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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西利·康定斯基（WassilyKandinsy）是20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他直接开创了抽象主义绘画，一生不仅创作出大量的抽象绘画作品，而且在抽象艺术理论上也颇有建树。他还是一位优秀的美术教育家，总是以其渊博的学识、坚定的信念和宽广的胸怀为众多的年轻艺术家指引着方向。他的一生和抽象艺术的开创、成熟、传播紧密相关，他用自己的艺术思想和实践改变了20世纪艺术发展的进程。

1866年12月，康定斯基出生于莫斯科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祖父出生于俄国与蒙古国交界的一个小镇卡西塔，祖母则是一位蒙古国的公主。祖父母的结合使他带有了东西方的双重血统。康定斯基的父亲年轻时到莫斯科求学，后来就定居在那里，并且和当地一位带有波罗地海血统的小姐结婚，但最终离异。双亲的离异并未给康定斯基的童年带来多少不良影响，姑母蒂吉娃承担起照顾他的主要责任，她教会他如何观察大自然，如何从大自然中汲取知识、获取丰富的心灵体验。

康定斯基从小就对音乐和美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展示出过人的才华。作为一个孩子，他对于绘画的材料用具铅笔、水彩等都极为喜爱。13岁时，有一次他攒够了钱，立刻就去买了一盒油画颜料。对他来说，可挤出颜料的铅管就是一个让人兴奋的潜在的世界。出于他对绘画的兴趣和天分，他的父亲让他接受了绘画教育，这为他以后选择绘画为自己终生的事业奠定了的基础。康定斯基从8岁起就开始学习弹奏钢琴和大提琴，同美术一样，他能够从音乐中找到宣泄情感的途径。美术和音乐的双重修习使他很早就认为二者是共通的，而事实上，我们的确能够从他的绘画中感受到交响曲般的激情和韵律。

1886年，在康定斯基20岁时，他如家人所愿考上莫斯科大学，攻读法律和政治经济学。大学的专业看似和艺术无关，却培养了康定斯基抽象思考的能力和兴趣，为他日后从事抽象艺术创作奠定了基础。在钻研法律和经济的同时，康定斯基也从未放弃过绘画，此时他的画风还处于写实的风景画时代。尽管康定斯基在法律方面已经展示了一定的潜力，但是，对色彩和形式极为敏感的他似乎注定要成为一名艺术家：1889年，他在圣彼得堡的隐士博物馆内看到了荷兰画家伦勃朗的绘画，为画面产生的强烈的对比效果所深深折服；1895年，莫斯科展出了法国印象派画家的作品，他对莫奈的《麦草堆》印象极为深刻；1896年，他在莫斯科皇宫大剧院观看了《洛本格林》一剧，剧中完美的舞台效果使他对色彩和线条自身的表现力有了深刻的体会。这三次观摩艺术的经历最终促使康定斯基放弃了法律专业而完全献身于绘画事业：于是，在1896年，正当康定斯基被一所地方大学聘为法学教授时，他突然决定前往慕尼黑学习绘画，从此正式揭开了他艺术生涯的序幕。

康定斯基刚到达慕尼黑时，并没有很快适应这里相对保守的艺术环境。直到1890年以后，当慕尼黑的艺术空气变得活跃时，康定斯基才受到新风气的鼓舞，展现出非同寻常的艺术活力和领导才能。1901年，他成立了一个名为"方阵"的新艺术家团体，并创办了一所同名的艺术学校，他为"方阵"艺术家首次展览而设计的木刻海报体现出外来艺术风尚的影响。1902年，他加入了柏林分离派，并参加了该画派的展览。此时康定斯基的绘画明显受到了印象主义、新印象主义和后印象主义的影响，从作于此时期的《秋日湖水》《古城》等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莫奈的光感、修拉的色点和塞尚的体积。

