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贾鲁治河

至正四年的黄河大决口造成惨重损失，对元朝统治者的震撼也很大，元顺帝“甚患之”，遂召集大臣讨论治河策略。八年，顺帝任命贾鲁行都水监使，使其访求治河方略。贾鲁（1297～1353），字友恒，河东高平（治今山西高平）人。泰定初，任东平路儒学教授，辟宪史，历行省掾，除潞城县尹，升户部主事，因父病辞任。后起为太医院都事。预修辽、金、宋三史，任《宋史》局官。以燕南山东道奉使宣抚幕官考绩居最，迁中书省检校官。累官监察御史。贾鲁受命后，循行黄河故道，考察沿河地形，往复数千里，备得要害，最后向朝廷提出治河二策：其一，修筑北堤，以制横溃，则用工省；其二，疏塞并举，挽河东行，使黄河回归故道，其功数倍。但他被调任右司郎中后，“议未及竟”，他的治河方案被搁浅了。

九年，元末“贤相”脱脱再度出任中书右丞相，就治理河患又一次展开讨论。当时众人意见仍不一致，“言人人殊”。贾鲁认为“河必当治”，遂向脱脱进献自己提出的治河二策。脱脱“取其后策，与鲁定议”。当时众人均持异论，但脱脱认为“事有难为，犹疾有难治，自古河患即难治之疾也，今我必欲去其疾”。于是力排众议，支持贾鲁治河。十一年四月，在脱脱的大力举荐下，顺帝命贾鲁为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进秩二品，授以银章，领河南、河北诸路军民，调发汴梁、大名13路民夫共15万人，庐州等地守军2万供役治河。当月治河工程开工；七月，凿河成功，疏黄河故道280余里；八月，堵塞决口，决水故河，使黄河复由淮入海；九月，黄河可通舟楫；十一月，诸埽诸堤筑成，“水土工毕，河复故道”，南汇于淮，又东入于海。贾鲁治河取得了成功，他也因此被顺帝升为集贤大学士。

贾鲁通过190天的治河工程，最终使黄河复于故道。治河能够取得成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贾鲁治河是有的放矢，是在做了详细的实地考察之后制定出下游河道的综合治理方针，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施工。这比起那些纸上谈兵、空发议论的治河方案要实际得多，也合理得多。丞相脱脱力排众议，采纳贾鲁方案，最终才结束了无谓的纷争，使得治河付诸实行。尽管元廷在治河前举行过多次商议，但往往是“言人人殊”，“或言当筑堤以遏水势，或言必疏南河道以杀水势”，意见不一，“廷议莫能决”。即便是在治河决定出台之后，关于治河方案仍然出现激烈的辩论。至正十一年春，工部尚书成遵偕大司农秃鲁“自济宁、曹、濮、汴梁、大名，行数千里，掘井以量地形高下，测岸以究水势之深浅，遍阅史籍，博采舆论，以谓河之故道，不可得复，其议有八。而丞相脱脱，已先入贾鲁之言，及遵与秃鲁至，力陈不可，且曰：‘济宁、曹、郓，连岁饥馑，民不聊生，若聚二十万人于此地，恐后日之忧，又有重于河患者。’脱脱怒曰：‘汝谓民将反耶！’自辰至酉辩论，终不能入。明日，执政者谓遵曰：‘修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责矣，公其毋多言，幸为两可之议。’遵曰：‘腕可断，议不可易也。’”可见，正是脱脱在权衡利弊之后，正式采纳了贾鲁的方案，从而结束了元廷关于治河的长期争论，使得大规模的治河工程得以实施。

其次，脱脱采用贾鲁二策中的“后策”，即“疏塞并举，挽河东行，使复故道”，这一策略是正确的，效果也是显著的，即贾鲁所谓“其功数倍”。因为元代黄河几次大决口，造成很大灾害，主要原因就是河南、山东段河床不断升高，河水泄洪不力，加上杜充决河导致黄河改道，使得主流南北摆动，因此为害。所以如果采用修筑堤岸阻遏河流，则河决的隐患并未根除，南北大运河以及黄河下游盐场的安全依然会受到威胁，以往元朝政府治河之所以失败，其症结也正在此。贾鲁的这一见解，在当时并非只此一家。有一位名叫王喜的人，在给朝廷的《治河图略》中，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他说：“臣故历考累代河流变迁之故与浚治之术，粗得其详，而知其有无不可为之理，且何以言之，皆缘下流壅滞，水势不能自泄，是以决溢为害。为今之计，莫若浚入淮旧河于南，以顺其势，仍导一新河于北，以分其势。大河既分，其流自缓，无泛滥之患矣。”可见，王喜在疏通壅滞泄洪、分流、“浚入淮旧河于南”等治河方法上和贾鲁是一致的。

