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讲　结束语

这是我们这门课——《欧洲文明史论》的最后一讲了。我少讲一点，听听你们的意见。

我讲的内容有点儿跳跃，留下的空白，需要同学们自己下去读大量的书补充。或许有人说读书没用，读书以后就全忘掉了。但在我看来，那实际上不是全忘掉了，而是变成了营养。你不要怕忘掉了什么，关键是看你能消化多少。多读书总是没坏处的，大家就应该趁着年轻多读一些书。

国际关系专业学生的一大特点就是：必须是个“通才”。在保证学分完成、分数及格的基础上，多读一点“非国际关系”的东西，扩充自己的知识面。你们千万不要把学问囿于一隅。

我们现在讲东西文化的对照就是为了了解中国与欧洲不同的发展轨迹。

晚清以前的中国——在我看来——发展上没有大的突破，我给它取名为“朝代相因的自我循环”，当然这种说法许多人也并不同意。对于“即使没有外国1840年的入侵，中国自身也会产生资本主义的萌芽”这种说法，我是不相信的。有人说南宋、明朝已经有资本主义萌芽，但我认为那实际上只是生产的发展（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当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实际上都没有突破。不管是历史，还是现在的许多博物馆，都没有证明中国自身产生过资本主义的萌芽。那么，如果让中国封闭发展而没有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是不是可能产生资本主义萌芽？我不排除有这种可能。这主要取决于中国会不会产生“工业革命”、生产力和人文思想上有没有历史的突破。但是，中国还来不及去证明，就发生了1840年的事情。

我认为，近代的标志主要有两个：一是从农业社会转变到工业社会，二是从独裁转变到不独裁（即共和、民主）。而古代中国就像一个密封的很大的“易拉罐”，若不从外部打破，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突破。

最近有一个英国人宣称，他已经搜集到了大量资料证明郑和比哥伦布先发现“新大陆”。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还涉及到了全球化的问题，对此我们要有理性的判断。商品经济、工业发展达到一定阶段之后，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往来会取代过去的相互封闭，从理性上说，全球化是个历史发展的进程。而航海打破了过去传统的时空观念，以各洋相互连通打破了过去相互分离的观念。至于郑和七下西洋，基本上还是一种政府行为、政治行为。

晚清以前的中国还是个封闭的国家，我主要是说心态封闭。体现在两个例子上：

第一，是16世纪发生的两起与对外关系有关的事情。一是葡萄牙到达印度洋，并在中国南部海域活动（《明史》中，称葡萄牙人为“佛朗基人”，后来进一步发挥，把来自西方的人通称为“佛朗基人”。《明史》中有《佛朗基传》）。当时葡萄牙人主要是经商（还未开始传教活动），并强占了澳门作为一个据点。可以说，葡萄牙在西方与中国的交往中起到了打开大门的作用。二是当时的中国只与马来亚、日本等周边国家通商，允许它们派“贡使”，坚持不与西方人做买卖。这两件事充分说明了当时中西方心态的不同：西方人（以葡萄牙人为代表）正在进人近代，在工业革命、航海业的发展的推动下，千方百计正在向外扩展；而中国，却在千方百计自我封闭。马克思也说过：在十四五世纪，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城市已经稀稀拉拉地出现了零星的资本主义萌芽；美洲的发现，绕过了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发展领域……也就是说，欧洲封建生产关系正在发生变化，突破这种封建关系的因素正在不断发展。