为了在艺术上寻求突破，康定斯基最先在绘画的材料上进行新的探索，他尝试用熟石膏、干酪素、高岭土等媒介来调和颜料，但是并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绘画效果。1903，苦于思索的康定斯基开始到各地旅行，以寻求新的艺术灵感。他最先来到威尼斯，之后又回到了奥德萨和莫斯科，在那里，他重新发现了俄罗斯古老传说中所富含的精神底蕴。作于1903年的《蓝骑士》可以说是康定斯基早期最为著名的作品。画面中一名骑士身披蓝色的斗篷，骑着白马，正奔驰在绿色的大草原上。康定斯基将骑士画成一群色彩的组合，而没有像以往表现人物一样注重细节。该画取材自俄罗斯民间故事，画面中那位一往无前、勇敢前进的骑士，仿佛就是康定斯基本人的化身。1904年以后，康定斯基还先后游历了阿姆斯特丹、突尼斯、德累斯顿、巴黎、柏林等地，每到一处，都注重对当地历史文化的探寻。虽然他的艺术在这段时间内似乎没有太大的进展，但内心的收获却是巨大的。正是在这次旅行之后，康定斯基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种不表现客观物象的艺术正在萌芽。

1908年，康定斯基结束了长期的旅行而安定下来，他在慕尼黑租下一套公寓，同时在慕尼黑南面数里外的一座小村庄莫尔诺买了一幢黄色小屋，从此数年往来于慕尼黑和莫尔诺两地。

莫尔诺的风景优美而单纯，正因优美，它可以吸引画家乐衷于在这里写生，从中发现自然形象的本质；也正因单纯，它可以承载更多的艺术家的个人情感，任由艺术家自由表现。就在他在莫尔诺居住不久，一次奇特的经历促使康定斯基发现了绘画的形式本身之美，从而对他最终走向抽象创作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康定斯基在他的自传《回顾》中详细记载了这次不同寻常的经历："薄暮正在消失，我刚画完画，带着画箱回到家里，我陷入沉思中，仍然想着刚才所画的作品。这时我突然看见墙上有一幅画，异常的美，有一种内在的光辉闪烁着。我愣了一会儿，然后走近这幅神秘的画作，我只看见形和色，因为我无法认识他画的是什么。猛然间才发现原来是一幅我自己的画，只是被倒置了而已。次日清晨，我试图回忆昨日薄暮时的印象，但是并不完全成功，甚至再把那幅画倒挂时，我还是能认出其中内容。于是我才肯定地发现，是物体的形象损害了我的绘画。"

康定斯基已经意识到是物体的形象损害了绘画，于是开始探索如何在绘画中隐匿形象，让绘画回到色彩与线条本身。在经历了两年对绘画形式的反复实验之后，他终于在1910年画出了第一幅抽象水彩画，画面中无法辨认的形象显示出抽象绘画对于传统绘画形式的彻底决裂。虽然在此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康定斯基并没有完全放弃具象创作，在他的画中还保留有山岭、马、骑士等可以辨认的形象，但是从他1910—1914年所作的一系列题为《即兴》《构成》的作品来看，画家正在不断摆脱形象的束缚，走向利用色彩和线条自由表达的境界。

《即兴第九号》和《即兴第二十八号》分别作于1910年、1912年。从这两幅作品的对比中，我们可以清楚到看到康定斯基逐步走向抽象的发展轨迹。《即兴第九号》中，虽然自然物象已经被简化成了简单的色块，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毫不费力地分辨出起伏的山峦、骑马行走在山间的骑士和远处的屋宇。而在《即兴第二十八号》中，构成形象的色块已经被分解成具有暗示性色彩符号，粗大而随意挥扫的线条与其说是为了勾勒轮廓，不如说是为了增强纷杂色彩的统一性。经过仔细地辨认，我们可以看出教堂、山峦、树木和一对恋人的形象，但是这一切又都是那么似是而非。形象不再是画面表现的目的，而成为实现构图、色彩和谐的手段。这幅画距离纯粹的抽象仅仅是一步之遥。

同样，《构成第四号》（1911年）和《构成第七号》（1913年）也反映出康定斯基在1910到1914年间所完成的转变。《构成第四号》中，山峰、长矛和彩虹都清晰可辨，左边的画面有几根黑色并列的线条和一组纷乱交错的线条，它们让人联想起山间的树木和奔腾在山间的马匹；右边的两组长条状图形则让人再次联想起一对恋人，而其中一组半倾倒的图形又让人联想起死亡和人对于死亡的挣扎。在这幅画中，形象已经褪变为线条和形状的符号，观者只有启用联想，才能够完成对作品的解读。这种抽象性在《构成第七号》中表现得更加彻底，这幅画中连能够引起人联想的符号都已经没有了，只有形与色的交响。画面的左半部分仿佛在进行着某种激战，而其他部分的形色因素也在赶去战场支援。观者无法联想人物和事件，只剩下一种紧张激烈的强烈感觉。今天许多艺术史家都认为康定斯基在1910—1914年间的艺术已经登峰造极，从《构成第七号》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没有后来的创作而单凭这幅画，康定斯基已经奠定了其抽象表现主义先驱的地位。

