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儒者与风水

风水在中国民间很流行，可是它在上层社会一直很受鄙薄。中国古代理性的文人很多，他们总觉得这些东西是孔子所瞧不起的“怪、力、乱、神”，尽管这种风水术的背后有很多中国的道理，尽管这些道理也在为中国的家庭、家族组织所用，但是他们还是觉得，第一，现世的政治秩序更重要，第二，做人的伦理道德更重要，第三，内心的自觉更重要，所以他们希望凭着政治伦理道德的修养和知识，得到个人、家庭和家族的幸福，而不应当靠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会使人心存侥幸。所以，对于风水，他们有三种态度：一是怀疑和批判，像东汉的王充就对风水相宅很怀疑，比如相阳宅中，门的方向很重要，他就质疑说，门重要，为什么厅堂不重要？他的著作《论衡》中就有很多这类的批评。二是敬而远之，像嵇康写《难宅无吉凶摄生论》，就对吉凶宅相很怀疑，他说，药可以治病，可以看到验证，所以君子可以相信，但是“宅之吉凶，其报赊远，故君子疑之”，很怀疑它的真实性。三是尽量改造，唐代的吕才看到有人用郭璞的《葬书》骗钱，就批评人“如使吉凶，拘而多忌”，所以他自己也搞了一些关于相阴宅的文书，用埋葬的日月选择、安葬的吉凶、五姓不同的选墓，来纠正专门选择山冈流水处这类弊病。

这些态度很有意思，可是私下里也有人对风水暗暗好奇，甚至也有上层人士公开表示相信，因为对于阴宅、阳宅关系人的命运的说法，来源很久了。《南史》卷五十三记载这样一件事：梁武帝的丁贵嫔，即昭明太子萧统、后来的梁简文帝的母亲去世后，昭明太子让人求得一块很好的墓地，正准备去除草时，有一个人通过太监来卖另一块地，太监就对梁武帝说，这块地比太子的更好，梁武帝就同意了。可是据说下葬以后，有一个道士就说，这块地并不好，特别是“不利太子”，如果用法术，也许还可以免除灾祸，所以太子“乃为蜡鹅及诸物埋墓侧长子位”，但是此事被一个叫鲍邈之的人告发，梁武帝很不高兴，就把道士杀了，而太子也因此不得梁武帝喜欢。

这个故事说明，这种关于墓地和命运的说法，上层社会中，像编了《文选》的萧统那样有文化的人都相信，可见没有多少人能够抵挡预知未来命运的诱惑，在不可知的未来的压力下，就是有理性传统的文化人，也只好对这种知识和技术网开一面。像北宋仁宗就让司天监的官员编修有关“地理”（不是现在的地理学）的官方著作《重校正地理新书》，而作序的就是当时赫赫有名的翰林学士王洙，后来的大理学家程颐、朱熹、陆九渊等，也对看风水、相阴宅的说法，既表示有限度的赞成，又试图努力往“气”（气之厚薄与富之盛衰）和“道德”（孝敬之心的表现）方面引导，让这种知识更加理性化一些。所以，宋代虽然有像司马光《葬论》和《言山陵择地札子》那样，反驳朝野流行的选择葬送时日和查看山水形势并相信这些会对子孙福祸有影响的言论，但还是有很多士大夫对这种东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有的理学家对此还甚有兴趣。如南宋绍熙五年（1194年），为宋孝宗选择陵寝之地时，一个叫赵彦逾的官员觉得原来选的地方不好，因为土浅肉薄，下面五尺就有水石，对此，两个当权的大官赵汝愚和留正意见不一，而六十五岁的朱熹就为这件事情上了《山陵议状》，认为皇帝的陵墓应当好好地寻找“吉土”，所以不要着急，要“广求术士，博访名山”，而且虽然在和弟子的议论中，他说，不要固执“山是如何，水须从某方位盘转，经过某方位，从某方位环抱”，但他还是觉得应当尽心尽力去找好地方。我想，正是在士大夫这种集体的暧昧和默认中，风水术才能够在民众生活里面存在，并且越发盛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