第二，是16世纪以后欧洲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你们可以看一下《利玛窦的中国札记》（中华书局：中国对外关系丛书）这本书。我个人认为，利玛窦等传教士给中国带来的主要有这么几样东西：a.教义，天主教义；b.自然科学知识，包括气象、水利、农田等等；c.实物，如圣母像、十字架等；d.测绘技术，如世界地图（中国向来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利玛窦带来的地图本来是中国在东边，为使中国人能够接受，他做了些手脚，将中国放在了中间）；e.一些思想，如地球是圆的等等。而利玛窦为了传教，也在中国文化上下了很大功夫。最开始是穿和尚服，又读四书五经、先秦文学，换上了儒服。他的这些行动影响了一些中国的士大夫，并发展了一些士大夫成为天主教弟子，典型的例子是：徐光启、杨廷筠和李之藻。这三人当时都是明朝中层以上的干部，在朝廷做官。天主教在开始时在中国发展还算顺利，但不久以后就引起很多问题：首先，天主教传教士良莠不齐，在地方也有买房产、称霸一方、欺压百姓的事情，所以晚明一些地方陆陆续续发生过许多起“教案”——普通农民与当地传教士发生冲突。其次，也引起了朝廷内部一些反传教势力的反对，认为传教士传的东西有违中国传统道统，破坏中国固有文明，主张将其驱逐。这里有两个例子：一是，万历晚年礼部尚书沈漼排除传教士的活动，其动机来源于中国封闭的传统文明，而且还有朝廷的支持。他认为皈依天主教的教民有违传统，由此发动了由上至下的“南京教案”，“后台”是魏忠贤。这次“教案”使南京传教士损失惨重，纷纷南下。直至崇祯末年，魏忠贤、沈漼倒台，传教才再度慢慢兴起。这次“教案”说明，传教士文明与中国传统文明是相抵触的，而且，反传教的势力还有朝廷的高官作后台，传教困难重重。第二个例子是康熙初年四位辅政大臣在鳌拜支持下的反传教活动，主持者是杨光先（钦天监管气象的大臣），主要是反对传教士的气象理论和“地球是圆的”这种说法。可以参见杨光先写的《不得已辩》中的一篇：“辩邪篇”。这次反传教活动使得天主教徒有的下狱、有的被判重刑。直到康熙十四年，鳌拜倒台，杨光先也下台，天主教士与杨光先以前的助手在康熙面前辩论，看谁对天象问题测算得正确，结果后者败北（这实际上是一场政治斗争）。康熙思想开明，让传教士南怀仁主持了钦天监，这博得了西方的好感，但也引起了传教士之间的“礼仪之争”——利玛窦一派主张与中国“求同”，容忍中国的“三祭”，即祭天、祭祖、祭孔；但是天主教认为这违背了天主教教义认为中国的泛神论实际上是无神论，是“迷信”，故不断加以干涉。“礼仪之争”也在一些方面影响了中国的社会秩序。康熙末年，天主教教廷频频派人到中国干涉，最终使得康熙大怒，康熙下令进行禁教，一直持续一百年，史称“百年禁教”。这反映了中国早期与西方接触时的那种文明的冲突。

但不可否认，中西之间也有文化的交流。晚明起利玛窦等人向中国引入了一些科学知识，同时也将中国一些优秀的文化传入了西方。有人认为西方“启蒙运动”受到了中国的影响，但我不同意这种观点。

以上两点就是中国在封闭状态时与西方进行的两次较大的文明的接触。到1840年以后，中西交流不再限于传教，鸦片战争把中国封闭的历史打开了一个缺口，中国开始进入近代。所以，我认为，中国没有土生土长的近代史，中国是在与西方文明的冲突中部分地、一点点地吸收了西方的文明的状况下才有了近代史。也正是因为这样，中国对于进入近代缺少物质、精神的准备。冯友兰先生所说的“中西之交，古今之异”，大概也就是这个意思。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国家带给中国的文明因素使得中国封建制度内部发生了变化：中国不得不接受西方的制度、文化，但这个接受过程是非常非常之曲折而艰难的。康有为主张搞“立宪”，光绪帝也赞成搞“立宪”。在中国“全盘西化”不可能。但是中国从此吸收西方文明，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由于条件、土壤不够，吸收时总显得格格不入。因此，中国对西方事物的纳入，长期以来都避免不了一种“嫁接”的状态。对这一点我们必须承认。“嫁接”是非“嫁接”不可的，即便是现在的市场经济也是从西方“嫁接”过来的。只有当外来的东西成为我们本土的东西之后，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才会成熟起来。当然对这个“嫁接论”还是有许多人不同意的，不过我觉得它很有道理。“嫁接”不是屈服，它是个历史的趋势，这点我们也必须承认。现在有的人抱怨市场经济不规范，这是当然的，因为市场经济毕竟还是“嫁接”的东西嘛。