最后还是让我们回到康定斯基的第一幅抽象水彩画上来。虽然在康定斯基完成第一幅抽象绘画的同时甚至之前，库普卡和德劳内也有类似作品问世。但康定斯基是在完全独立的情况下进行创作，并没有受到二人的启示和影响。在进行抽象绘画实践探索的同时，身为哲学家和艺术理论家的康定斯基还撰写了被誉为"抽象艺术的圣经"的《论艺术的精神》等相关著作和文章，对抽象艺术进行阐释和论证，这是除蒙德里安以外的其他任何抽象画家所不能企及的。在20世纪之初，从立体主义、表现主义到未来主义，各个现代艺术流派竞相登场，对当时艺术家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而康定斯基能够不为所动，专注于自己的抽象艺术实验，最终实现了比以往任何艺术形式都更为彻底地与传统的决裂。这无疑需要过人的才华、冷静的头脑和沉着的勇气。在艺术发展的十字路口，只有伟大的心灵才能够承担起艺术变革的使命，康定斯基无愧为抽象艺术的杰出先驱。

1908年，当康定斯基回到慕尼黑时，立刻以其丰富的见识、渊博的学识和成熟的经验吸引着众多的年轻艺术家，成为这里活跃的艺术活动的重要领导者之一。1909年，他领导了一场反对慕尼黑分离派的运动，该运动旨在鼓吹具有探索性的前卫艺术，以求为处境尴尬的慕尼黑前卫艺术家谋得发展的一席之地。运动的结果是建立了"慕尼黑新艺术家同盟"，成员有亚兰斯基、库宾、马尔克、女画家蒙特等人，康定斯基理所当然地成为这个同盟的领袖。在1910年的该同盟第二次展览中，不仅展出了德国艺术家的作品，而且还展出了包括法国毕加索、勃拉克、卢奥等作品在内的第一流探索性绘画。

1911年，“慕尼黑新艺术家同盟”因内部分歧而导致分裂，康定斯基和马尔克从中分离出来，准备另外组织新的艺术团体。这年的初冬，康定斯基拜访了马尔克的画室，两人就新艺术团体的筹划展开了愉快的晤谈。当他们要为这个新团体起名时，马尔克突然想起了康定斯基的一幅油画《蓝骑士》，他喜欢狂奔的马和骑在马上驾驭自如的骑士，而象征男性勇敢、刚健的蓝色也是两个人的最爱。于是，这个新的艺术团体便有了一个好听的名字：蓝骑士。后来康定斯基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都喜爱蓝色。马尔克喜欢马，骑士则是我的主题。我们两人很自然地说出‘蓝骑士’的名称。马尔克夫人还为这个命名干了一杯咖啡。”

“蓝骑士”成立后不久，很快就于1911年12月在慕尼黑进行了第一次展览。该展览除展出“蓝骑士”成员康定斯基、马尔克、门特、麦克等人作品以外，还邀请了德劳内、卢梭、施恩伯格等人参加。这次展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蓝骑士"也从此声名大振。1912年2月，紧接着第一次展览之后，蓝骑士又组织了第二次规模更为盛大的展览，这次展览增加了水彩、素描和木刻作品，欧洲各国的著名的艺术家如克利、库宾、阿尔普、勃拉克、毕加索、德劳内、马列维奇、基尔比那、诺尔德等都送来作品展出。这次展览涵盖了20世纪初期多数重要的艺术倾向，因此具有多元和折中的特征，这也体现出"蓝骑士"兼容并蓄、强调精神共通性的追求和主张。

