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代严重的河患

元代在黄河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时期，因为明清时期黄河南决侵入淮北平原，使淮河中下游水系经常受到黄河的严重干扰，这是元代所开的先声。而有元一代，河患是很严重的，造成这种严重河患的原因既有客观方面的因素，也有人为的主观因素。

从客观方面来看，黄河中下游河床逐渐升高，自宋人杜充决河后导致河道更改，同时灾害性天气如连续不断的暴雨等，均是引发元代发生严重河患的自然因素。黄河是中国含沙量最高的河流，有所谓“一碗水，半碗泥”的说法。黄河上中游是比较典型的黄土高原地貌，这里气候干燥，天然植被很少，土质疏松，遇到强降雨易于发生水土流失。河水不断冲刷河道两岸，携带大量泥沙顺流而下，造成下游平坦地区泥沙大量淤积于河道。据黄河干流三门峡、伊洛河黑石关和沁河小董三个水文站1919～1977年的水文资料统计，黄河进入下游的年输沙量，平均达到16 3亿吨。这些泥沙日积月累，淤积于下游河道，遂导致河床逐年升高，年长日久，河床高出两岸地面，于是形成了人们所说的“地上河”或“悬河”。为了防止水害发生，河道两岸的河堤就要随之不断加高，这种情况造成的最大问题就是河水易决堤，且决堤后水势凶猛，破坏力强。

建炎二年（1128）冬，南宋名将宗泽死后，相州（治今河南安阳）人杜充继任为东京留守。当时金兵大举南下，杜充“决黄河自泗入淮”，企图阻止金兵攻宋。杜充此次决河，导致河道多股分流，遂使黄河下游河道又发生一次大的变迁。杜充决河地点大致在河南滑县上流的李固渡（滑县西南沙店集南三里许）以西。决口以下，河水东流，经今滑县南，濮阳、东明之间，再东经鄄城、巨野、嘉祥、金乡一带汇入泗水，经泗水南流，夺淮河注入黄海。此后数十年间，黄河“或决或塞，迁徙无定”，造成其后700多年间一直处于极不稳定时期，长时期由淮河入海。

因为黄河下游河床高出地面，容易造成决堤，而夺淮入海导致河道变迁，所以遇到灾害性天气时，黄河下游即易发生河患。元代发生的河患，往往与连续不断的大雨等灾害性天气有关。如至元九年（1272），南阳、怀、孟、卫辉、顺天等郡，洺、磁、泰安、通、滦等州淫雨，致使“河水并溢”；二十五年，考城、陈留、通许、杞、太康五县大水，造成“河溢没民田”；大德二年（1298），汴梁等处大雨，“河决坏堤防，漂没归德数县禾稼、庐舍”……尤其是元末河患，其直接原因就是20多天的大雨造成的。“至正四年夏五月，大雨二十余日，黄河暴溢，水平地深二丈许，北决白茅堤。六月，又北决金堤。并河郡邑济宁、单州、虞城、砀山、金乡、鱼台、丰、沛、定陶、楚丘、武城，以至曹州、东明、钜野、郓城、嘉祥、汶上、任城等处皆罹水患，民老弱昏垫，壮者流离四方。水势北侵安山，沿入会通、运河，延袤济南、河间，将坏两漕司盐场，妨国计甚重”可见这次由大雨造成的“黄河暴溢”，导致的灾害是十分严重的。

造成元代严重河患局面也有主观的人为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治河不力，一是豪强霸占河旁滩地，阻塞水流。《元史》记载元代河决情况频频发生，政府也组织力量治河，如至元二十三年，河决开封、祥符、陈留、杞、太康、通许、鄢陵、扶沟、洧川、尉氏、阳武、延津、中牟、原武、睢州十五处，元朝政府调南京民夫244 323人，分筑堤防。次年，汴梁附近河水又决溢。二十五年，汴梁路阳武县诸处，河决22所，漂荡麦禾房舍，“委宣慰司督本路差夫修治”。三年间见于记载的河决就有三次，政府只好组织民力修筑河堤，甚至动用民夫达24万多人。大德元年、十年，又分别组织民夫3万、10万，修筑河堤。至大、泰定年间也有修河活动。可见，元朝政府在修筑河堤、治理河患方面还是很积极的，但治河的效果都不甚显著，其原因正是政府治河不力。具体来讲，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用人不当。“今之所谓治水者，徒尔议论纷纭，咸无良策。水监之官，既非精选，知河之利害者，百无一二。虽每年累驿而至，名为巡河，徒应故事。问地形之高下，则懵不知；访水势之利病，则非所习。既无实才，又不经练。乃或妄兴事端，劳民动众，阻逆水性，翻为后患”。如此的治河官员，自然不能根治河患。第二，贻误治河时机。武宗至大三年（1310）十一月，河北河南道廉访司向朝廷的奏言即说明了这个问题：“黄河决溢，千里蒙害。浸城郭，漂室庐，坏禾稼，百姓已罹其毒。然后访求修治之方，而且众议纷纭，互陈利害，当事者疑惑不决，必须上请朝省，比至议定，其害滋大，所谓不预已然之弊。”第三，无治河长远规划。元代河患频繁，为害甚大，但“有司不能远虑，失于规划”，遂造成“每岁兴工，筑堤防捍，真成戏剧，恐徒费人工，损践民田，其为河防经久之事，曾无少补”的窘迫境地。

