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真的是这样吗？伯希和、梁启超与胡适的疑问

大家都知道敦煌的故事。在一百年前，敦煌的一位姓王的道士，无意中敲了敲背后的墙，发现声音异常，于是打开这面墙，一个宝库被发现了。敦煌藏经洞的文书是中国最值得骄傲的文物，几万卷千年以前的各种文书被发现，和1950年代中东的库兰发现死海文书的意义是一样的。可惜的是，差不多是两万卷最好的东西都被英国的斯坦因和法国的伯希和拿走了，分别藏在大英博物馆和巴黎图书馆。伯希和是敦煌文书劫夺者，不过，我们不要对他太过于有仇视之心，因为公正地说，他又确是20世纪初最有水准的西方汉学家，他在1920年发表在河内出版的《通报》（T'oung Pao）上的《牟子考》中提出，在公元初，恐怕不只有一个西域的通道，云南与缅甸之通道、2世纪时交州南海的通道，大概也应当是佛教传来的途径，他怀疑地说，如果佛教都是从西面来，为什么最早一部中国人关于佛教的书，却产生于交州呢？

还有一个人是梁启超，他是清华大学1920年代研究院的教授，是中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了不起的改革派思想家与学问家，对中国影响极大，在现代学术研究方面也是开创者。虽然他对每个问题的研究都欠深入，但几乎在每个领域都有天才的想法，他很会吸收各种信息，尤其是日本方面的成果，他在《佛教之初输入》附录二里便说道，“佛教之来，非由陆而由海，其最初之根据地，不在京洛而在江淮”。这可能是从日本学者那里学来的，也可能只是一种想像和猜测，不过他很聪明，也很敏锐。

第三个人是胡适。胡适大家都熟悉，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开创者，也是中国最能够开拓思路与研究领域的学者，他思维极敏锐，但在正式提出证据时又比较慎重。虽然在正式发表的文章里他没有谈到，但是早在1937年1月，他看汤用彤的《魏晋两汉南北朝佛教史》稿本时，就写了一封信给汤用彤，说佛教从海上来的说法，不可以完全否定。他举了几个例子，比如《太平经》一系的道教，多起自齐地，就是山东半岛，最早作《包元太平经》的甘忠是齐人，其信徒贺良、李寻是齐人，作《太平清领书》的于吉和他的信徒襄楷也是齐人，如果承认《太平经》和佛教有关，那么这些和《太平经》相关的都来自齐地，是否就有海路传来的可能呢？他又说，到了2世纪，笮融在江南的佛教传播，多达“五千余人户”，牟子在靠近南海的交州见过很多沙门，不也证明这一海路的可能吗？他还进一步提出了尚有蜀印一路，就是说佛教有从印度经过云南到四川的可能性。1952年2月7日，他还在写给后来当了哈佛大学教授的杨联陞的信里说：“我深信佛教入中国远在汉明帝之前，我也深信佛教之来，不止陆路一条路，更重要的是海道，交州在后汉晚年已是佛教区域，所以佛教大概先由海道来，由交广到长江流域及东海滨，先流行于南方。”

图4-3　胡适像

其实，就连汤用彤也没有完全否定佛教自其他通道传入中国的可能，在他的名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里，他只是说，北方佛教多来自中亚，而且他又说，从中亚传来的印度北方的佛教，可能和海路传来的印度南方的佛教不同，印度西北方向的佛教，多大乘佛教，所以般若、方等经典从这边传来；而从海路传来、在南方先登岸的佛教就不一样，他说，南朝时，佛教多由海路而来，但多来自印度南部，那里却是以小乘佛教为主的区域，所以像锡兰、缅甸、暹罗、马来半岛、南洋群岛等，都受这种佛教的影响，而中国接受的也应当是巴利文经典系统。

那么，这些天才学者的怀疑是否有道理呢？应该是有的，虽然证据还不多，但也引起了近来的再一次讨论，近年有人再次提出了佛教传来的路线问题，这当然是要打破传统的一条道路的说法。

那么，有什么新的根据呢？以下就是一些蛛丝马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