除举办声势浩大的展览之外，“康定斯基”和马尔克还于1912年5月出版了旨在宣扬他们艺术观念的“蓝骑士”年鉴。康定斯基为这本书的出版耗费了极大精力，他不仅为之撰写论文、译介俄人文章，还亲自选取、编排了全书的内容，并为它设计了封面。年鉴中收录了许多探讨美术、音乐和戏剧的文章，其中重点讨论了立体主义和表现主义在巴黎的探索和突破。最独出心裁的是它专门辟出画页，将当代艺术和过去的作品对照刊出，二者形成一种鲜明的对比。与"蓝骑士"的两次展览一样，年鉴一经出版，立刻引起了轰动。虽然"蓝骑士"年鉴因后继乏力而没有继续出版，但是它对整个现代主义艺术的影响却是持久而巨大的。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蓝骑士”即宣告解散，康定斯基也被迫离开了慕尼黑。回顾"蓝骑士"从1911到1914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正是由于康定斯基的才能和个性，给了这个原本松散的团体以统一的核心和确定的方向。作为这个团体的灵魂人物，康定斯基也赢得了周围艺术家的极大钦佩和尊敬。于1912年加入"蓝骑士"的保罗·克利在一段日记中记载："我与康定斯基为友，获得很深的信赖感。他是位头脑清醒、性格爽朗的人。"而与康定斯基共同组织了"蓝骑士"的马尔克更是对康定斯基推崇备至，他在一篇重要的论文中写道：“当我想起他时，我就看见满街都是苦笑的喧嚣群众，在他们之中，只有一个清醒的人，那就是康定斯基。他正在悄悄地做着自己的事；当我想起他的画时，我看见它们翱翔在街道上空，飞在无际的蓝天中。”与保罗·克利的伟大友谊

保罗·克利是二十世纪最富有灵性和才华的艺术家之一。他一生多变的画风使人们很难将他归类到某一个特定的现代主义艺术流派。如果说康定斯基是怀着满腔的激情、凭着个人的勤奋和执著攀登上了艺术的巅峰，那么克利的艺术成就则似乎是浑然天成。他们看起来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艺术家。然而，命运的安排使他们长期合作与共勉，并在共同的事业和追求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康定斯基与克利早年曾在史都克的画室中相识，但很长时间之内都并无往来。他们的真正交往开始于1911年，当时康定斯基正在积极筹备"蓝骑士"的首次展览。克利对康定斯基的真诚、沉着和果断留下了深刻印象，产生了高度的信任感。于是，在康定斯基的感召下，克利参加了1912年2月的“蓝骑士”第二次展览，二人从此成为艺术事业上的亲密盟友。

1921年年底，当康定斯基再度离开莫斯科返回柏林时，一时还找不到行动的方向。不久，他就收到了克利的来信，信中克利邀请康定斯基到他所在的魏玛包豪斯艺术学院执教，与他一起参加这项符合二人共同艺术理想的集体性事业。康定斯基应邀前往，包豪斯艺术学院的办学宗旨和艺术理念很快吸引他投入到工作之中。在这段时期，成为同事的康定斯基和克利经常有机会深入交流，从他们完成于此时期的绘画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两位艺术大师在创作思想和技法上的相互借鉴和影响。1925年，随着包豪斯艺术学院从魏玛迁移到德萨，康定斯基和克利成为近邻，相互往来更为密切。1926年，当康定斯基60岁时，德国的许多美术馆都为庆祝他的生日举办了大型的展览，而克利则乐于为这些展览担任主持和介绍工作。

1932年，两位艺术大师的愉快合作由于包豪斯艺术学院的关闭而被迫中止。1933年，康定斯基移居巴黎，克利则回到瑞士。1937年，康定斯基到瑞士旅行，期间专门拜访了克利。1940年，克利因心脏病发作在瑞士洛迦诺逝世，他和康定斯基之间长达30年的友谊也就此画上了句号。

康定斯基和克利，他们的性格和画风是如此的不同：一个热情洋溢，一个沉默寡语；一个是通过理性探索来表现激情，一个则利用直觉来传达灵感。然而他们始终能够相互信任和欣赏，共同在"蓝骑士"和包豪斯奏响了生命瑰丽的乐章。他们之间的心灵默契和伟大友谊将成为美术史上永远的话题。

由于战争的爆发，康定斯基于1914年底被迫返回了俄国，在此之后的几乎整个战争时期，他始终处于创作和社会活动的低谷。俄国十月革命以后，1918年，康定斯基拒绝了苏俄政府任命的美术行政顾问的职务，而同意担任莫斯科美术学院教授。1919年，他开始协助组建俄罗斯博物馆，并且负责为新创建的许多地方博物馆购藏陈列品。1920年，随着苏俄政府艺术政策的转向，以往受到扶植的前卫艺术遭到了严重打压，许多艺术家先后离开俄国到西欧和美国寻找出路。热爱自由的康定斯基同样感觉到莫斯科的氛围已经不适合他的创作，于是，就在1921年底，他最后一次离开了祖国，再次回到德国，次年在魏玛的包豪斯艺术学院执教，不久成为该学院的副校长。

