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正则笔正，人品即书品

儒家文化是一种社会文化，也是一种伦理文化。人格，作为一个社会人的尊严、品格、价值和道德品质的总和，自然成为儒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儒家十分重视人格的涵养、修养和境界的提升，把道德修养视为立身处世的头等大事。孔子倡导的理想人格标准就是君子，修齐治平，以立身为本。

受儒家这一观念的影响的艺术，自然和人格、人品有着紧密的关联。在书法的品评中，常常会由书论到人，也就是把书法的美归结为书法家人格的美。《易传》里提出“修辞立诚”的思想，实际上引发了后来中国美学和艺术精神中一种文品、艺品和人品相统一的观念。谈艺术不能就艺论艺，必须包括艺术家的道德品质、思想修养。也就是说，把艺术品的审美价值的高低，与艺术家的人格修养的高低结合在了一起。

汉代扬雄《法言·问神》云:“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声画者，君子小人所以动情乎!”在中国后代书论中，人品与书品关系的祈向，即滥觞于此。唐代柳公权则发展了这一思想，他的“心正则笔正”的名言，以新的命题将人格、伦理与书法的关系联系起来。后来，明代项穆在《书法雅言》里说得就更充分了:

大要开卷之初，犹高人君子之远来，遥而望之，标格威仪，清秀端伟，飘!若神仙，魁梧如尊贵矣。及其入门，近而察之，气体充和，容止雍穆，厚德若虚愚，威重如山岳矣。迨其在席，器宇恢乎有容，辞气溢然倾听。挫之不怒，惕之不惊，诱之不移，陵之不屈，道气德辉，蔼然服众，令人鄙吝自消矣。

看字如看人，在一个君子的道德修养、人品胸次、气质节操沾溉下的书法，也给人带来了雍容阔大的审美气象，即所谓“人品既殊，性情各异，笔势所运，邪正自形。书之心，主张布算，想像化裁，意在笔端，未形之相也。书之相，旋折进退，威仪神采，笔随意发，既形之心也”。(项穆语)书相即人心，人品即书品。在这里，项穆把书法同人格联系起来，试图从主体的角度说明书法美的根源，这是很有价值的。以这样的眼光来看书法，可以说，是书法其形，道德其魂。

清代朱和羹说:“学书不过一技耳，然立品是第一关头。品高者，一点一画，自有清刚雅正之气;品下者，虽激昂顿挫，俨然可观，而纵横刚暴，未免流露楮外。”在这里，书法成为了道德的化身，成为助教化、成人伦的工具，这种书法传统一直绵延不绝。

不过，书品源自人品，这种看法是有争议的。赞同的人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比如颜真卿、柳公权、傅山等，他们人格挺立，道德光辉，故书法气象不凡，为人所珍。反对的人也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比如秦桧、蔡京、黄道周、倪元璐、王铎等，他们人品颓丧、为人不齿，但却书艺高超。这就涉及两个问题，一是书法的审美价值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二是人品究竟对书法产生了什么影响?

对此，儒、道两家看法是不同的。在道家看来，艺术是自我性灵抒发的手段，是在现实世界实现精神逍遥的途径;而在儒家的审美鉴赏中，本身就包含了道德的因素，艺术是载道的工具。儒家的书法欣赏，是一种综合的欣赏，不仅读其文，观其字，还要知其人，论其德。

在儒家看来，笔墨书迹能否得到流传与是否被人所珍爱，和一个人的道德品质、修养学识乃至政绩声名都有关系。如果为人正直忠烈，人品为人所景仰，哪怕片纸只字，后人亦会重金购求，视为珍宝。而像蔡京、秦桧、严嵩等大奸臣，人品恶劣，虽然书法亦甚精妙，但却遭到后人唾弃，以至于湮没不闻了。只要一个人在政治立场上大节有亏，道德修养上大恶不赦，那么，他的字写得再好，也是一钱不值的。书法史上书以人传的事实，是并不鲜见的。所以，欧阳修告诫道:“古之人皆能书，独其人之贤者传遂远。然后世不推此，但务于书，不知前日工书，随与纸墨泯弃者，不可胜数也。”这句话，是值得为人为艺者认真记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