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女真人的“中国”观与蒙古人的“天下”观

“中国”在古代是一个变化的、范围并不是很固定的概念，所以经常是模糊的、不确切的，因而也是常常被争论的一个概念。对“中国”概念的争论，其实质是孰为“中原正统”的政治观念在作怪。历史上，汉人建立的王朝往往视自己为“正统”，而将少数族建立的王朝视作“蛮夷”、“夷狄”之邦，认为不是所谓的“中国”。甚至在中原王朝内部，人们也可以把其中比较边远偏僻的地区看成是非“中国”。在这种政治观念的作用下，处于政权林立的分裂时代，“中国”往往成为王朝法统的同义词，成为分裂的双方或各方政权争夺的主要目标。但实际上各少数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后，尽管中原地区有不少汉族儒士拒绝和在他们看来是非“中国”的新王朝合作，但绝大部分汉人最终还是接受了新王朝的统治，视新王朝为代表王朝法统的“中国”。

女真人建立金朝之后，先后灭亡了辽和北宋，与南宋北南对峙。女真统治者自称中国，视南宋为南国，以中原之主自居。如泰和八年（1208），蒙古向西夏又一次发动了进攻。作为盟国，西夏向金朝提出了救援请求，但章宗一改往日结盟西夏的做法，认为“敌人相攻，中国之福，吾何患焉？”《金史》中也有金人谈及金朝时多次以“中国”自称的记载。可见，金朝上自皇帝，下至普通士人，均认为自己的国家才是正统的“中国”。金朝在给南宋使臣的文书中，即有“天子裂壤地益南国，南国当思图报大恩”的记载，俨然一副居高临下的气势。而南宋自己也往往自称南国，视金朝为北国。如南宋著名爱国女词人李清照避难金华时，所作《题八咏楼》诗中就有“千古风流八咏楼，江山留与后人愁。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之句；张孝祥《二郎神》中也明确说：“南国，都会繁盛，依然似昔。”说明曾代表王朝法统的赵宋王朝，至少在偏安江南以后，也开始承认自己不是真正统一的“中国”的代表了。

第十二讲金元时期的民族大融合元朝在为辽、金、宋三朝修史时，也遇到了孰为正统“中国”的问题，对此史官意见不一，争论不休。在这种情况下，右丞相、三史都总裁官脱脱力排众议，主张“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给予三朝平等的地位，承认三朝都是正统的“中国”，同时修《辽史》、《金史》和《宋史》。脱脱的这一做法，应当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把历史上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统统看成是“夷狄”、“蛮夷”之邦，说他们是“僭称国号”，显然是大汉族主义，不符合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事实。

女真人自称“中国”、视南宋为南国的这种“中国”观，是他们认同和接受汉文化的结果。“中原正统”的政治观念在中国是根深蒂固的。在女真统治者看来，他们入主中原，在中原建立政权，自然就是代表王朝法统的“中国”了。因此金朝统治期间，女真贵族大力提倡汉文化，积极推行汉制，其结果无疑促进了女真的汉化和民族的融合，使得金朝成为辽、西夏、金三个并立王朝中汉化程度最高的一个，出现了一批汉文化程度很高的著名文人，女真、契丹、渤海以及汉儿之间的民族融合程度也得到明显加强。这种情况，使得当代台湾地区及国外一些学者，对女真汉化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们往往以“女真汉化”作为研究课题。到蒙古统一中国后，原来女真统治地区的各民族被蒙古统治者划分为第三等人——汉人，说明包括女真人在内的金朝各民族，到元朝时均已汉化，已融入汉民族当中。

蒙古国建立之后，成吉思汗和其后历代蒙古统治者关于“天下”的认识，与以往的中国历代王朝迥然不同。以往的统治者所谓的天下，指的是全中国。《尚书》“奄有四海，为天下君”，《诗经》“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指的就是全中国而言。但在蒙古人眼里的“天下”，已不再局限于全中国，而是指整个世界。成吉思汗家族经过西征南伐，将蒙古国的领土延伸至东欧，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疆域空前的蒙元世界帝国。在这个世界帝国里，原来被视为是“天下”的全中国，仅仅只是世界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疆域辽阔的蒙元帝国为东西方往来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大量的西域工匠、商人、宗教职业者、知识分子以及被蒙古人掳为奴仆的西域人，随着蒙古人的西征和蒙古各大汗国的交往而纷纷进入汉地，由此形成了一场空前的移民浪潮。

进入汉地的形形色色的新移民，被蒙古统治者给予一个形象的称谓——色目人。色目人这个名词本身，就包含了蒙古统治者的一种开阔的视野和对“天下”的前所未有的广阔感受。色目人是蒙元统治者实行的四等人制中的第二等人。元朝的四等人制，是承袭金朝统治者将国内民族划分为女真、渤海、契丹、汉儿四个等级的结果，但色目人的划分，则远远超出了金朝二等人的划分范围。元朝的色目人指的是西北、西南、中亚、西亚以及欧洲各族人，主要包括唐兀（党项）人、乃蛮人、汪古人、畏兀儿人、吐蕃人和回回人。这些色目人进入元朝后，被元朝统治者接纳为自己的臣民，并为他们建立户籍，使他们成为元朝政府合法的“公民”。他们或在朝廷担任官职，或穿梭于各地从事商贸活动，或在内地从事宗教活动，或随蒙古军进行征伐战争和屯田戍守，或成为蒙古统治者的奴仆而被迫从事苦力劳动，或与汉人及其他民族通婚定居……。久而久之，这些色目人要么和其他民族一起逐渐形成新的民族共同体，要么逐渐融入汉族或其他民族中，最终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这对中华民族的民族格局产生了较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