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教的衰堕与书法的作用

中国文化中有着悠久的乐教传统(这里指狭义的音乐教育)。甲骨文中没有“礼”字，却不止一处出现“乐”字。在音乐活动与祭祀活动密切关联的周代，也以乐为教育的中心，在当时人生教育中，礼所占的分量是不能和乐相比拟的。后来，孔子继承古代的乐教，他强调礼乐并重，并把乐安放在礼之上，认为乐才是一个人人格完成的境界，这是孔子立教的宗旨。孔子自己通过对音乐的学习，由技术深入到技术后面的精神，进而把握到此精神具有者的具体人格。所以，徐复观说，“到了孔子，才有对于音乐的最高艺术价值的自觉”。其实，孔子所提倡的诗教，亦是广义上的乐教，因为诗当时与乐不分，歌的内容主要就是诗。

但是，儒家如此重视乐教，乐教却在中国历史上衰落得极快极彻底。究其原因，徐复观认为，儒家融艺术于人生，追求人格修养的至境，但完成人格的道路，却不必非要取径于乐，所以，儒兴并不一定意味着乐兴;其次，乐教倡导的雅乐的性格是“静”的，能使人们浮扬起来的感情得以沉静下来，感发人的善心。而“静”的艺术，只有在人生修养中，在人欲去而天理天机活泼的时候，才能加以领受。一般人听来，不能带来普通所要求的官能的快感，便昏然欲睡。也就是说，“若是不能了解孔门所传承发挥的音乐艺术中的美中之善，即不能欣赏其艺术中的善中之美。”由此，古乐、雅乐式微，民间以感官快感为主的俗乐取而代之了。

孔子所追求的乐与仁的会归统一，是美与善的统一，是艺术与道德在最深的极境中自然而然地统一，道德充实了艺术的内容，艺术安定了道德的力量。但是，这种美善合一的音乐精神，在历史上只能是旷千载而一遇。徐复观指出，“儒家真正的艺术精神，自战国末期，已日归湮没。”后来，诗词曲一连贯的发展，对文人而言，尽到了音乐所应尽的艺术上的任务。词曲与音乐不可分，诗自身的韵律使作者和读者可以得到与音乐同质的享受，而不一定另外去追求音乐。遗憾的是，徐复观没有提到书法，其实，作为“无声之音”的书法，在中国的乐教式微之后，在安顿士人的心灵和促成人格境界的提升方面，书法实在是具有和音乐同质的效用。

宗白华先生可谓独具慧眼，他指出:“中国乐教失传，诗人不能弦歌，乃将心灵的情韵表现在书法、画法。书法尤为代替音乐的抽象艺术。”他又说:“中国书法是一种艺术，能表现人格，创造意境，和其他艺术一样，尤接近于音乐底，舞蹈底，建筑底抽象美(和绘画，雕塑底具象美相对)。中国乐教衰落，建筑单调，书法成了表现各时代精神的中心艺术。中国绘画也是写字，与各时代书法用笔相通，汉以前绘画已不可见，而书法则可上溯商周。我们要想窥探商周秦汉唐宋的生活情调与艺术风格，可以从各时代的书法中去体会。”

正因为书法抽象的美，不像俗乐那样容易引起感官的快感，而又具有雅乐的“静”的性格，所以，的确可以说在中国乐教衰堕之后，书法尤其代替了音乐，成为“中国人审美观念的基础”(林语堂语)和“表现各时代精神的中心艺术”。宗白华认为，中国人的理想人格，是一个“音乐的灵魂”。其实，书法作为“无声的音乐”，正是赐予中国人这个音乐的灵魂。

作为孔门乐教传承的重要典籍，《乐记》极其重视音乐的社会功能，认为音乐在社会中的作用就是“和同”，这集中体现了儒家音乐美学的思想核心。书法在追求音乐性的节奏方面，也以“和”为标准。在书法艺术中追求和谐，是为了解决感情的我和理性的我、经验的我和当下的我、理想的我和现实的我、身体的我和心灵的我之间的矛盾，就是为了解决人的身心安顿问题。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关系中，人的身心关系是根本，是其他一切和谐实现的基础，所以，要从自己内心上做起。这时，和谐就不是外在的规范，而是生命的功课。而书法艺术的熏陶和美的滋养，对中国人正是引导身心达到和谐的最为重要的方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