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佛教没有征服中国，但是佛教曾经给了中国一个机会

历史学家当然不能想像历史重演，不过，历史学家也是普通人，有时也会设想一下“如果历史……”。当我回头看中国古代历史的时候，也觉得古代中国的天下观念，可能曾经有过一次改变的机会。

我们知道，有国际认可的明确的疆界，有国家的主权观念，也就有了“民族—国家”，这是近现代的事情。古代中国也有“国家”这个词，汉代铜镜背面铭文中就有“多贺国家人民息，胡虏殄灭天下服”这样的铭文。不过，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大体上说来，古代中国的“国家”是中心明确、边界模糊的一个“文化概念”。“凡我族类，其心必同”，就是说凡是和我同一个文化的，都可以是一个国家，而且国家和天下也不是一个特别清楚的东西；“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凡是和我文化有差异的，就是四夷，不属一个国家，甚至不是一个天下，叫做“不共戴天”。其认同标准是“心同”。陆九渊说“四海之内，心同理同”，这是天下一家的普世主义，他的认同标准是文化，所以边界的法律划定是无关紧要的。《礼记·王制》里说：“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凡是文化上臣服、认同的，都可以划进来作为“华夏之藩属”，都是一个“天下”，因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凡是文化上不服从、不认同的“异邦异俗”也就算了，就当你不在“天下”之内。所以在古代中国，国家/文明/真理是重叠的，于是“天下一家”、“海内有知己”、“四海之内皆兄弟”。这背后，一方面是中国中心的特殊主义，一方面是普遍主义的世界观，既是只有一个文明中心的世界观，又是文明普遍适用、真理放之四海皆准的世界观。

可是，尽管从汉代以来，就有汗血马、葡萄、玻璃、苜蓿的输入，尽管一直有深目隆鼻的异域人的进入，但它们并未对中国固有文明产生冲击。原因很复杂，一方面，历史上的“中国”，它的疆域变化虽然很大，但是大体上是以汉族居住的“九州”为中心的，东临大海，西为高原与雪山，北为冰天雪地，加上有匈奴、突厥、契丹、女真以及后来的满族，南为丛林，很容易形成封闭“天下”观。另一方面，通常，在像中国这样文明史很悠久的国家，只有出现另一种高度发达、可以与华夏相对抗的“文明”，才可能对中国的传统观念发生根本的影响。而从东汉传到中国来的天竺佛教，却给中国带来了一个根本性的震撼，就是世上还有两个以上的文明中心。

我们举一些例子来看，在佛教的说法与理论里面，有三条就是中国文明根本不能兼容和接受的：第一，宗教权力是可以与世俗皇权并立的，并占有社会等级与价值的优先位置，宗教徒可以不尊敬皇帝，不尊敬父母，但不能不尊重佛、法、僧三宝；第二，天下之中心是在印度，“立竿见影”，日中无影，即天之中也；第三，最高的真理、最优秀的人物与最正确的生活方式不在儒学而在佛教，因此佛教是更高的“文明”，至少也是另一种有自我体系的自给自足的“文明”。这些，汉族中国哪里能接受？如果接受了，中国就大变了，就不是现在的这个中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