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穿衣戴帽，不仅仅是穿衣戴帽

举几个例子。

《礼记·檀弓》里就有很多关于穿衣礼仪的记载，比如卫国一个人死了，在死人未小敛时，子夏去吊丧，扎着“绖”（麻制成的、扎在腰间或头上的丧带），而在已经小敛后，子游去吊丧，也扎着绖，子夏向他请教，子游就引孔子的话批评他是在不合适的时候扎绖带；曾子在死者未小敛时穿着裘衣去吊丧，子游则脱了裘衣，曾子请教子游，子游也告诉他小敛后才能穿裘衣、扎绖带去吊丧。他们还十分注重服饰色彩的象征意味，在什么场合用什么样的颜色，颜色本身就有象征性，“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虽然并不尽然，但他们却很严格地遵循着一套规矩。无怪乎庄子要讽刺过分讲究服装而无实际才能的儒者，说：“君子有其道者，未必有其服也，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据说，庄子鼓动鲁哀公禁止无道而服其服者，搞得“鲁国无敢儒服者”，可是，直到很晚的时候，儒生的服装还是很特别。《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中引汉高祖刘邦骑士的话说，“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可见，戴儒冠的习惯直到秦汉年间仍是儒者的标志，郦生去见刘邦，使者报知刘邦时就形容他看上去像“大儒”，因为他“衣儒衣，冠侧注”。

又比如仪式的方位规则，据说，对于“小敛之奠”，子夏就认为应在东边，而曾子认为应在西边，“有若之丧，悼公吊焉，子游摈，由左”，看来精通仪式的是子游。而子张主持国昭子之母的丧事时，就回忆孔子以往主持司徒敬子的丧礼，是男西向，女东向，于是就照样处理。

再比如仪式的时间和空间规则。据说，敛仪的时间，夏代在黄昏，殷代在日中，周代在日出；而哭丧的地点，“兄弟，吾哭诸庙，父之友，吾哭诸庙门之外，师，吾哭诸寝，朋友，吾哭诸寝门之外，所知，吾哭诸野”。这些都是仪式所必需的，儒家也很精通。

再比如仪式的各种行为和姿态的象征意义（是否要捶胸顿足、是否要披发肉袒、是否要去掉装饰）、随葬的鼎数与身份（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卿大夫、士、庶人各有不同）、墓葬中常见的规格与葬式（比如，有无黄肠题凑^[1]，有无金缕玉衣，有无兵马俑，有多少随葬品，以及墓室规制等）。这些也都是仪式之习惯，孔子自称通夏、商、周礼，就是懂得这些仪式的规矩。

总而言之，他们似乎比任何人都看重仪式和象征，因为仪式的秩序，就象征了一种社会秩序，巫祝一直在操持仪礼的秩序，而儒士正因为是巫祝的后裔，所以沿袭了这种仪式和象征的传统，继承了仪礼的习惯，掌握了象征的知识。当孔子去世，那位热爱仪礼知识的公西赤就主持了仪式，据说孔子的棺椁、棺椁的装饰和车采用的是周代的规矩，出殡的旗帜上有崇牙，采用的是殷商的礼，用绸练为杠旌，采用的则是夏代的礼。在他们的手中，夏、商、周三代的仪式、象征以及仪式象征所包含的关于家庭、家族、宗族以及联邦城市的秩序知识，就一代一代地传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