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佛教自西来：普遍的看法

从汉代到唐代，有很多西域人经过这条道路到过中国，特别在唐代，历史记载中，唐代长安人很喜欢胡风，就像现在城市里流行西方人的黄头发和日本人的寿司一样。那个时候在长安、洛阳可以看到很多胡人，他们有的是高鼻深目卷发，也有的肤色很黑，在长安城西市有很多波斯人，其中很多是做珠宝生意的商人、耍杂技的艺人，他们是各种宗教的信仰者，如景教徒、祅教徒、摩尼教徒，所以带来了西方的各种文化，包括唐代流行的胡旋舞、《菩萨蛮曲》以及胡人相貌的镇墓天王，在这里面，最多的当然是佛教徒。由于在西晋以前，汉人基本上是不能出家的，所以早期佛教主要是这些外来和尚，在考察早期中国佛教最重要的资料《高僧传》里，记载最早来华的一些僧人，以及早期佛教译经的译者，确实多半是来自康居、安息、天竺、大月氏的异国人。大家知道，古代佛教徒里面，凡是姓康、安、竺、支等的，大体上就是那边的人。其中，姓支的来自大月氏，在今阿富汗、巴基斯坦交界处，姓安的来自安息，在今伊朗，姓竺的是天竺人，即今印度，姓康的是康居人，在今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阿塞拜疆一带，都是“中亚、西亚或南亚的胡人”。所以，古往今来大多数人都相信，佛教传入，也主要是经由从西边这条路径来的，这些人一定曾经经过这些地方到达敦煌，然后再进入中原。

从1930年代后期出版的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到1957年出版的荷兰人许理和的《佛教征服中国》，再到1980年代任继愈的《中国佛教史》，连同日本人写的很多中国佛教史，都接受了这种说法。而大家都熟悉的，像南北朝的法显、唐代的玄奘到印度取经的历史更从一个侧面证实了“佛教从西方来”这一说法。北京大学季羡林先生关于“浮屠”和“佛”的语言学研究，也证明早期中国关于“浮屠”的称呼和中亚古代语言有关，那么，佛教肯定是经过中亚一带传来的。

看来，这个佛教西来说没有什么疑问了。历史常常就是这样的，人们一次次地叙述，事情一次次地被强调，后来的人一次次地听到，于是，这种事情就成了确凿不疑的“定论”。就像现在电影、电视剧里的角色一次次出镜，仿佛就成了“历史人物”一样，包公黑脸、关公红脸，忠奸分明的脸谱成了想像与回忆中的历史，提起诸葛亮，就是小说《三国演义》，“借东风”、“空城计”等三国戏和现在电视剧中那种“羽扇纶巾”加上三缕长须的样子。

其实，有时候仿佛是“定论”的“历史”却是有疑问的，历史常常变成故事，故事常常变成历史。在佛教传来的问题上，就有人提出了这样一些疑问：第一，西汉、东汉之间天下大乱，中国与西域的交通在王莽时代前后曾经断绝，直到东汉永平十六年（73年）才恢复，传说中的汉明帝求法，佛教传来，大约在公元第一个世纪的50—60年代，恰好就正是隔绝的这一时期，佛教真的可以顺利地在道路断绝的时代进入中国吗？佛教为什么不可以通过其他途径传来呢？第二，《史记》、《汉书》、《后汉书》里都讲到西域，这些根据从张骞到班勇多人出使记录写成的史书中，都缺乏西域佛教的记载，而历史记载中可以看出，西域人好像并不相信佛教，倒是相信其他宗教的可能性大。当然，20世纪初，在和田也就是于阗故国一带发现过怯卢文佛经，在和田的买力克阿瓦提佛寺遗址还发现过泥塑的小佛像，民丰的尼雅遗址中也发现过棉布上的小菩萨像，大谷探险队也曾经在吐鲁番的吐峪沟发现过292年译的佛经《诸佛要集经》汉文写本。不过，这些东西的年代都很晚，大约已经是在2—3世纪了。

那么，为什么在1世纪的时候，佛教不会从海上传来，从南方传来，而一定要从西面过来呢？一个说法如果没有反驳的意见，就说明它已经成了人们的共识，或者换个说法叫“定论”，一件历史事件成了“定论”，就说明这个问题的研究已经山穷水尽，有个词叫“盖棺论定”，就是说死了进了棺材了，才可以有定论，其实，可能有时候死了也不一定可以论定。相反，如果还有言之成理甚至是持之有故的质疑，那么说明这个问题还有继续讨论的余地，这个领域还有研究的必要。学术上的问题成了“执”，就有些不好办了，佛教有个词叫“我执”，就是固执己见的意思，所以佛教认为要想进入超越境界，就要“破我执”。古代中国人常常讲的成语里，有画地为牢，有刻舟求剑，有郑人买履，都是讽刺固执和愚昧的意思。可是，尽管佛教从西域传入的路线得到相当多的文献的支持，是不言而喻的历史存在，但是这个问题远没有到画句号的地步。

近来一些学者的研究使我们注意到，早期中国与印度之间还可能存在着另外的通道，那么，随着商人贸易，佛教这种信仰可能会从各种途径，而不是一个途径向中国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