康定斯基在俄国期间的绘画创作始终处于低潮。这是一段抽象和具象并行的时期，1914年以前几乎已经在康定斯基绘画中消失的形象此时又重归画面，并失去了以往的速度感和厚重感，变得轻灵而漂浮。在1916年2月的《野餐》中，一男一女坐在画面中央的长方形毯子上，身旁有面包、苹果、酒等各种食物，稍远处一个年轻的女孩手拿一支鲜花，似乎正在嗅它的芳香。在人物周围，有可以辨认的山峦、树木、花朵、天鹅、鱼等，这些形象被安排于交错的平面化空间之中，透露出马蒂斯的潜在影响。画面主题本是轻松而愉悦的，蓝色和绿色的运用也赋予画面一种宁静、自然的气息，但是，随处涂抹的黄色则带给观者紧张感和不安全感。或许，这正是康定斯基内心挣扎、焦虑的体现。作于1918年1月的抽象作品《无题》也表现出作者的无助和迷茫，与1913年《构成第七号》中色彩与线条的激烈冲突相比，这幅《无题》表现的似乎只是一场无足轻重的纠缠，漂浮的色彩和纤弱的线条虽极富灵性，却难以和作者昔日作品中那激荡人心的史诗般气概相提并论。

另一方面，康定斯基尽管在俄国深居简出，很少与其他前卫艺术家接触，但是在至上主义和构成主义盛行一时的莫斯科，他的抽象绘画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股艺术风气的影响。从1920年开始，康定斯基的一些绘画中出现了规则形状和几何曲线，虽然并不太明朗，但是已经呈现出向几何形体过渡的趋势。作于1920年的《无题》不仅在色彩上摆脱了战争期间的漂浮感和装饰感，而且画面中出现的接近几何曲线和几何形状的直线、钝角、三角形、圆形等，也直接预示了康定斯基1921年以后几何风格的出现。

当康定斯基1922年6月来到德国魏玛的包豪斯艺术学院时，他发现这里的环境特别符合他的理想，他马上就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创作和教学工作。艺术家在俄国期间积蓄已久的能量重新得以释放，康定斯基迎来了他艺术创作的第二个黄金期。

包豪斯艺术学院由格罗佩斯于1919年在魏玛创立。按照格罗佩斯的理想，现代设计教育应该实现三个方面的结合：首先是艺术与技术的结合，取消艺术家和工匠之间的界限；其次是学生和老师的结合，二者共同参与到手工产品和工业品的设计和制作之中；再次是艺术设计的各部门之间的结合，各个部门分工合作，共同完成某个艺术项目。包豪斯的教学基本上是以由艺术家、工艺家主导的工作坊为中心展开的，教学中强调艺术的实用性和大众性。1920年代是包豪斯艺术学院的黄金时期，克利、康定斯基、伊登、费宁格、那基、史勒麦等一批艺术大师先后在这里执教，由此树立了该校在艺术设计教育领域的崇高地位。

从加入包豪斯艺术学院直到1932年该校被迫关闭，康定斯基在教学和创作两方面都一直处于一段稳定而富有活力的时期。康定斯基将自己的课程建立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引导学生通过实验来获取色彩、线条和形状的特性。他将长期实验的结果写成报告，形成《点线面》一书，来作为他的构图课程的教材。他总是能够清晰而准确地表达他的艺术观念，因此也受到了学生的拥戴。在创作方面，从1921年以来就已经形成的几何抽象风格在这一时期得以延续。他试图将抒情抽象的"热"和几何抽象的"冷"结合起来，在僵硬的几何多边形中，配以若干的圆，再施以或柔和或明亮的光与色。他认为他的画始终具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在与他的传记作者格罗曼的通信中，他写道："我在最近的作品中，一直大量的用圆，这里要出现的浪漫主义是一块冰，而冰里燃烧着火焰。"

