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学术研究的基本立场：拿证据来

顺便说一段故事。1958年，胡适收到一个叫杨力行的晚辈寄来的论文《评历代高僧传》，看到其中论述1400年以前法显发现墨西哥的事情，就直截了当地回信表示“使我很失望”，他说，“我终身注意治学方法，一生最恨人用不严谨的态度和不严谨的方法来轻谈考据”，他劝杨力行认真读一读足立喜六的《法显传考证》，不要轻易地发布所谓的发现，因为“那是可以贻笑于世界的”。

这件事情让我很有感触。我相信，至少学术研究要有规范，也要拿出证据，证据要经得起检验。首先，是否同一人种要靠DNA基因分析。其次，“武当”碑、玉圭刻画符、石锚之类的图像并不可靠。“武当”至今拿不出实物，而且“武当”之名在中国也起源很晚，大概在六朝以后，而且从那个模糊的照片上看，那些字也不像古代字体；刻画符和石锚的雷同，究竟是偶然还是真有联系，需要大量证据才行。再次，中国到过美洲与否，还需要天文学知识来判定，因为需要星辰测定方位，以及一定的航海技术，比如船舶大小、海流风向、淡水问题，毕竟这并不是小说家的想像可以解决的，《倚天屠龙记》金毛狮王谢逊与张翠山、殷素素北海之行，那只是小说家言。最后，“扶桑”的位置还需要历史地理学的考证和测定。因此，一切都还在疑团中。可是，想像中的中国与世界关系，想像中古代中国人认识的“天下”的放大，很可能只是民族情绪支持下的“关于世界的想像”，这表现了中国人希望成为世界文明中心的一种很痛苦的心情的反映。

我们应当承认，秦汉以后，中国所知道的、所联络的“天下”确实已经比较大了。实际上，“天下”也就是只有一个文明“中心”的中国观与世界观，其实在汉代张骞以后，曾经有一次机会有可能被打破，而打破这种封闭天下观的一个最好机会，就是佛教传入中国。但是遗憾的是，这次机会并没有被抓住，世界不是中国人发现的，新世界观也是从外面进来的，中国人改变这种世界观的时代，还要等到明代万历年间，等到利玛窦绘制出新的世界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