仁宗延祐元年（1314），河南等处行中书省在给朝廷的奏疏中认为“非河犯人，人自犯之”，指出豪强势要霸占河旁滩地，遇到河水涨溢，水无所归，是导致元代河患的又一人为因素。这一情况在元代比较普遍，王恽对此披露说：“黄河两岸多有退滩闲地，有塔察大王位下头目冒占作投下稻田，令侧近农民写立种佃官文字，每遂出纳租课，余不得开耕。窃详河水走卧不常，今日河槽，明日退滩，安得为投下属地？今后合无将一切退滩地面，许令诸人开耕种莳，实为便益。”

鉴于上述原因，元代河患频繁而且严重。岑仲勉在《黄河变迁史》中就元代黄河的灾害情况编制了一份河事年表，兹据此表将元代河患的具体表现情况摘录如下（上文论述中已经涉及者不再罗列）：

至元九年，新乡县广盈仓南河北岸决。二十七年六月，河溢太康；十一月，河决祥符义唐湾；太康、通许、陈、颖二州大被其患。元贞二年（1296）九月，河决杞、封丘、祥符、宁陵、襄邑五县；十月，河决开封县。大德元年三月，归德、徐州，邳州宿迁、睢宁、鹿邑三县，河南许州临颍、郾城等县，睢州襄邑、太康、扶沟、陈留、开封、杞等县河水大溢。五月，河决汴梁。七月，河决杞县蒲口。大德二年六月，河决蒲口凡96所，泛溢汴梁、归德二郡。八年正月，自荥泽至睢州筑河防18所；五月，汴梁之祥符、太康，卫辉之获嘉，太原之阳武河溢。该年河决落黎堤。九年六月，汴梁武阳县思齐口河决；八月，归德府宁陵、陈留、通许、扶沟、太康、杞县河溢。河开董盆口，分入巴河以杀其势。至大二年（1309）七月，河决归德府境，又决封丘。皇庆元年（1312）六月，河决陈、亳、睢三州，开封陈留等县。延祐二年六月，河决郑州，坏汜水县治。三年四月，颍州泰和县河溢；六月，河决汴梁。七年六月，河决荥泽塔海庄，又决开封县之苏村及七里寺；是岁，河决原武，浸灌诸县。至治二年（1322）正月，仪封县河溢。泰定元年（1324）七月，曹州楚丘县、开州濮阳县河溢；河决大清口，从三河东南小清河合于淮，自此黄河南入于淮。二年五月，汴梁路15县河溢；七月，睢州河决；八月，卫辉路汲县河溢。三年二月，归德府属县河决；七月河决郑州阳武县；十月，河溢汴梁路，乐利堤坏；十二月，亳州河溢。四年五月，睢州河溢；六月，汴梁路河决；八月，汴梁路扶沟、兰阳二县河溢，虞城县河溢；十二月，夏邑县河溢。致和元年（1328）三月，河决砀山、虞城二县。天历二年（1329），开、滑诸州河溢。至顺元年（1330）六月，河决大名路东明、长垣二县；同月，曹州济阴县河决。三年五月，汴梁之睢州、陈州，开封之兰阳、封丘诸县河溢；十月，楚丘县河堤坏。元统元年（1333）五月，阳武县河溢；六月，黄河大溢。二年九月，河决济阴。后至元元年（1335），河决汴梁封丘县。三年七月，汴梁兰阳、尉氏二县、归德府皆河溢。四年，河决山东、河南、徐州等15州县。五年，河决济阴。至正二年九月，归德府睢阳县河患。三年五月，河决白茅口。四年正月，河决曹州，又决汴梁。五年七月，河决济阴。八年正月，河决，陷济宁路。十一年七月，河决归德府永城县，坏黄陵冈岸。十四年，河溢金乡、鱼台。十六年八月，河决郑州河阴县，官署、民居尽废，遂成中流。十九年九月，济州任城县河决。二十二年七月，河决范阳县。二十三年七月，河决东平寿张县。二十五年七月，东平须城、东阿、平阴三县河决小流口，达于清河。二十六年二月，河北徙，上自东明、曹、濮，下及济宁，皆被其害。八月，济宁路黄河溢。

由此可见，从元朝建立一直到元末，近百年间黄河决溢十分频繁，决溢约有六七十次之多，平均每1 4年决溢一次，而决口则有二三百处。如此频繁的河患，导致漂没稼禾，淹死百姓，民田被淹没，民居被毁坏，对黄河下游的社会生产带来严重的破坏。诗人高志道对此描述说：“屋倒人离散，风生水浪滔。周围千里外，多少尽居巢。”更有无数的百姓被淹死、饿死、病死，而因河患造成的流民则难以统计。张养浩《哀流民操》对流民的悲惨遭遇予以深刻的描绘和揭露：

哀哉流民，为鬼非鬼，为人非人。哀哉流民，男子无缊袍，妇女无完裙。哀哉流民，剥树食其皮，掘草食其根。哀哉流民，昼行绝烟火，夜宿依星辰。哀哉流民，父不子厥子，子不亲厥亲。哀哉流民，言辞不忍听，号泣不忍闻。哀哉流民，朝不敢保夕，暮不敢保辰。哀哉流民，死者已满路，生者与鬼邻。哀哉流民，一女易斗粟，一儿钱数文。哀哉流民，甚至不得将，割爱委路尘。哀哉流民，何时天雨粟，使汝俱生存。哀哉流民。

严重的河患造成大量的流民出现，老百姓无法生活下去，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人相食”的现象，于是他们铤而走险，纷纷揭竿而起。河患成了元末农民起义的导火索，引发了轰轰烈烈的元末农民大起义，加速了元王朝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