《构成第八号》（图38）作于1923年，是康定斯基实现从自由表现性抽象到几何抽象转变后的成熟之作。直线和曲线、锐角和钝角、三角形和圆形等几何造型构成了复杂的画面，它们完美地体现了康定斯基关于点、线、面和色彩的理论。矗立于画面中央的白色锐角显示出锐意进取的强烈意志，而它旁边的蓝色直角则代表着冷静和抑制；白色锐角之上有一个象征着否定的三角形，三角形之内又有象征着肯定的圆形，这似乎说明一种内在的肯定正在产生；两组由不同色块组成的直角和数根黑色线条指向白色锐角，形成一股强大的牵制力量。而蓝色直角之上的一组带有很多色块的向下的钝角也形成了一种向下的坠力。画面左上角有一个巨大圆形，由内到外的颜色分别为紫、黑和红，它似乎于是了一种由否定到肯定的转变。除此之外，黄、蓝、绿等色的圆形也赋予画面一种冷静的温情。康定斯基的作品往往看似随意，却在其中存在着极为精确的安排，无论色彩还是线条、形状，都在各种力量的牵制和冲突之中呈现出奇异的和谐，这幅画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925年，包豪斯艺术学院从魏玛迁移到德萨，之后的康定斯基呈现出对圆的强烈偏爱，被美术史上称为"圆的时期"。作于1926年的《圆之舞》，由大小和色彩不同的圆形构成，各个圆形相互交叉、碰撞，仿佛正在空气中浮动并随时都有可能幻灭的精灵。黑色的背景象征着大地或海洋，它为这些梦幻般轻灵的圆形提供了最终的落脚处。画面充满着音乐般轻灵、跳动的感觉，康定斯基深厚的音乐素养从中可略见一斑。

包豪斯艺术学院从魏玛迁移到德萨的第二年，康定斯基正好六十岁。这时他已经得到了德国艺术界的高度认可，许多美术馆都为他的六十岁生日组织了专门的展览。看起来似乎康定斯基将在德国安享晚年。然而好景不长，纳粹政府于1931年下令关闭包豪斯艺术学院，该学院被迫于1932年10月关闭，并试图迁往柏林。康定斯基虽曾尽力保存学校而终归徒然。当整个德国陷入希特勒政权的黑暗中时，康定斯基迁往巴黎定居，一个新的平静而灿烂的时期即将开启。

1933年12月，时年67岁的康定斯基迁入巴黎近郊的一座公寓，开始了晚年平静的创作生活。与包豪斯时期不同，康定斯基在巴黎的生活简单得近乎沉寂：放弃了心爱的教书工作，和许多朋友失去了联系，多数的德国收藏家也不再购买他的作品。在法国，只有少数文化界的人士知道康定斯基，他的画也只有在极少数非商业性的画廊中才得以展出。虽然他和阿尔普、塔伯尔奥普、马格奈里、米罗等著名艺术家常有来往，也经常去参观各种艺术展览，但是他始终没有真正融入巴黎的艺术生活，而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静观着这个充满困惑和危机的时代。

平静而简单的生活使康定斯基有充足的时间去思考艺术、从事创作。在巴黎的这段时间里，他进入了生命中的最后一个辉煌的高产期。由于受到米罗和阿尔普的超现实主义画风的影响，他的许多绘画都充满了梦幻、想象和诙谐的气息。《伴奏的中心》）完成于1937年，在柔和的淡黄色背景中，中央五彩斑斓的大形态为整个画面奠定了华丽而活泼的基调，而其周围四个色彩温和的矩形则又为画面增添了冷静的因素；不同颜色和形态的弓形充斥着画面，仿佛是为中央的主旋律伴奏；整个画面流露出一种轻松、愉悦的梦幻气息。《蓝色天空》作于1940年，在象征天空的蓝色背景中，漂浮着各种生命的形态。它们或者像乌龟，或者像变形虫，或者像某种鸟，它们共同组成了生命和谐的交响。画面中奇异多变的形态提示了康定斯基晚年对于微观世界中生物的幻想。可以看出，艺术家的想象力并没有随着年岁的增长而衰减，而是再次绽放出瑰丽的奇葩。

晚年的康定斯基依然对生活怀有极大的热情，他热爱巴黎郊外的景色，喜欢在熙来攘往的巴黎街头漫步，喜欢看喜剧电影。他对每一个造访的客人都诚恳而热情，使拜访他的年轻人受到鼓舞。他矢志不渝地献身于艺术事业，一直到生命结束之前不久，当老友马格奈里去探望他时，他依然向马格奈里谈起病愈之后的一些新作品的计划。