我把“嫁接论”归纳起来说，也就是两点。第一，“嫁接”是有必要的，不“嫁接”就会后退。“嫁接”并不是坏东西，从人类历史发展来看，“嫁接”是一种进步。第二，“嫁接”是个过程。经过持续努力，有希望将“嫁接”的东西变为我们自己本土的东西。

说到这里，实际上我们都是在说一件事情，即从中国的历史来看，中国没有自己的近代史。前边我们已经一再提到，近代有两个标志——从农业转向工业、从专制转向共和或者民主，若无这两个转变，就不构成近代。

欧洲的优势在于它的发展是个自然的历史进程，在这个进程中，一个世纪推动另一个世纪，水到渠成地到达另一个阶段，这不同于中国的循环式发展。这其中并没有谁是谁非的问题。因此，中国要发展、要打破它所处的停滞状态，就必然要付出代价。这个代价是必要的，也是会得到回报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近代史（也或者是“中国与西方之间的交流”的历史）有这么几个阶段：①15世纪以航海为主；②216世纪，以传教为主，也有通商，但零星、规模小；③近代史从1840年开始，冲破封闭的中国历史，中国历史自此与世界分不开，不谈西洋、欧美不行。黑格尔认为印度、中国不在世界范围之内，这反映了黑格尔的西方中心、欧洲中心甚至日耳曼中心的思想；但同时也从根本上反映了当时以印度、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和西方之间的隔绝。此时与世界混在一起，实际上顺应了世界潮流；④五四运动之后通过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中国接受西方文明的趋势很明显。五四运动把中国的宗法社会、专制社会剥了一层皮（虽未深入骨子里），有划时代的意义，提出了德先生和赛先生。但是剥了一层皮以后的后续工作却是很不顺利，甚至是很艰难的。张东荪认为当时中国实际上已经接受了西方文明，关键不在于你接不接受，而在于接受了什么和应该接受什么。“五四”之后，是个百花齐放的时期。当时争论的一些问题现在我们仍然在争论（现在，中国打开了大门，与西方文化交流很自由，相比之下，二三十年代的动机是相当单纯的，只是在想如何挽救中国的命运、创造新的文化）。五四时期有许多人，比如任鸿隽（20世纪初搞科普的科学家）、陈衡哲（著有《西洋史》）夫妇，他们默默无闻，被人遗忘了近半个世纪。他们所处的时期比较像18世纪法国启蒙时期，各种思想、思潮，古今中外，大汇集。但欧洲启蒙时期接下来进入了近代的大发展，而中国启蒙时期接下来却进入了长期的战争时期，先是抗日战争，接下来又是好几年的国内战争，直至新中国成立。新中国成立后的情况不在这里说了。总之，是到了“文革”后实行“改革开放”，中国才又开始重新接触西方文明，耽误了几十年的光阴。

最后，我还再想讲几句我个人对教育特别是对高等教育的看法。

我认为，现在高等教育有不少问题，问题就在于缺乏精神层面上的东西。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大学文科被连根拔掉。而精神层面的东西就要靠文科的根基。像杨振宁、丁肇中他们就有很好的人文素质。现在有种气氛很不好，过分的功利主义，更多的追求实用，而较少考虑精神层面的东西。这是要出大问题的。

现在，有的报纸上说要将教育“产业化”。我对这个提法是比较反感的。教育应该是一片清净的土地，大学是打好基础的阶段，不应搞什么“产业化”。

现在的教育缺乏liberal education的传统，重理工，轻人文的倾向根深蒂固。以前清华大学的副校长、上海大学的校长钱伟长先生，就一贯提倡liberal education，他认为大学应打掉科系间的几堵墙。高等教育不应培养机器，而应培养人才。Liberal education最早由蔡元培先生提出，也被京师大学堂和清华大学堂所采用，但却被我们破坏了半个世纪。

教育深化改革的重任，在你们学生这一辈的肩上。现在30岁以上的人，笼统地说，都只能做现在的事。民族的前途还是得靠年轻的一代。你们现在好比在白纸上画画，拥有先天的有利条件。作为“结束语”，就讲这么些。