再次，贾鲁采取的疏塞并举、先疏后塞的治河方法是得当的。贾鲁认为“水工之功，视土工之功为难；中流之功，视河滨之功为难；决河口视中流又难；北岸之功视南岸为难”。因此，他将“疏、浚、塞”三者结合起来治理河患。“酾河之流，因而导之，谓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谓之浚。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谓之塞。疏、浚之别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减水河。生地有直有纡，因直而凿之，可就故道。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趋卑，高卑相就，则高不壅，卑不潴，虑夫壅生溃，潴生堙也。河身者，水虽通行，身有广狭。狭难受水，水溢悍，故狭者以计辟之。广难为岸，岸善崩，故广者以计御之。减水河者，水放旷则以制其狂，水隳突则以杀其怒。”堵塞决口主要是堵塞缺口、豁口和龙口。缺口指河水决堤形成川流之处；豁口指堤防残缺之处；龙口指决口后新道和故道分汊之处。

最后，贾鲁采取的治河技术——石船堤障水和合龙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石船堤障水的目的就是要“障水入故河”，使河复故道。关于石船堤障水的具体办法，欧阳玄《至正河防记》记载：

乃入水作石船大堤。……鲁乃精思障水入故河之方……逆流排大船二十七艘，前后连以大桅或长桩，用大麻索、竹絙绞缚，缀为方舟。又用大麻索、竹絙周船身缴绕上下，令牢不可破，乃以铁猫于上流硾之水中。又以竹絙绝长七八百尺者，系两岸大橛上，每絙或硾二舟或三舟，使不得下，船腹略铺散草，满贮小石，以合子板钉合之，复以埽密布合子板上，或二重，或三重，以大麻索缚之急，复缚横木三道于头桅，皆以索维之，用竹编笆，夹以草石，立之桅前，约长丈余，名曰水帘桅。复以木榰拄，使帘不偃仆，然后选水工便捷者，每船各二人，执斧凿，立船首尾，岸上捶鼓为号，鼓鸣，一时齐凿，须臾舟穴，水入，舟沉，遏决河。水怒溢，故河水暴增，即重树水帘，令后复布小埽土牛白阑长梢，杂以草土等物，随宜填垛以继之。石船下诣实地，出水基趾渐高，复卷大埽以压之。前船势略定，寻用前法，沉余船以竟后功。昏晓百刻，役夫分番甚劳，无少间断。船堤之后，草埽三道并举，中置竹络盛石，并埽置桩，系缆四埽及络，一如修北截水堤之法。第以中流水深数丈，用物之多、施功之大，数倍他堤。船堤距北岸才四、五十步，势迫东河，流峻若自天降，深浅叵测。于是先卷下大埽约高二丈者，或四或五，始出水面。修至河口一、二十步，用工尤艰。薄龙口，喧豗猛疾，势撼埽基，陷裂欹倾，俄远故所，观者股弁，众议腾沸，以为难合，然势不容已。鲁神色不动，机解捷出，进官吏工徒十余万人，日加奖谕，辞旨恳至，众皆感激赴功。十一月十一日丁巳，龙口遂合，决河绝流，故道复通。

用石船堤障水，相当于今天的丁字坝，作用是将主流挑入正河，除了减轻堵口合龙时的水势之外，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在决口堵复之前，使正河有足够的流速，不至于因决口堵复时间拖延过长而被淤积。石船堤障水法是贾鲁在堵口技术上的重大创造，这一技术的采用，达到了“障水入故河”的目的，最终使贾鲁治河取得了成功，这在元代治河史乃至中国古代治河史上都是罕见的。

关于贾鲁治河的历史地位，历来评价不一，毁誉参半。就元末实际情况来看，贾鲁在元代河患非常严重的情况下，经过实地考察，掌握了第一手资料，总结了前人治河的经验教训，创造性地把疏、浚、塞三者结合起来，用当时最先进的治河方法，把汹涌泛滥的河水勒回故道，保证了漕运和盐场的安全，使黄河下游获得了相对的稳定，这一业绩是值得肯定的。至于贾鲁治河之后，黄河仍多次决口，河患并未完全平息，这其中的原因就不仅仅是贾鲁个人的能力所及了。黄河中下游泥沙不断淤积，河道的维护和整治不力，暴雨等灾害性天气的影响，以及治河官吏的能力等，均是可能造成贾鲁治河后河患仍未根绝的原因。贾鲁应是治河史上的佼佼者，明人就颇推崇贾鲁，他的能力应当胜过明代治黄专家潘季驯。潘季驯治河，于万历以后河患也未见减轻，因此我们也就不能苛求于贾鲁了，这也是元朝后期黑暗统治下河患不治的悲剧所在。

贾鲁治河本身和元末农民起义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元朝末年吏治腐败，政府财政状况急剧恶化，加上自然灾害频繁，流民大量出现，元王朝的统治实际上已经岌岌可危。脱脱、贾鲁看到这种现状，深知“役不大兴，害不能已”，欲借治河消除河患，从而使天下免于大乱。然而腐败无能的元朝官员并不能做好河夫的安抚工作，他们克扣朝廷发给河夫的“食钱”，役使河夫从事艰苦的治河劳作，激化了河夫和政府的矛盾，这就给农民起义的领袖们以可乘之机。韩山童等人就是利用开河大造舆论，他们“阴凿石人，止开一眼，镌其背曰：‘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预当开河道埋之。掘者得之，遂相为惊诧而谋乱”。贾鲁治河因此成了元末农民起义的导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