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四方复四方：从谈天衍的想像到张骞的凿空

话说回来，古代中国也有人对这种世界图像产生怀疑，也曾经大胆幻想过，外面是不是有一个更广袤的世界。据说，战国时代有一个后来被称为“谈天衍”的邹衍，他是齐国人，后来人常常说，齐国临海，海阔天空，可能想像的空间会大一点儿，所以，他就有“大九州”的说法。邹衍想像，中国这个“九州”只是天下八十一分之一，叫“赤县神州”，它的外面还有八个州，这才是一个大九州，外面有海环绕，而在这个九州之外，还有八个“大九州”，各有海环抱，这才是整个天下。到底这种想法有没有根据，是邹衍的想像，还是一些传闻，我们不清楚。也许古代中国早就与世界其他地区有了各种各样的交往，《逸周书》里就有《王会》一篇，描写四方异族的聚会，西晋出自汲郡魏襄王墓的竹简《穆天子传》（约战国中期）也记载周穆王到西域与西王母会面，这里面是不是有真实的交通背景？确实很难说。不过，很奇怪的是，这种想像并没有改变中国人的天下观，从先秦到秦汉，古中国人还是自居天下之中，居高临下地俯视着四边的蛮夷。

这种情况到汉代出现了一个转变的机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机会。公元前138—前126年，也就是汉武帝建元三年到元朔三年，张骞奉命出使西域，历经千辛万苦回到汉帝国，把大宛（今塔什干附近）、康居（今塔吉克斯坦、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及哈萨克斯坦南部）、大月氏（今帕米尔高原以西、阿富汗境内）、大夏（今印度西北、巴基斯坦、克什米尔附近），以及他听说的乌孙、安息（伊朗境内）、条枝（叙利亚一带）、身毒（印度）的情况，介绍回来。应该说，这件事儿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因为：第一，它把中国人对于周边世界的实际知识，从东亚扩大到了东至日本、朝鲜，北到蒙古及西伯利亚，南到南海、东南亚，西到巴基斯坦、阿富汗、叙利亚、印度、伊朗一带，也就是说，大体上已经了解到了今天的整个亚洲甚至更广的一个区域，而过去可能了解的只是现在的东亚，比如日本和朝鲜，日本九州出土过汉代赐给倭国王的金印，说明中日很早有过交往。第二，它刺激了中国人与外部世界的交流与探索的欲望，在张骞出使西域以后，还有张骞通西南，班超、班勇父子开拓西域交通，甘英到达波斯湾等举动。第三，观察不同经济与文化的背景与舞台，开始由中原的汉帝国变成了整个亚洲甚至欧、亚之间，丝绸之路的开拓和后来佛教的传入，更是在这个背景下进行的，从此以后，中国的历史就是一个世界的历史了。

图1-7　三星堆出土铜器，是来自远方文明的器物吗？

不过，可惜的是，不知道为什么，这并没有真正改变古代中国人心灵深处的“天下观”。汉代以后，虽然张骞、班超、甘英和很多人都到了很远的地方，但是中国人想像的“天下”还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加上日益扩大的“四夷”。但是这幅图像，只是中心明确，四边却很模糊，这是中国人的常识，虽然印度、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等中亚与西亚诸国加在一起，再算上日本、东南亚、朝鲜，以及北边的广袤土地，远远比中国要大得多，但从汉到唐，中国人仍然觉得它们仿佛在文化上无声无息，所以没有觉得外面有个另外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