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都实探寻黄河源

中国古代，关于河源的说法多种多样。从《尚书》、《山海经》、《穆天子传》，到《史记》、《汉书》，再到清代的史籍中，关于河源的记载很多。清人吴省兰编纂的《河源纪略承修稿》，汇集了历代关于河源的多种图说，具体有：葱岭河源图说、和阗河源图说、北山河源图说、罗布淖尔图说、罗布淖尔东境北路诸泉图说、罗布淖尔东方伏流沙碛图说、阿勒坦郭勒重源图说、河流积石山南会三昆都伦河图说、河流绕积石山三面至贵德图说、库车淖尔图说、汉书河源图说、水经注河源图说、唐刘元鼎所见河源图说、元使所穷河源图说等。在多种河源说中，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来源于《山海经》。《山海经·海内西经》说：“昆仑墟在西北，帝之下都，河水出其东北隅……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导积石山。”并认为“泑泽为河水之所潜”。此处的昆仑，多认为指今昆仑山或葱岭。积石一般都认为在青海大积石山（即阿尼玛卿山），而泑泽即罗布泊。据此，认为黄河源出于今昆仑山或葱岭，至罗布泊潜入地下，至青海积石山再次流出，这就是“潜流重出”说。《史记》、《汉书》、《水经注》都采纳了这一说法，使其成为学术界比较正统的河源说。

第十一讲元朝对黄河的开发和治理上述说法是否正确？黄河正源到底在哪里呢？1949年以后，人民政府曾组织人员两次考察河源。1952年，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组织相关人员对河源进行了考察，随后发表了数篇论文讨论河源问题。1978年夏，青海省革命委员会邀请我国当时的地理、历史、测绘、地名等有关科研、大专院校的专业人员，到巴颜喀拉山麓进行考察，并在考察结束后召开了学术讨论会。建国后对黄河源的考察和讨论，终于为黄河正源做出一个科学的论断，也为解决河源地区地名的标准化提出了建议。次年，《人民画报》刊发了贾玉江、刘启俊《再探黄河源》一文，报道了这次考察的情况。

1978年考察结果认为，在河源地区的西部，有三条河流，分别从北、西、南三个方向汇入星宿海。这三条河即北支扎曲、西支约古宗列曲和西南支卡日曲。扎曲流程短，水量小，只能算约古宗列曲的一个支流。卡日曲和约古宗列曲相比，前者较后者长近30公里，汇水面积多700平方公里，流量也多出两倍以上，而且源头泉水旺盛，即使在最干旱的年份，也流水不断，所以卡日曲才是黄河的正源。卡日曲谷地宽浅，为一片草原和沮洳地，位于青海省曲麻莱县境内，发源于巴颜喀拉山的支脉各姿各雅山的北麓，源头附近山地海拔4 800米左右。卡日曲由西南流向东北，注入星宿海，在此和约古宗列曲汇合，然后形成黄河最上游的干流——玛曲。藏族同胞称黄河为“玛曲”，意即“孔雀河”。玛曲流经河源地区的两大湖——扎陵湖和鄂陵湖（即《元史·地理志·河源附录》所谓“阿剌脑儿”），也是藏语名称，前者意为白色长湖，后者意为青色长湖，大概是当地居民根据两湖的形状、湖色特点来命名的。扎陵湖位于鄂陵湖之西，经测量，平均深度约8米，湖色灰白，鄂陵湖平均深度约20米，湖色青蓝，与湖名正相吻合。

搞清楚了黄河正源，让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中国古代对河源的考察情况，看看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真正发现黄河正源？如果有，是在什么时间发现了黄河正源？

在中国古代史上，唐代对河源的认识是比较成功的一次。唐代对河源认识的加深，与李氏王朝用兵吐谷浑、和亲吐蕃的外交政策有关。唐太宗贞观九年（635），李靖、侯君集、李道宗等奉命出征吐谷浑。兵至今青海南部时，李道宗指出“柏海近河源”。柏海一作柏梁，即今青海扎陵湖、鄂陵湖。唐兵曾“次星宿川（即星宿海），达柏海上，望积石山，览观河源”。他们认为柏海才是河源。柏海也是文成公主进藏和亲吐蕃时，吐蕃王松赞干布前往迎亲的地方。至长庆二年（822），穆宗遣刘元鼎出使吐蕃，兼探河源。刘元鼎探求的结果是：“河之上流，繇洪济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狭，春可涉，秋夏乃胜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国，古所谓昆仑者也，虏曰闷摩黎山，东距长安五千里，河源其间，流澄缓下，稍合众流，色赤，行益远，它水并注则浊，故世举谓西戎地曰河湟。”所谓紫山、闷摩黎山（《元史》卷六三《地理志》作“闷磨黎山”），即今巴颜喀拉山。刘元鼎的探察结果，从根本上动摇了河源的潜流重出说，应是中国古代探寻河源比较成功的一次，标志着黄河源问题进入了发源于巴颜喀拉山的实际认识阶段。杜佑《通典》就肯定和采纳了这一成果。但因传统的河源说流传很广，唐代的这些考察成果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元代统一后，在全国大建驿站，开通驿道，使得交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方便。同时，元朝政府也加强了对边地的管理。这一系列措施，为河源的探索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元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忽必烈派都实为招讨使，佩金虎符，专门探寻河源。这是中国历史上官方首次派人实地考察河源，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首次发现了黄河正源。正如时人梁寅在其《梁石门集》所说：“今朝之究河源，盖得之目睹，非传闻者也。”派遣都实探寻河源，是元朝政府开发黄河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的政府活动，并不是私人的探险，也不是忽必烈个人的心血来潮。在组织探寻河源之前，元朝政府就曾作了一些前期准备工作，负责这项工作的是郭守敬。郭守敬可以说是元代最著名的水利专家，开发黄河、探寻河源的建议是他首先提出来的，并且有相应的实地考察。郭守敬在西夏故地时，“尝挽舟溯流而上，究所谓河源”。至元二年（1265），他又从中兴乘舟，“顺河而下，四昼夜至东胜”。经过实地勘查之后，郭守敬对黄河的水文有了一定的了解，并且总结出了一些经验，进而向忽必烈提出建议。到至元十七年，忽必烈政府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计划和相应的准备之后，形成了开发黄河的宏伟蓝图。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二“黄河源”对此记载：“黄河之入中国，夏后氏导之，知自积石矣，汉唐所不能悉其源。今为吾地，朕欲极其源之所出，营一城，俾番贾互市，规置航传。凡物贡水行达京师，古无有也，朕为之，以永后来无穷利益。”忽必烈决定探寻黄河河源，在黄河源头建造一座商业城市，一方面方便蒙古、汉、藏、畏兀儿各族人民的商贸往来，另一方面意图利用黄河水运，加强中原和西北的交通往来，将西北乃至中亚、西亚的物产运至大都。

