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元代少数民族的新格局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的民族格局是多元一体。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有一个比较漫长的形成过程，这个过程是逐步完成的，而元代是这个过程中最关键的一个时段。

蒙古统治者通过征服战争，使整个中国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大变动，原来各政权对峙时期的此疆彼界消失了，原有的民族格局被打破了。蒙古帝国为了统治和戍守的需要，签发大量的蒙古人、汉人到全国各地，甚至远徙西域；而西域人则大量来华，进入中土，分布到大江南北；西夏人、吐蕃人、契丹人、女真人等，也被大量迁往内地……“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元朝各民族出现了空前的迁徙浪潮。

这种民族大迁徙促进了各民族间的交融，造成了直接的社会影响，邱树森在《元代中国少数民族新格局研究》一书中认为，这种影响：

首先是导致了中华大地上出现了新的民族共同体，其中最突出的回回民族共同体开始进入形成阶段，这个种族多样、语言不一、地域分散的族群，在伊斯兰教信仰的维系下，在中华这块土地上，不断吸收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文化为我所用，终于跨进民族共同体形成阶段。其次是建立蒙元王朝的蒙古族，为维护其统治的需要，蒙古统治者不得不将贵族大臣分封或派驻到全国各地，蒙古军队也随之屯守各地，蒙古人比较集中的河湟地区终于形成了许多蒙古语族。一些民族进入内地后逐渐融入其他民族中；一些民族产生了，形成了中国历史从未有过的新的民族，这就是元代中国出现的少数民族的新格局。

“回回”一词最早见于沈括的《梦溪笔谈》：“旗队浑如锦绣堆，银装背鬼打回回”。但这里的“回回”指的是回鹘，和元代的“回回”是两个概念。成吉思汗西征之后，随着大量的中亚、西亚穆斯林进入中国，“回回”一词的含义逐渐发生了变化，开始演化成为信奉伊斯兰教的各色目人种的统称。由此可见，回回并不是指一个种族而言。蒙元时期，组成回回人的种族主要有阿拉伯人、波斯人，这是早期来华的穆斯林的主体；伊斯兰化的突厥人，包括哈剌鲁人、阿尔浑人、康里人、钦察人、西辽地面的其他突厥人；以及见于史籍的黑回回、占城回回、南亚回回等伊斯兰教徒。来华的回回人在元代主要居住在甘肃、宁夏等西北地区，为回族和回族聚居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但同时元朝国内其他地区也有回回人活动，形成了《明史》所载的“元时回回遍天下”的分布格局。

回回人在元代有时可以代指色目人，说明他们在色目人中影响很大，地位也很高。入华的回回人，有的做官，甚至做到宰相，有的从军征战、屯戍，有的是工匠，更多的则是商人。回回人善于经商，头脑灵活，直到今天，我国的回族仍然具有这个特点。除此之外，元朝还有许多从事宗教、科技、教学、医疗、文学、艺术、翻译等活动的回回人，也有被掳掠来的妇女和儿童。正因为元代各行各业、各个地区都有回回人，他们在政治上又享有很高地位，很多回回人来华之后就在当地定居、成家、生儿育女，有些甚至终生再也没有回到故土，同时元朝政府又为回回人建立户籍，将他们正式接纳为“国民”，这一系列因素都促进了回回人之间、回回人和其他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回回人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经过元代这个民族大融合的熔炉的冶炼，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诞生了。

蒙古因为统治全国的需要，许多亲王、大臣、贵族以及大量的蒙古军被派驻到各个地区。其中在河湟地区，蒙古人和色目人大量进入，他们和原有居民藏、汉、吐谷浑遗民等逐渐融为一体，在不同的地区开始形成土族、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等新的民族共同体。

土族，过去称土人、土民，是元明以来在青海河湟地区形成的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1952年定名为土族。土族的形成是比较复杂的，学界关于土族族源的多种说法也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以安多地区的土司李氏为例，现存顺治《李氏世袭宗谱》是安多藏区土司家族的家谱之一，其中记载说：“李氏……及传至元，世长西夏，以武勋显白者甚众。其居西宁曰赏哥，元歧王府官，生梅的古。的古生管吉禄，为司马。司马生南哥，为西宁州同知都护事。”明人金幼孜《金文靖公集》卷九《李南哥墓志铭》载：“公讳南哥，姓李氏。其先世居西夏，后有居西宁者，遂占籍为西宁人。祖讳梅的古，考管吉禄，皆追封会宁伯。母公氏，赠夫人。”《李氏世袭宗谱》所载李土司家族源于唐代沙陀李克用的说法，系后人伪造攀附。李土司的先祖很可能是党项人，大概在蒙古军攻陷灵州后，为逃避战乱，流落到青海西宁地区。可见土族的族源中有党项人。

又据乾隆《鲁氏家谱》之《世系表》和咸丰《鲁氏世谱》的记载，安多藏区土司鲁氏的一世祖乃元宗室脱欢。说明土族的族源中也有蒙古人。清人王以涵在《重叙〈鲁氏家谱〉跋》中说：“鲁氏者，肇基于元……当明之初，以世袭指挥千百户所封者，不一其族，则如卜纳剌、锁南普、朵儿只、汪家奴、马梅、汪瓦儿、李南哥等，俱以封受世官，列居河湟洮岷间。分其部落，以备羌番，亦各有其土，有其民，有其兵，势未始不与鲁氏埒。然明之季存者，仅数家耳。”从王以涵的这段记载来看，元明之际，居住在河湟洮岷一带的各民族，经元明两代的融合，至明末已大部同化，形成一种新的民族。

