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胡适的发现：《坛经》的著作权出了问题

言归正传，正是因为敦煌文书的发现，人们才对《坛经》的真实性提出了很多问题，其中最早提出问题的是胡适。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胡适接连写了好几篇文章，认为《坛经》不是惠能所作，而是惠能的学生神会编出来的，他的结论使全世界研究禅宗史的人都目瞪口呆。胡适的论证是这样的：第一，公元800多年的时候，有个叫韦处厚的人作《兴福寺内道场供奉大德大义禅师碑铭》，说神会的学生和他学生的学生“竟成檀（坛）经传宗”，胡适认为9世纪的人讲这句话，说明《坛经》是神会编出来用来作为传宗凭证的。第二，敦煌文书里面还发现了很多神会的资料，神会讲的很多道理和《坛经》是一样的，也可以证明《坛经》可能是神会编写的。第三，使禅宗真正在中国取得绝对优势的是神会，所以神会炮制《坛经》，并确立了一个死去的权威，画人不太容易，“画鬼最易”，炮制一个死去的绝对权威是很要紧的。所以，胡适在《荷泽大师神会传》中最后讲了这几句话：“南宗的急先锋，北宗的毁灭者，新禅学的建立者，《坛经》的作者，这就是我们的神会，在中国佛教史上没有第二个人有这样伟大的功勋和永久的影响。”

胡适这个人极聪明、敏锐而且好发新见，他一生在中国创立了很多新的思想，确实是位了不起的人。但是在这一件事情上，胡适好像有点证据不足。首先，用《坛经》当传授的凭证，是《坛经》中说过的。《坛经》中说，“不得坛经，即无禀受”，即没有《坛经》就不算南宗的弟子，大概神会也只是沿袭了老传统而已，可能惠能在世的时候就已经肯定《坛经》作为他们这一派的凭证，所以这不足为凭。其次，老师和学生的话相似，不一定是学生炮制了老师的话，也可能是学生抄了老师的话，这也是不能作为绝对证据的。最后，确立禅宗地位的人不一定就是禅宗的创立者，历史上有很多著作都是在作者去世很久以后，才成为绝对权威的经典的。

当然，我们也应该承认，胡适提出的很多新的见解也不是胡编乱造的。胡适看书很认真，直到晚年乘坐轮船的时候，还在拿着禅宗的书慢慢看，还不断地写文章、写笔记，在他的日记里面有很多这样的记载。所以，胡适关于《坛经》的考证里面，确实还有一个疑问始终得不到解决，因此他的质疑也无法推翻。这就是《坛经》最后暗示，惠能死后二十年，将有一个人继承他，为禅宗的复兴大声呼吁，这恰好就是神会的故事。神会在开元二十年也就是公元732年，在邻近东都洛阳的滑台大会上宣布，惠能这支禅宗要取代神秀这一支禅宗，而且要跟神秀对抗，这件事情正好发生在惠能死后二十年。如果不是神会在事后编写，惠能怎么可能预言二十年后的事情？所以，我们很多人都相信这样一种比较调和的结论，就是原来可能有一本《坛经》，是惠能说法的记录，但是后来神会在里面掺了很多自己的思想，加了很多东西，而神会一支后来曾经很兴盛，所以他们传的《坛经》就成了禅宗的经典。很可能是这样。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坛经》究竟是不是最早的样子呢？即使不是惠能时代的原本，那么是不是神会时代的修订本呢？显然也不是的。在敦煌发现的《坛经》，抄写的时间大概是公元780年左右，即惠能去世六七十年、神会去世二十多年后抄写成的，这个抄本只有一万二千字，有两个卷子，一个藏在大英博物馆，一个藏在敦煌博物馆，显然已经不是原本了。但是这还是较早的本子，在日本京都的兴善寺，还藏有一本宋代初期抄成的《坛经》，有一万四千字，多出两千字来，和敦煌的抄本又不一样了。到了北宋中期，一个叫做契嵩的著名和尚又做了一个校订本，有两万字，又多出六千字。而此后流行的，则是元代人校订并且分了篇章的一个版本，在敦煌、日本的各种版本发现以前，大家都是读这个本子，没有谁有疑问。这个版本是元代的两个和尚宗宝和德异分别依据契嵩的本子编成的，有两万三千多字，又多出三千字，共分成十章。第一章讲惠能出家的经过和南宗的建立过程；第二章讲般若学的“空”；第三章回答当时韦刺史对他的提问；第四章讲“定”和“慧”是一回事；第五章讲坐禅，指出坐禅不仅仅是打坐，而是心灵不起念头；第六章讲什么叫无相忏悔；第七章介绍了惠能的各个弟子怎么样得到了彻底的觉悟；第八章讲什么是渐修，什么是顿悟；第九章讲禅宗跟政府的关系；第十章记载惠能临死的时候对各个弟子的讲话。这就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各种禅宗版本的内容，可见，这部中国佛教自己的经典是渐渐形成的，是不断增加修订而来的。我们一定要了解，所谓的“历史”和“经典”，有时就是这样被书写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