都实是女真人，蒲察氏，通多种民族语言。他曾多次到过吐蕃，寻求河源所在，且开辟航道，制造船只，筹建城镇。都实探寻河源的行程是：至元十七年“至河州。州之东六十里，有宁河驿。驿西南六十里，有山曰杀马关，林麓穹隘，举足浸高，行一日至巅。西去愈高，四阅月，始抵河源”。探寻河源返回大都后，都实向忽必烈写了考察河源的专门报告，并绘制出《黄河源》图及沿途山川城镇图。但这份报告藏在内府，世人无法得知其详细内容。后来翰林学士潘昂霄从都实之弟阔阔出那里得到河源报告的副本，并据此撰为《河源记》，又称《河源志》，明人修《元史》时将其收入《地理志》，于是保留至今。

在潘昂霄写《河源记》的同时，元临川（治今江西临川）人朱思本又从八里吉思家得到帝师所藏都实考察报告的梵文本，并将它译为汉文。朱思本的译文和潘昂霄的《河源记》互有详略，可以互相补充。《元史》的编纂者“取二家之书，考定其说”，在收录潘昂霄著作的同时，将朱思本的译文与《河源记》的不同之处附注于后，以“思本曰”标识出来。

都实的河源报告，较前人关于河源的叙述，要具体、细致得多，因此也更受人们的重视。其中记载河源的具体位置是：“河源在土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余泓，沮洳散焕，弗可逼视，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灿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脑儿。火敦，译言星宿也。”指出黄河正源是火敦脑儿，即星宿海。但问题就出在这里，我们只是注意到《河源志》的记载，片面地相信了《河源志》关于都实发现的河源是火敦脑儿即星宿海的说法，却忽视了朱思本的梵文译本的记载。朱思本梵文译本记载说：“河源在中州西南，直四川马湖蛮部之正西三千余里，云南丽江宣抚司之西北一千五百余里，帝师撒思加地之西南二千余里。水从地涌出如井。其井百余，东北流百余里，汇为大泽，曰火敦脑儿。”对照潘、朱二人的记载，可知朱思本所据的梵文报告并不认为火敦脑儿就是黄河正源。

实际上，朱思本所据的梵文报告认为，真正的河源在火敦脑儿西南一百多里，即位于星宿海西南面的一条河流上。黄盛璋《再论黄河河源问题》一文认为这就是现在的喀喇渠。喀喇渠即卡日曲。从火敦脑儿沿西南方向上溯，正是黄河的源头卡日曲。朱思本关于河源地貌“水从地涌出如井，其井百余”的记载，与20世纪70年代末期考察河源时所发现的黄河正源卡日曲源头地貌也相吻合。可见，从朱思本所依据的梵文报告来看，都实实际上已经发现了黄河正源。如此，以往一些学术观点似乎可再商榷，如《文史知识》1985年第3期（蒙元史研究专辑）所收“元代科技文化重要成果一览表”中“黄河源的发现”认为：“都实探险的结果，发现了以往的错误，但自己也误以为星宿海为河源。”杨建新主编的《古西行记选注》也指出：都实“认为星宿海为河源，则不如刘元鼎的考察”。冯锡时《徐松〈西域水道记〉辨误》也认为都实发现的河源是星宿海。至于潘昂霄的《河源志》为什么会将火敦脑儿作为都实探寻到的黄河源头，我认为这当是潘昂霄并没有看到都实报告的全部内容的结果。尽管朱思本看到的梵文图书也不一定就是都实报告的原本的梵文本，但二者记载的可信度应当是一致的。更何况朱思本所记黄河河源与地理实际和今天科学考察的正确结果正相吻合，所以其记载是可信的。都实探险的结果，发现了以往的错误，找到了黄河正源。黄河源的发现，不但是元代科技文化的一项重要成果，而且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不应该忽视元代女真人都实应有的历史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