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民族性格

文化是人群生活的总称。文化的主体是民族。民族精神是族类生活的灵魂和核心。没有这一灵魂，就没有族类的存在。民族的精魂是通过历史、文化展示开来的。五千年中华民族的文化丰富多样且不断变化，但有其内在的、经久不衰的精神，贯穿在民族生活之中，表现在不同的文化门类、领域、层面、阶段。中华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长期熏陶、教化、培育起来，世世代代传承下来，并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起着作用的信仰，宇宙观念，价值取向，心理、情感、思维、行为的方式，民族的意识、性格与风貌，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民族共同体的共同信念与灵魂，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动力与源头活水。简言之，中华民族精神是融合起来了的中华民族共同的相对稳定的宇宙与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是持续不断的一种历史传统，是中华民族从古至今生存与发展中具有维系、协调和推动作用的一种活的精神力量。

我们绝大多数国民都以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自豪。中华民族的每一分子，都有身份认同的问题，这就是民族文化的归宿感。广义地讲，全球华人都有心灵深处的认同与沟通。

中国先民认识自然、社会、人身与人生，经历了复杂的过程。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在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活动中，力图把握天、地、人、物、我等各种现象，特别是身边的现象及现象间的联系与关系。

第一，什么是“和”，为什么要强调“和而不同”？

据《国语·郑语》，周太史史伯对桓公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史伯指出，以土与金木水火和合，产生了丰富多样的世界。这也是以五行作为基本材料或基本能量。史伯的重心是说多样性的重要，不相同的东西的杂合，有差异的多样性的统一（和）乃是人与万物得以生长繁衍的基础条件。简单的同一（同）不可能生出任何新的东西。他奉劝周王室多听不同的声音，不要抛弃“和”的法则而专门喜欢同一。在“和实生物”的思路下，五色成文，五音成声，五味成食，“五行”产生百物。

春秋后期齐国政治家晏婴也主张去同取和。他强调：“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在过与不及之间保持中道，求得为政之“平”。晏子指出：

晏婴

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1]

更早以前，人们在人口的繁衍上已认识到血亲之异缘、远缘的优势。西周就确立了“同姓不婚”的制度。在“五行成百物”、“和实生物”、“和同之辨”中，春秋时人已明确认识到“和”是“生”，即生存与发展的生生不息的基本原则，认为差异性、多样性、多元性才具有生命力、生机。人们在对自然界、社会政事和人自身的经验中，已有了差异统一、动态平衡的认识。健康的社会需要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色彩。世界不可能单一化、同质化，以同裨同，以水济水，那样万物不可能繁荣滋长。因此，人世间需要有多种意见、各种力量的并存共处，以他平他，相互制约，相辅相成，相济相生。公元前510年，晋国史官史墨在“物生有两”的论述中，则进一步看到多样性中有主导性的两种力量的搭配、对立与互易。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君子主张的是多样性的统一。“和”不是“同”，也不是“不同”，它包含又超越了“同”与“不同”。刘勰说：“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谐。”（《文心雕龙·声律》）

第二，什么是中国的“文”、“人文”与“天下”。

汉字“文”的本义指纹路，古人说：“物相杂谓之文”。“文”是事物多样性的表称。所谓“天文”指天象的复杂性及其条理，所谓“人文”指人与人、人群与人群相处出现的复杂的现象及社会人间事务的条理。《周易》贲卦的彖辞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贲卦卦象（离下艮上）表明，阴阳刚柔的自然力量的相交相对、相辅相成是宇宙的条理。“文明以止”句是说，根据天象所示，人世间的文明之道，在人间治理中选择非武力的方式。中国古代的人文，指礼乐教化，以此影响社会风俗，感化天下。血统不同、种姓各异的民族并存，各色人等相异相安相处，这即是民族可以共存、文化可以交流融通的意识。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说：“其实中国民族常在不断吸收、不断融合和不断扩大与更新中。但同时他的主干大流，永远存在，而且极明显的存在，并不为他继续不断地所容纳的新流所吞灭或冲散。我们可以说，中华民族是禀有坚强的持续性，而同时又具有伟大的同化力的，这大半要归功于其民族之德性与其文化之内涵。”^[2]