课堂提问与解答

1.问：您刚才提到中国由不发展到发展，必定要付出一定代价，您认为这个代价是不可避免的么？这是否会陷入“代价论”而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

答：代价是肯定要付出的，但也不能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只不过这个主观能动性也受到历史环境条件的限制。

2.问：您怎样看待中国的传统文化，比如孔子的学说。五四时期提出“打倒孔家店”，您怎样看待这件事？

答：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孔子学说也是（只是《论语》中有些话不通，可能因为是后人记录的吧）。博大精深是说它包括形而上学、历史学、美学、可抽象继承的伦理道德观念等方面；但由于是历史的产物，是封建宗法社会的产物，总是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因此，不管它多博大精深，都不可能直接通向现代化。

“打倒孔家店”，是当时青年提出的比较偏激的口号；中国当时矛盾如此之深，积重难返，所以一些过激的情绪化的口号，也有其提出的合理性。五四运动是个综合的运动，最初是针对凡尔赛和约，但作为一场文化运动，它把封建社会揭了一层皮，意义很重大。

3.问：西方的传统节日圣诞节就要来临，先祝陈老师圣诞节快乐。您研究欧洲也喜欢欧洲，您认为圣诞节在欧洲传统文化中占有什么地位呢？

答：圣诞节是西方普遍的、凝聚老百姓的、具有民俗意义的节日。它最初虽是宗教节日，但现在越来越像我们的春节——成为全民的节日。

4.问：陈先生，您刚才说明清来华的传教士不只是披着宗教的外衣，连里子也是宗教的，我觉得很精辟。但来华传教士实际的作为，我觉得换一种说法也是可以的：传教士来华是披着科学的外衣，打着宗教的里子，例如徐光启之所以入教主要原因似乎不在于洋教对他的吸引力，您同意这个说法么？

答：说他们披着科学的外衣、打着宗教的里子，也可以这样说。但实际上，他们除里子是宗教的以外，确实连外衣也是宗教的。不过，利玛窦等人在传教过程中也渐渐改变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

徐光启入教有两个因素：一个是被西方自然科学知识所吸引；二是他也同意利玛窦的用基督教教义代替佛教的主张，即“补儒易佛”。他认为天主教的教义符合儒家思想，而且天主教在西方得到了民众的普遍相信、净化了社会，因此，他认为应该也在中国宣传天主教的教义。

5.问：您觉得中国现代化“嫁接”的前景会怎样？在许多优秀传统失传的情况下，会在中国建立西方的价值理念么？

答：我当然是希望“嫁接”成功，将西方文明精髓的东西经过消化变为自己的。不过这需要一个过程，但从长远看，应抱乐观态度。

对传统文化是否会失传，我有些担忧。若将传统文化全部抛掉，我们就变成了无根之人。现在存在的一个问题在于——不是在“消化”西方文明，而是直接“吞食”，试图用西方的文化来取代中国传统文化。不忘记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很难，因为人的观念中存在实用主义问题。

6.问：您是否认为中国社会曾经存在过资本主义形态的社会？如果存在，那么这是不是一种外部冲击的结果？您赞成“冲击—反应”模式么？

答：我不赞成中国传统社会存在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既然中国传统社会没有过资本主义的萌芽，又怎么会有资本主义形态的社会呢？

我个人认为不应该将“冲击—反应”看做一种模式。有冲击，就必然有反应，这是个逻辑的问题。我赞成胡适的观点：多研究点问题，少谈点主义。“模式”之类有时容易简单化。

7.问：人们称中国为“黄色文化”，欧洲为“蓝色文化”，请问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答：我想这个观念大概来自于电影《河殇》吧。说中国文化是“黄色文化”，这确实体现了过去我们对中国文明起源的一种认识。过去我们过分夸大了中国的黄河起源，实际上中国文化的起源还有扬子江和珠江。“黄色文化”、“蓝色文化”，很形象。但内涵不准确。

8.问：您刚才提到传统文化的“抽象继承性”，同时又说到传统文化不能帮助中国直接进入现代化，请问在您看来传统文化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作为富有良知心的知识分子应怎样面对自己的历史文化上的“根源”？

