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儒家的礼：礼貌、礼节与礼制

这些礼法观念与规定，在古代中国多来自儒家。

儒家有一些话，也许大家都熟悉，像“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像“不学礼，无以立”，像“克己复礼”等。但是，怎样要求“人”都遵守这些“礼”？怎么提醒每个人都记住这些“规定”呢？在古代中国，儒家有不少关于“礼”的经典和著作，有很多对“礼”的解释，佛教和道教等宗教也有很多劝善书宣传各种关于做人的道理，民间各个地方和家族也有家规、乡约在补充这种关于伦理的具体规定，这都是广义上的“礼”。

在古代中国，“礼”是很重要的，每个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在这种“礼”的规范之下。举一些例子，比如儿女对父母，宋人的《居家杂仪》里就规定，儿子、媳妇在天刚亮时就要洗漱、整齐衣冠去“省问”父母、公婆，在他们起来后，儿子要奉上药物，媳妇要奉上早餐，到夜间，要等到他们睡下无事，才能“安置而退”，而且吃饭时要等父母、公婆先举筷子，说话时要“下声怡气”，不能“涕唾喧呼”于他们面前，他们不让坐只能站，他们不让走就只能侍立在旁边。又如居家男女之别必须辨内外，男主外，女主内，男人白天不进中门私室，女子无事不能出门，女子要走出中门，须“拥蔽其面”，男仆进中门有事，女人一定要避开；正朔在祠堂祭祀祖先，男人站在（左）西边，女人站在（右）东边，朝北站，各以长幼为序。再如葬礼，要按照自己与死者的关系远近，以不同的时间长短，穿上不同的衣服，为死者致哀，这样就在生者中确立了长幼尊卑的关系。

所以古代的礼仪是很繁琐也是很细致的，对每个人的行为、思想、态度都有仔细的规定。这种规定虽然针对的是个人行为，但实质上却是维护群体生活，虽然在规劝的时候是“礼”，但是在执行的时候，如果有一定的权力，它就成了“法”。特别是它被家族或宗族作为“乡约”、“族规”规定下来之后，就常常有惩罚的手段，中国古代留下的很多地方文献里面乡约族规就很多，有的很严厉甚至残酷无比。比如姚江俞氏和海域尚氏规定，如有“妇女淫乱”，就会勒令她立即“自尽”，或者由人“勒死”，规定最轻的镇海朱氏也要让犯者“出族、离归”；如果族人有“偷盗”行为，镇海朱氏规定要“驱逐出族”，或者绑了告官，而宜荆朱氏更为严厉，甚至会勒令“全家出族”；那么，如果是出现了“不孝”的子孙，怎么办呢？一般他们不要政府干预，而是在家族内部解决，兴化解氏是“痛责，不许入祠”，合肥邢氏是杖责，吴郡陆氏是家法处治。有时候，对于家族内的犯规违法，也送交官府严厉处置，像《金山县志》就记载了官府对通奸犯实行凌迟处死，当然，这已经不再是家族内部事务，而是官府出面干预家族内部的伦理道德秩序了。

这就接近“法”了。顺便说一下，现代的民主制度下面，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平等、自由和公正，“秩序”依赖公正的法律来维持和维护，“权威”要依靠民意选举出来的议会来确认，对权威的“监督”又要有不同的机构，包括三权分立、舆论监督，而国家则建立在“契约”式的约定上。可是，在古代中国，“秩序”是按照家、家族、宗族的方式建立的，由不同的等级区分来维持，最高的等级是最老的男性长辈，这个人的“权威”由权力、等级确立，没有有效的“监督”，主要依靠道德自律和伦理约束，家族与国家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所谓“家有家规，国有国法”，“家”放大了是“国”，“礼”有了制裁的手段就成了“法”。

在中国，“家规”与“国法”是一脉相通的，福科（Michel Foucault）在《规训与惩罚》中说，国家需要纪律，需要监视公众的权力，即一种“持久的，洞察一切的，无所不在的监视手段。这种手段能使一切隐而不现的事物变得昭然若揭”。那么，有什么能比奠基于人的血缘关系的“礼”更合适的呢？按法律史学者的解释，中国的法律是一种礼法，它不同于自然法，它的合理性基础来自对伦理的共识，而对于伦理的共识又建立在对亲族关系的认识上。人会很自然地因为血缘关系承认这些“礼”的合理性，所以也会很自然地接受它，并自觉地遵守它。于是，道德的监督者就不再仅仅是外在的监狱和警察，而是内在的理智与观念。孔子说“克己复礼”，又说“礼，禁乱之所由生”，就是因为它有这种意义。而在这种意义上，“礼”常常就是“法”，儒家和法家本来就是一家，而“国”也不再仅仅是外在的政府与军队、地域、政治组织，而是自己的“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