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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古代中国文化的概论性著作，自从日本的白河次郎、国府种德的《支那文明史》以来，近百年间出版的已经很多了，且不说早期流传甚广的高桑驹吉《中国文化史》、柳诒徵《中国文化史》，就说近年来出版的书，要论详细，阴法鲁先生等人编的《中国古代文化史》有三册，冯天瑜先生等编的《中华文化史》也有两册，要说精深，《中国古代文化史讲座》是汇编王力等专家讲座而成的，而杜正胜主编的《中国文化史》也很有特色。这些关于古代中国文化或文化史的著作，大体上可分两个类型：一是按照历史时间的顺序，把中国各种文化如制度、宗教、艺术乃至衣食住行，编成一个脉络，突出的是“历史”；一是根据文化门类的分别，把天文地理、宗教信仰、生活风俗以至于服装车马，分门别类地一一介绍，强调的是“文化”。

可是我总觉得，有一个理论问题很难充分说清楚，这就是文化史的“文化”究竟是什么，是无所不包的一切，即所谓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吗？是文学、艺术、制度、衣食住行、宗教信仰、节庆风俗等，还是使得精神和生活不断进步的观念、知识和技术呢？不把这个问题搞清楚，要么就把“文化”变成了一个没有国境、没有国土、没有人民，甚至没有一切的虚幻国度，看起来好像什么都管，却实际上什么也管不了，要么就把“文化史”的领域无限扩张，成了代替历史的庞然大物，最后只能是捆绑各种专门史来凑成一个大拼盘。所以我在最后一回中讲，我一直建议使用伊里亚斯（Norbert Elias，1897—1990）的说法，第一，把“文化”看成是使民族之间表现出差异性的东西，它表现着一个民族的自我和特色，而把“文明”看成是使各个民族差异性逐渐减少的那些东西，表现着人类的普遍的进步和成就。第二，把“文化”看成是一个民族中每一个成员经耳濡目染就会获得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气质，而把“文明”看成是常常是一种需要学习才能获得的东西，因而它总是被看成是“教养”和“知识”。第三，“文化”与传统有关，表现着过去对现在如影随形的影响，而“文明”与未来有关，表示着将来普遍的趋势和方向。同时，我也希望关于“文化”，一定要突出“古代的”尤其是“中国的”这两个定语，因为有些古代文化现象，我们总以为是我们特有，其实可能很多民族都有，很多文化传统，也许并非一个民族的特性，而是很多古代民族的共性，我想，这些并非独有的东西不能算为“中国文化”，或者不必在“中国文化”的著作中占太重的分量。

当然，上面这些说法只是为了后人清楚地论述文化和文明的时候，采取的权宜之策，事实上作为传统和习惯的文化和作为教养和知识的文明之间，实在有太多纠缠不清的关系。但是我觉得，只有先这样界定，“古代中国文化”的讲授内容和撰写边界，才大体上可以被落实。因此，我在这份讲义里，突出的是古代到现代汉族中国人关于“天下”即“世界”的认知（它影响了汉族中国人对自国与他国的认识）、儒家对家庭和社会的特别看法和做法（它影响了汉族中国人对自我与他人关系的看法）、佛教道教以及它们关于今生和来世的信仰和技术（它影响到汉族中国人的人生观念）、普遍的阴阳五行观念以及由它而产生的种种知识（它影响了汉族中国人对世界的基本看法），当然还有至今遗憾地缺如的，汉字以及汉字思维（它影响了汉族中国人想问题的方式）。我总觉得，这些才是“中国的”文化，它们构成汉族中国的基础，形成了一个“文化中国”，用日本学者丸山真男的话来说，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古层”和“低音”，一切新文明都必须在这个“古层”上建筑，一切新旋律都会被这个“低音”所修饰。这些就是“古代中国文化”这个大题目下应当着重讨论的内容，也就是我设计和讲授这门课时的基本想法。

这些年，由于在大学教书的缘故，特别关心教学和教材的问题。说实在话，要把学术界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的新资料和新看法，通过简明通俗的方式，生动有趣地传达给学生，其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既不能以艰深文浅陋，自己不明白，也休想让别人明白，就是古人说的，不能“以己昏昏，使人昭昭”；也不能自言自语，话总是要说给别人听的，写书的人如果不预设听众，不考虑读者是什么样的人，恐怕就是“对木鱼说棒槌”，虽然天天敲却不知其数。因此，这本讲义自从1998年我在日本京都大学开始准备起，前前后后我花了七八年的时间，其间也讲了七八遍，每次讲课，都要视当时听者的反应和较新的资料修改，先是2001年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简略的教材《古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十讲》，而全部的讲稿则一直到前年才大体完成，才交给了台北的三民书局。

这里附带要说明，全稿之所以在台北出版而不是在大陆出版，我有一点小小的私心，因为我现在还要用这个讲义来给大学生们讲课，如果正式出版，那么上课时遇到手持这部讲义的学生，我又讲些什么好呢？所以，我真不知道是应该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还是应该埋怨复旦大学出版社，他们热心地从台湾买回版权，出版大陆版，这使得我的这部小书可以拥有更多大陆的读者，却使得我再也不能省心省力地用现成讲义来讲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