1944年12月31日，康定斯基病逝于巴黎近郊的纽利。与同年逝世的蒙德里安不同，在战后数年的时间里，康定斯基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但历史最终还康定斯基以公正的评价，当人们从战后的纷扰和迷惘之中清醒过来，再去梳理抽象艺术的历史时，康定斯基赫然屹立的身姿让所有人肃然起敬。他的绘画作品和理论著作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富有探索精神的年轻艺术家，推动着现代主义艺术走向了抽象的终极。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可以从他的作品和理论中汲取创作的灵感与精神的源泉，从他的坚强个性和高尚人格中获取坚定的信念与行动的力量。他无愧为20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他就是探索人类精神世界的“蓝骑士”。

康定斯基不但在抽象绘画的创作实践中作出杰出贡献，而且在抽象艺术理论方面也功绩卓著。他一生先后出版了《论艺术的精神》《点、线、面》《关于形式问题》和《论具体的艺术》等著作和论文，对抽象艺术的价值、本质、特性、技巧等作了全面的探讨。其中《论艺术的精神》和《点、线、面》是他最具影响力的著作。

出版于1912年的《论艺术的精神》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强调艺术的精神性而确立了抽象艺术的价值与意义。他认为艺术是人类"精神"的体现，因此艺术的目的并不在于呈现事物的具体外形，而在捕捉其灵魂和精髓。他宣称抽象艺术与写实艺术并列，是人类艺术宝库中两种最基本的艺术形式。康定斯基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指责纯形式主义的无谓探索；他还提倡要卸掉唯物主义的包袱，实现艺术的彻底解放。他肯定施恩伯格、塞尚、毕加索和马蒂斯等人的探索，认为他们的艺术抓住了事物的内在本质。

《论艺术的精神》第二部分可说是对色彩的论述。他认为色彩具有强烈的象征性，它可以对人体产生某种神秘的影响，引起人类灵魂的共鸣。比如，黄色是大地的颜色，象征着世俗；蓝色是天空的颜色，象征着高贵。色彩之间可以相互作用产生微妙的变化，绘画的目的就是要创造色彩的调和与平衡。

《点、线、面》出版于1926年，是康定斯基根据自己在包豪斯艺术学院的授课内容而编写的一部教材。这本书继《论艺术的精神》中对色彩的讨论之后，又探讨了绘画中的形式因素，因此也可视为是对《论艺术的精神》第二部分的延续。康定斯基根据同代人沃林格尔的移情理论和格式塔心理学成果，对各种不同形式（点、线、面）的心理知觉属性予以探索，最终挖掘出各种形式元素所具有的独特象征意义：点是静止，线产生于运动；水平线是女性的，垂直线是男性的等等。

康定斯基以其不朽的著作确立了抽象艺术的合法性，并赋予抽象艺术语言以独立的生命和活力。他的理论成就甚至远远超过了绘画，直到今天，他的著作依然是人们了解抽象艺术必读的经典。

康定斯基在艺术创作中颇为严谨，但他的爱情生活却多彩而浪漫。在他的一生之中，共有三位女性走进了他的生活，与他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与女画家蒙特的恋情最富有传奇色彩。

康定斯基的第一次婚姻发生于1892年，那一年康定斯基年仅26岁，与比他年长几岁的表姐安妮·奇米亚金结合。

安妮性格含蓄而内向，虽然身材娇小却在举止高贵而文雅。康定斯基很敬重安妮，可是她对艺术丝毫不感兴趣，因此两人之间实在缺乏共同语言。而这一点恰恰为康定斯基日后移情别恋埋藏了隐患。

1901年，康定斯基在慕尼黑创办了一所名为"方阵"的艺术学校，次年，25岁的蒙特进入"方阵"学院学习。蒙特1877年出生于柏林，最初学习音乐，曾经出版过好几首歌曲，而且对钢琴也有颇深造诣。后来，她突然决心要做一位画家，于是先在杜赛尔多夫女子学院学习绘画，后来又来到当时德国艺术的中心慕尼黑。由于具有较高的天赋，又肯付出努力，再加上借用了康定斯基的影响，蒙特很快就在慕尼黑画坛占据一席之地，成为当时德国表现主义绘画的代表画家之一。当康定斯基和马尔克于1911年成立“蓝骑士”时，蒙特也是其中的主要成员。康定斯基原本是蒙特的绘画老师，蒙特身上所具有的独特的艺术气质很快吸引了他，而蒙特也为康定斯基的过人才华和人格魅力所倾倒，二人很自然地发生了恋情。