中国古人的“天下”观，即在融合过程中比较容易超越狭隘的民族与国家的界限。中原与周边，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的民族间、文化间、观念间有冲突、排斥与战乱，但总体趋势是不断整合与融会，相互学习与补充，不断扩大。中华历史、民族、文化的融合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其间形成了人的族群间、文化间、语言间的沟通融合，在观念上形成“协合万邦”、“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文化理想。中国文化也以“人文”为中心，消化、吸收不同的宗教、文化，形成新的文化，这一文化比较平易合理，平和而有理性，不走向偏激与迷狂。所以我们没有“十字军东征”那样的惨剧。相对于西方民族而言，中华民族的性格比较看重和合性而不是分别性，比较强调和平而不是斗争。中国人喜欢讲“和”、“合”、“通”、“统”、“会”。古代中华各民族人民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瓷器之路与外域各国各民族人民有广泛的交往，从来没有采用暴力侵略、强力占领和殖民的方式，而是采用和平友好的方式，这与我们的文化与民族性格有关。

第三，中国人不是一般地讲“和”，而是讲以中庸之道为主轴的“中和”。

五千年民族融合、文化整合，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共同的信仰信念。其中，“中和”、“太和”、“保和”的理念，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是维系与协调不同族群、不同宗教文化的润滑剂，也是从个体到家、国、天下，生存与发展的原动力。“和”与“中和”就是指在上述精神的影响下，各色人等、各种力量、各种资源、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对话、取长补短、和平共处、相互尊重与融合。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提倡这一人文精神？因为今天我们处在更大的文化交流的时代，因此一定要有文化自觉，深入开展文明对话。费孝通先生讲：“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我们希望东西方之间相互了解和尊重，创造和谐的多极化的世界。

今天我们所说的和谐社会，指的是现代化的民主法治、公平公正的市民社会。提倡和谐社会，针对的是现实上的不和谐、不协调。各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免会出现发展中的不平衡，地区、行业、城乡、贫富的差异。出现不平衡与差异是十分正常的。但一定要有一种自觉，即不断地克服或调整不平衡或太过悬殊的差异。中国传统社会免不了斗争与紧张，正因为如此，传统社会的知识人与民众期盼和谐，留下了大量的“和谐”思想资源，可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重要助缘。

中国古典的和谐智慧并不是否定对立、抹杀差异和矛盾的智慧。马克思深刻指出，差异、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没有差异、矛盾，就没有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因此，否认矛盾、害怕矛盾的态度是不可取的；但是，放任矛盾甚至扩大矛盾，同样是错误的、危险的。

孔子治国安民的主张，是以良好的社会环境保证老百姓的生活生命，而后再使其富有，富有了之后，再去教化他们。孔子肯定民生，强调藏富于民，把维护老百姓的生存权与受教育权看作是为政之本。孔子注意到分配正义、社会公正问题，反对贫富过于悬殊，指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孟子主张保障老百姓的“恒产”，指出良好的政治是要使老百姓有产业有收入、满足生活的基本需要。儒家还关注养老、救济弱者、赈灾与社会保障的制度设计及其落实，强调整个社会应关注鳏、寡、孤、独等弱势群体。《礼记·礼运》所描绘的大同理想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

防止公共权力的滥用是珍惜民力、保护民生的重要内容。孔子说：“政者，正也”，“居敬以行简，以临其民”，“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反对以傲慢的态度对待人民，滥用权力，任意扰民，践踏民意，不顾民生。他提出以“敬”的态度谨慎地使用公共权力的问题，以安民济众、百姓平安为根本目的。

重视和发掘中国传统智慧中的和谐思想的资源，决非要鼓吹全面复古，全盘照搬古代文化的整套东西，更不是试图以中国固有的传统去对抗、抵制现代的文化。我们提倡以批判继承的态度、多元开放的心态，对传统智慧的和谐思想资源进行创造性的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