东乡族是13、14世纪进入今甘肃东乡族地区的以蒙古为主的戍边部队与当地居民融合而形成的新的民族共同体。保安族是元初蒙古屯军与当地藏、汉融合而成。裕固族源自宋代“黄头回纥”，元代称“撒里畏兀儿”，是撒里畏兀儿与蒙古族、汉族长期融合形成的。撒拉族的先民来自中亚，是突厥系乌古斯部落中的一支，他们随蒙古军队取道撒马尔罕迁入中国，逐渐形成为撒拉族。

以上是新的民族共同体诞生的情况。下面我们以党项人（元代往往称为唐兀人或河西人）为例谈谈元代的民族消融情况。西夏是11～13世纪建立于我国西北地区的以党项人为主体的多民族政权，立国期间曾创制本民族文字西夏文，并创造了一度辉煌灿烂的西夏文明。蒙古灭夏时，曾对西夏进行了毁灭性的屠杀，造成了“民至穿凿土石避之，免者百无一二，白骨蔽野，数千里几成赤地”的血腥场面，这是元初党项人口锐减的一个原因。即便如此，西夏故地仍有很多党项遗民在生活，包括很多信奉藏传佛教的西夏僧侣。所谓“河西土俗，太半僧祗”。但由于蒙古人和色目人大量进入河西地区，蒙古统治者又将大批党项人迁出原住地，因此党项人和其他民族融合的步伐被大大加快了。

据史料记载，肃州“阀阅之家”的举立沙党项家族，其子孙世袭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其后代中有名为定者帖木儿、赤斤帖木儿等的。居住在张掖的西夏人刘完泽的儿子中，也有名为忙哥帖木儿的。此外还有叫卜颜铁木儿、勃罗铁木儿、木花里、阿乞剌、桑哥八剌、哈兰多儿只、也火不花、桑哥答思、朵儿赤、朵罗歹等蒙古人名字的党项人。党项遗民取蒙古人的姓氏，反映出党项人蒙古化，可见他们中有些人已经融入蒙古族。《黑城出土文书》中也提到许多党项人，他们“世世代代居住在亦集乃路，以从事农牧业生产为主，应是当地的主要居民”。这些党项人长期与汉族、蒙古族杂居共处，其中有些已开始汉化，也有些开始蒙古化。如一些党项人在取名时就用汉姓，如吴哈剌那孩、梁都立别兴、李嵬令普、刘嵬立普、何逆你立嵬、杨朵立赤等，说明他们开始融入汉族。居住在夏、绥、银、宥、静五州之地的党项遗民，也纷纷改为拓姓，后逐渐融合于汉族之中。

蒙古统治者出于防范西夏遗民和军事征伐之意图，将西夏故地的河西人或签为唐兀军，或迁往其他地区，从而进一步加快了党项人与其他民族的融合。据调查研究结果显示，迁往内地的党项人主要分布在河北、河南、安徽、四川、云南乃至江浙一带，其中河南濮阳地区有一支党项遗民，今天均为杨姓。这支遗民的四世祖杨崇喜于至正二十七年（1367）还编写了一部《述善集》，详细记载了这支党项遗民在家乡发展教育事业的情况，这本书一直流传到今天。元代文人余阙则属于迁入安徽的一支党项遗民余氏家族的成员，他在所著《青阳集》中记载了迁入安徽的党项遗民的生活及与汉化状况：

然以予观之，予家合淝。合淝之戍，一军皆夏人，人面多黧墨，善骑射。有长身至八九尺者。其性大抵质直而上义，平居相与，虽异姓如亲姻。凡有所得，虽箪食豆羹，不以自私，必召其朋友。朋友之间有无相共，有余即以与人，无即以取诸人，亦不少以属意。百斛之粟、数千百缗之钱，可一语而致具也。岁时往来，以相劳问，少长相坐，以齿不以爵，献寿拜舞，上下之情怡然相讙。醉即相与道其乡邻亲戚，各相持涕泣以为常。予初以为此异乡相亲乃尔，及以问夏人，凡国中之俗，莫不皆然。……吾夏人之居合淝者，老者皆已亡，少者皆已长，其习日以异，其俗日不同。少贵长贱，则少傲其长；兄强弟弱，则兄弃其弟；临小利害，不翅毫发，则亲戚相贼害如仇讐。予犹疑江淮之土薄，而人之生长于此者亦因以变。及以问夏人，凡国中之俗，今亦莫不皆然。其于亲姻如此，则异姓之人可知也。

不仅如此，因为信仰藏传佛教的缘故，在青藏高原、中尼边境也有党项遗民，他们更多的融入藏族之中。另据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的记载，西夏灭亡之前，还有一部分党项人迁居中亚一带，他们基本接受了伊斯兰教。留居河西地区的党项人，由于色目人尤其是回回人的大量进入及定居，大部分被回回人同化，最终皈依了伊斯兰教。可见，西夏亡国之后，党项人失去了昔日统治民族的地位，被大量签军、内迁，而他们的原住地河西地区又为各民族往来的通道，加之人口数量急剧减少，遂与其他民族杂居相处，密切交往，年深日久，便逐渐湮没于汉、回、蒙古、藏等民族之中了。元朝时期，正是党项民族消融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