1908年，当康定斯基从莫斯科重返慕尼黑时，他在慕尼黑郊外的莫尔诺买下一栋黄色小屋，与蒙特在这里举行了订婚宴，从此之后的数年，他都频繁往返于慕尼黑和莫尔诺之间。虽然此时的康定斯基仍旧没有能和他的前妻离婚，但他总是向别人介绍这位新恋人为"内子嘉伯里丽·蒙特"。他们在莫尔诺共同相处、探讨艺术，在这段时期，康定斯基完成了第一幅抽象水彩画，并创作了许多抒情与即兴的绘画，其中有几幅被公认为是他一生中最伟大的作品。同时他还写出了那部被认为是"抽象艺术的圣经"的《论艺术的精神性》著作。蒙特则从当地民间美术和彩色玻璃画中汲取灵感，结合后印象派以来的立体主义、表现主义风格，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艺术语言。在共同的生活中，康定斯基和蒙特还互相为对方画像，其中有几幅流传至今，见证着他们这段浪漫而热烈的恋情。

1911年，康定斯基正式与安妮·奇米亚金离婚，但是他并没有娶蒙特为妻，而是在6年之后与年轻的莫斯科女郎妮娜·安德丽夫丝卡亚结婚。此时，康定斯基和蒙特的罗曼史才宣告结束。蒙特与康定斯基的个性同属艺术家典型，都具有对艺术事业的强烈热爱和追求，两人经常在一起探讨艺术创作，相互启迪灵感。但是，当他们共同面对琐碎的现实生活时，却终因坚持各自的艺术理想而发生严重分歧。作为一位注定要为艺术事业奉献自己全部心血的艺术大师，康定斯基更需要一位能够完全献身家庭的女性来料理自己的生活琐事,而对艺术事业同样执著的蒙特显然不能胜任这样的角色。因此，就在1917年，年届50的他最终选择了妮娜·安德丽夫丝卡亚作为自己的终身伴侣。而事实也证明，康定斯基的选择是正确的。虽然他和妮娜年龄相差悬殊，但是二人婚后始终相处融洽，妮娜容忍了康定斯基的艺术家个性，并承担起照料家庭的全部责任。稳定的家庭生活使康定斯基专心于艺术创作和教学，在人生的最后二十多年里始终处于艺术事业的巅峰。

与康定斯基分手以后，蒙特离开德国来到斯德哥尔摩，之后她终身未嫁，将自己的毕生精力奉献给了绘画事业。1962年，美国纽约的赫顿画廊举办了蒙特的个人画展，该展览因蒙特本人的艺术成就和她与康定斯基的爱情过节而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当时蒙特已是84岁的老妇人，她并没有来到画展会场。纽约《时代周刊》的记者亲自前往德国采访了她。

蒙特依然住在莫尔诺那栋黄色小屋中。当记者见到她时，发现她正靠在枕头上，羸弱的身躯缩在层层的旧衣衫里，皮肤干枯得像羊皮纸一样。只有那一双灰绿色的眼睛，仍然闪烁着过去热情少女的光彩和艺术家的光芒。记者记录了与蒙特的对话：“你曾经作过抽象画吗？”“啊！画过的，那时我和康定斯基在一起时。不过后来有一天，他看了一下‘批评为废物’，我就把它们毁掉了。”“康定斯基是位怎样的人呢？”“他是一位很高尚的人。”“能与这样一位有创造天才的人如此接近地生活了一段时间，不是很了不起吗？”“没有什么了不起，没有什么了不起……”说着，蒙特用一条湿手帕擦着她的眼睛，室内又变得沉寂了。

蒙特的个人画展在美国成功举办后不久，她就在孤独和疾病中离开了人世。在她去世之前，她将保留的所有康定斯基的绘画捐给了慕尼黑的蓝巴赫博物馆，正是这些作品记载着康定斯基艺术生涯中最为壮丽的篇章。今天，当人们来到慕尼黑郊外的莫尔诺小镇时，依然可以看到康定斯基与蒙特曾经居住的黄色小屋，它见证了大师的激情与浪漫，也倾诉着大师情人的幸福与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