答：“抽象继承性”是说，有些问题可以超越时空、不受社会历史条件限制，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准则就可以“抽象继承”。冯友兰先生在50年代的时候就说过，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可以抽象继承。但是从现代化角度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帮不上忙，无法通向现代化，但传统文化中好的方面还是应该继承的。这主要涉及一个选择的问题，需要自己去尝试。

对中国传统文化，我总存在一个感情和理性的矛盾。理性来看，传统文化属于原来那个时代，不能直接通向现代化；而在感情上，我还是非常喜欢我们的传统文化的，这涉及到我个人的情感问题。对于传统文化，我们不能一下全部否定，但也不能一概肯定，要学会批判。我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指的是“政治文化”；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所谓“史官文化”，它怎么能通向“现代化”呢？

9.问：您认为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的根本目的是什么？随着中国更大地融入国际社会，这种必要性是在减少还是增加？

答：目的就是要搞好自己，知道自己与西方相比较，我们还缺少什么。

至于第二个问题，不能简单归纳，但总的趋势是在增加。西方也逐渐意识到需要了解中国，增加与中国的沟通。

10.问：您一方面强调传统文化的自身弱点，另一方面又认为要有人文修养，该读“四书五经”这些古籍，这二者是否矛盾？如何把握二者的度？

答：要有人文修养，不是说要求我们读四书五经，中国传统文化的弱点不在于此。但是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如果对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完全不了解，这不是优点，而是缺点。在传统文化上，我们不要太绝对，不要非黑即白。我个人是反对中小学生读经的，因为这些书并不全是好东西，要有选择，但是，还是应有接触。从学问上说，不了解自己的历史文化是相当吃亏的。应该抛弃的是旧的专制的“政治文化”，提倡民主自由的“政治文化”；其他文化，如文学、艺术、哲学等等，你完全可以“百花齐放”。

11.问：请问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循环更替、文明出现停滞的原因是什么？

答：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缺乏精神层面的东西。缺少独立的知识分子——传统知识分子总离不开“官”，太政治化了，出不了康德、黑格尔这样的人物。而且中国传统社会存在从上至下的“专制主义”和从下至上的“臣民主义”，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宗法社会的传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停滞的根本原因。

12.问：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教育的功利主义倾向已成普遍趋势，无论中国还是美国最出色的人才都在商学院与法学院，而传统人文学科的地位则日渐卑微，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答：这是一个很悲哀的问题，也是我个人担心的问题——担心中国的民族文化，也担心世界民族文化。现在的教育功利主义色彩太浓。高官再气派，我也不羡慕，因为我没有那个心。作为知识分子，我只能大声疾呼，别无他法。读什么专业，这是个人的选择问题。文化的前途不是我一个人就能改变的。功利主义也可以说是中国长期封闭的结果。

13.问：我个人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推动社会进步中，作用远小于欧洲的知识分子。请问您是如何看待中国知识分子同欧洲知识分子对文明的不同影响的，原因何在？

答：中国的知识分子离不开“官”，他们只有两种前途：一是走仕途，二是回家种田，也有少部分从商。但是有影响的知识分子，都是做官的。再则，中国太大，包袱太重，真正的知识分子要产生普遍影响，很难。

14.问：有人认为中国文化更适合于中央集权。民主和中央集权并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但是，是文化决定了中央集权还是中央集权决定了这样的文化，这是否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

答：从精神、原则上讲，中央集权与民主是相对立的。操作层面上的“中央集权”也必须以民主为基础，而不是相反。

15.问：有人将中西文化归为“生命之树”与“知识之树”，认为西方选择知识之树，例如亚当夏娃偷吃禁果而受惩罚，中国则反之，您如何看待？

答：青年人很直率、可爱，思想方法也太绝对。西方文化并非无“生命之树”，而中国文化中确实少有“知识之树”。中国文化比较讲“情”，故注意人际关系、等级关系；而西方文化比较讲“理”，故求真知、提倡大胆怀疑。我常说：中国文化情重于理，西方文化理重于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