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的意义

成吉思汗之前，蒙古人并没有文字。“俗无文籍，或约之以言，或刻木为契”，往往依照游牧民族传统习俗以草青为一年。1204年，成吉思汗攻克乃蛮部，俘获了“性聪慧，善言论，深通本国文字”的畏兀儿人塔塔统阿，遂命塔塔统阿用畏兀儿字书写蒙古语，这就是所谓的畏兀儿体蒙古文。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后，深感用畏兀儿文字书写蒙古语言非常不便，于是命帝师八思巴创制一种蒙古新字。精通梵文和藏文的八思巴，遂创制出一套配音远较畏兀儿文字正确的字母，即八思巴字，也就是蒙古新字。

《元史》对此记载到：中统元年（1260），世祖即位，尊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命制蒙古新字，字成上之。其字仅千余，其母凡四十有一。其相关纽而成字者，则有韵关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则有语韵之法；而大要则以谐声为宗也”。至元六年（1269），忽必烈为八思巴创制文字成功特意颁布诏书，将八思巴字颁行于天下。诏书说：

朕惟字以书言，言以纪事，此古今之通制。我国家肇基朔方，俗尚简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汉楷及畏吾字，以达本朝之言。考诸辽、金，以及遐方诸国，例各有字。今文治浸兴，而字书有阙，于一代制度，实为未备。故特命国师八思巴创为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字，期于顺言达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

由此可见，忽必烈命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是为了弥补元朝“一代制度”不够完备之缺陷，树立和维系元朝的国威。蒙古新字并不只是用来书写蒙古语，而是要“译写一切文字”。实际上这种文字的创制，也是忽必烈为了实现“天下一家”的政治抱负的一种尝试。根据忽必烈的要求，八思巴以藏文字母为基础创制了一套拼写符号，并将藏文横排从左到右的书写方式改为竖排从左到右书写，从而方便了畏兀儿文字和汉字竖写的习惯。蒙古新字不仅可以用来拼写蒙古语、藏语，而且还可以拼写汉语和畏兀儿语，说明造字者是要将它作为当时各民族共同使用的文字推行到全国。

八思巴字的创制，是在元朝统一中国的历史前提下，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打算统一各民族文字字形的尝试，也是第一次用一套拼音字母来记写汉语的尝试。从忽必烈的主观意图上看，这是蒙古统一全国，促进各民族间语言文化交流，使全国各族人民最终写一种文字，讲一种语言，进而实现“天下一家”政治意图的尝试。但这种人为的主观做法，是不符合蒙古语、汉语发展规律的，很难被大多数蒙古人、汉人、畏兀儿人接受，因此就注定了八思巴字最终不能通行、存活的历史命运。但元朝统治者用行政命令的手段将八思巴字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这对元朝消除或减少国内各民族在语言文字上的隔阂，促进各民族间的文化经济上的交流和民族融合具有重要意义。正因如此，蒙古新字一经创立，忽必烈即将其定为“国字”，多次下令在全国推行。

为了在全国推行蒙古新字，元朝政府做了强制性规定：“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敕宗庙祭祀祝文，书以国字”。但新文字毕竟不是短期内就能普遍推行的，人民识读新文字需要一个过程。所以，忽必烈于至元六年下令“立诸路蒙古字学”，次年，“设诸路蒙古字学教授”，在全国展开蒙古新字的教学工作。根据至元八年忽必烈颁发的一份圣旨，可以看出不仅诸路设蒙古字学，而且京师国子学、诸王位下千户所也教授蒙古新字。学习蒙古新字的对象，首先是蒙古贵族和蒙古、汉人子弟。对此元人张昱的《宫中词》描写到：

裹头保母性温存，

不敢移身出内门。

寻得描金龙凤纸，

学模国字教皇孙。

让蒙古贵族子弟首先学习新文字，显然是为他们将来执政做准备，以通过掌握政治文书控制政权。

为了推行蒙古新字，忽必烈的圣旨里还规定：“随路所设教授学，有愿充生徒者，与免一身差役。”上路名额为30人，下路为25人，但“随处居住回回、畏吾、河西人等愿学者听，不在额设之内”，给色目人学习蒙古新字以更宽松的条件。学习蒙古新字不仅可以“免一身差役”，而且经过两三年的学习，如果考核中选者，还可以“约量授以官职”。这显然是通过优惠政策来吸引各民族子弟，尤其是蒙古人和色目人子弟学习蒙古新字，以便更好地为蒙古统治者效劳。

作为全国通用的文字，忽必烈的圣旨里还规定不能将新造的蒙古字称为“新字”。新字主要是针对“旧字”即畏兀儿体蒙古字而言的，取消“新”字，表达的是蒙古统治者推行这种文字的决心，是希望把这种文字作为唯一合法的文字。因此，蒙古新字广泛地使用于元朝的诏旨、公文、印章、花押、牌符、碑刻、交钞、钱币、铜权之上，明初叶子奇的《草木子》里就记载说，“元朝一品衙门用三台金印，二品三品用两台银印，其余大小衙门印，虽大小不同，皆用铜。其印文皆用八思巴帝师所制蒙古字书。”现存八思巴字的实物中，就有碑刻、官印、花押、牌符、钞、钱、权等。此外，元朝还用八思巴字译写、刻印过《孝经》、《大学衍义释文》、《忠经》、《百家姓》、《事林广记》等儒家经典。现存的八思巴字碑刻中，最多的也是加封孔子、孟子制，以及孔子庙学圣旨碑，说明当时蒙古新字在将汉文化传播于蒙古、色目人中间起到了重要作用。

此外，蒙古新字在帮助翻译梵文、藏文佛经方面也起到了显著的效果，对促进藏族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应有贡献。而大规模的译经活动，不但使藏传佛教的思想、教义传入蒙古社会，培养了很多人才，而且也反过来推动了八思巴字的进一步通行。蒙古新字的创制者八思巴本人，就用新字译写了很多佛经。仁宗时期的畏兀儿僧人必兰纳识里，“幼熟畏兀儿及西天书，长能贯通三藏暨诸国语。……其所译经，汉字则有《楞严经》，西天字则有《大乘庄严宝度经》、《乾陀般若经》、《大涅槃经》、《称赞大乘功德经》，西番字则有《不思议禅观经》，通若干卷。”尽管由于经济文化条件的限制，蒙古新字并不能完全做到“译写一切文字”。虽然朝廷三令五申要用蒙古新字书写文书、翻译佛经，但畏兀儿字照旧通行，并且畏兀儿字在武宗时期经却吉敖斯尔的修正之后，更为实用，直到今天仍在使用。但八思巴创制的用来“译写一切文字”的蒙古新字，对密切吐蕃人与蒙古人、汉人及其他各族人民之间的关系，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讲，蒙古新字对于促进民族融合是有积极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