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东西大不同：这理性不是那理性

这也是一种“理性”的结果，不过，它当然和黄仁宇所说的“数字式管理”是两回事，也与西方思想有根本的差异。这里不能细说，只是略举一例。《怀海德对话录》里说道：中国发明了磁针，可是，孔子的态度是，“好了，这就足够了，事实就是一切”，他不愿意去追究背后的“理”，而是很快把注意力转向社会道德和伦理领域；可是西方人却不同，中国发明的指南针传到欧洲，人们就会提出种种无聊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它要指向北方，要去探究背后的“理”，而正好这种问题是实用主义者所漠视的，但在西方，它却使种种有益的成果纷纷出现。怀海德认为孔子和杜威一样，“排斥无聊的想法，单纯的事实便该足够你使用了，别多浪费时间去追问藏在那些单纯事实之下之最后原因”。

看起来似乎是这样的。古代中国人并不是很善于推究现象之下的深层道理，也并不是非常习惯于用细致的纯粹的逻辑进行分析。西方的阿奎那（Thomas Aquinas）在证明上帝存在的时候，用层层推进的五层逻辑即圣托马斯五路来推论，这样的事情在中国是很少有的。所以，有人总说汉族为主的中国人，思维特征一是经常“化约”，二是多用“譬喻”或“象征”、“暗示”，三是思路不是“逻辑”或“推理”而常常是“体验”和“类推”。这也许没有错。不过，关键是要知道，古代中国人的思维，早就有这样一个关于“天”、“地”、“人”的基本预设，正是从这个基本的平台出发，依据这种今天看来相当特殊的思路，推想和假设一切现象或事物的本质和关联，然后按照这种假设或推想，处理和应对面前的世界，形成自己的知识、技术和思想。这个基本的预设，是“天人”关系，而根据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这一基本预设出发，用来理解和判断世间一切现象事物的方法，就是“阴阳五行”。

比如，中国的中医药学就是按照阴阳五行的理论和思路来建立它的诊断和治疗的（《黄帝内经》的理论基础就是阴阳五行）。在中医中药中，很多病症和药物被“阴”和“阳”的学说归纳为若干种性质，这些性质仿佛天地间的寒热四季变化，用在“人”的身上，被表达为“寒热”、“湿燥”或者是较细致的“热、温、凉、寒”等词语，病症被这些术语分为不同的类型，而使用的药物又被比喻为“君、臣、佐、使”，仿佛社会领域的政治关系，按照互相制约与互相支持的关系搭配使用。可是，所谓“阴阳”、“热寒”，很多是凭藉经验和感觉的，所谓“去火”或“上火”的性质，所谓“阴气”、“阳气”也是无法用实验判断而只能由体验和感觉总结的。古代中国人对于药物、食品、天气、空间的阴阳判断，令很多西洋人难以理解，但是，直到现在，中国人还是凭着感觉区分阴阳，像什么萝卜清火，人参上火，橘子上火，广柑不上火，猪肉性温，羊肉性燥，冬天可以进补，夏天则要清凉等。这都是洋人觉得莫名其妙的。但难道这里没有一点“道理”吗？

同样，关于人的身体，五脏、五官、四肢和五行、五味、五色、五音等的相互关系，以及分属五行的各种现象和事物何以能够相生相克，如何在不同的环境和季节下得到配合，这种关系又如何可以衍伸到人的身体状况和对身体的治疗方法，更是不可以用西洋式的思路和逻辑来理解。像经络学说从西洋的解剖学上完全没有办法解释，可是古代的中国人凭藉自己的体验和揣摩，就是确信“气”和“血”一样，在身体中有它的流动运行路径，像湖北张家山出土的汉代的《引书》、《脉书》，双包山出土的汉代针灸木人，都说明古代人从另一思路，发现了一些真理，而现代对于经脉、针灸的实践，也证明古代中国人的思想有其特殊处。

当然，除中医中药外，我在前面已经讲到了，在古代中国，很多事情都与阴阳五行有关。比如建造陵墓，需要看阴阳，建造房屋，需要看风水，这都要配合阴阳五行；再比如祭祀天地祖先，祭祀的坛场或祠堂要按照阴阳五行的适当方位，设明堂、圜丘、天坛、灵台等，也要遵照阴阳五行以及九宫八卦的原理；所有的年月日也都配上了阴阳五行，于是每天的行动也要符合阴阳五行的宜避；而天上的星辰、地下的方位，更是被分配了阴阳五行，于是凡是在空间中的行为，也无法离开这种阴阳五行。也许大家还记得，我在关于道教的一回中，曾经在“外丹”和“内丹”两部分里详细地谈到了这种阴阳五行学说在道教思想、技术中的关键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