751）等学者。在朝鲜时代五百余年间（1392—1910），性理学成为“国学”，成为“政治实践的理念、公私学校教育的内容、学术探讨的对象、社会价值观的中心”^[11]。

李珥

李退溪对儒家核心价值有全面的论述和创造的发展。在其《圣学十图》这一天地、社会、人生的庞大系统中，“仁”是贯通天人的精魂。《圣学十图》的实质是做人，是提升人格境界。退溪借助朱子的“仁说图”阐明四端与四德，以及仁、义、礼、智四德之间的关系。恻隐贯四端，周流贯彻，无所不通。仁包四德，涵育浑全，无所不统。退溪又推崇张横渠《西铭》，以“民胞物与”为仁爱思想的扩大。

李退溪《圣学十图》

李退溪的创造，在提出统合性情与理气的“合理气、统性情”的命题，主张从理气与性情一体性观念，来看待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关系，理解“理发而气随之”的恻隐、辞让、羞恶、是非“四端”与“气发而理乘之”的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之间的相互渗透关系^[12]。

这里我们且不谈他的心性论。李退溪的政治伦理论以“仁孝”为宗纲。他指出：

窃谓天地之大德曰生，凡天地之间，含生之类，总总林林，若动若植，若洪若纤，皆天所闷覆而仁爱，而况于吾民之肖象而最灵为天地之心者乎？［……］天之于君所以反复丁宁若是者无他，既以仁爱之责委重于此，自当有仁爱之报惓惓于此也。^[13]

然则所谓道者，何待乎他求哉？即忠恕而尽其理，则忠恕即道；即仁义礼智而尽其理，则仁义礼智即道。今以忠恕则云未尽于道，以仁义礼智则难名于道，乃欲别求他物以为道，此则尤非浅陋所及也。^[14]

故治国本于孝、悌、慈以及于仁让忠恕之属。平天下亦本于三者。^[15]

由此可见，李退溪价值观念的核心是仁爱，由仁爱统率仁义礼智、忠恕、孝悌等等。他又格外推崇“孝”，认为“虽然孝为百行之原，一行有亏，则孝不得为纯孝矣。仁为万善之长，一善不备，则仁不得为全仁矣”^[16]。“人有孝思，百行之则。苟能竭力，未学谓学。”^[17]退溪弟子柳西涯甚至认为“忠孝之外无事业”。

此外，与朱子以“敬”为圣门第一义一样，退溪也格外重视“主敬”。持敬是修养工夫，《圣学十图》在一定意义上又“以敬为主”。李退溪说：“持敬者，又所以兼思学、贯动静、合内外、一显微之道也。其为之之法，必也存此心于斋庄精一之中，穷此理于学问思辨之际。不睹不闻之前，所以戒惧者愈严愈敬。隐微幽独之处，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18]

南冥、栗谷等李朝儒学大师都重视“敬义夹持”，强调敬体义用，敬内义外。“持敬”本是“心”的工夫，即“心体”之用，或“心体”的呈现，因此又成为“义外”之体。按体用不二之说，“持敬”则“义”存，当“义”则“敬”在^[19]。栗谷极为重视“诚”，认为“敬是用功之要，诚是收功之地”。“诚者，天之实理，心之本体。”^[20]受《中庸》思想影响，栗谷主张，以“诚”为心之本体，主宰人心，变化气质。栗谷认为，《中庸》之“诚”既为本体又是功夫，此“诚”可以贯通《大学》之“明德”、《论语》之“仁”、《孟子》之“心”。栗谷之《圣学辑要》是其主要的思想体系，其主旨即为“诚”。他说：“仁为《论语》之体，而为学者之先务焉。心为七篇之主，而为学者之标的焉。”“仁者，吾心之全德而万善之长也。心者，吾身之主宰而性情之统也。非诚无以存天理之本然，非敬无以捡一身之主宰。”“天有实理，故气化流行而不息。人有实心，故工夫缉熙而无间。无实心，则悖天理矣。”“志无诚则不立，理无诚则不格，气质无诚则不能变化。他可推见也。”^[21]栗谷思想强调以诚实之心论实事、实功、实效，切近社会政治和民生问题，开启了“实学”思潮。朝鲜中后期的经世实学思想，对朝鲜社会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实学思想家丁若镛（号茶山，1762—1836）返归孔子、六经四书，求其古义本旨，认为君子之学，半为修身，半为牧民。他主张，性理之学应为践形之学，应重视国计民生、礼乐刑政^[22]。茶山批评、修正程朱理学，一方面以“天”、“上帝”代替理学的“理”与“太极”，强调儒学的宗教性，另一方面把“仁”解释为“为”，即通过行为而实现价值目标，使儒学适应新的时代变化。

综上所述，韩国儒学主流学派对仁爱、诚敬、忠恕、孝悌、信义等价值是相当尊重的。他们对此有全面的领会、发挥并身体力行，尤其对“仁”、“孝”、“敬”、“诚”等德目有所偏重。韩国儒学思想家在对中心观念进行诠释的过程中，适应时代变化，赋予新的含义，其实学的发展具有现代性的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