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中国文人的宠儿

在讨论到中国传统文人共通的精神素质和心理习惯时，余秋雨曾说，年代那么长，文人那么多，说到任何一点共通，都会涌出大量的例外，而例外一多，再对例外作一一的解释，就会变成自己出难题又自己补漏洞的尴尬格局。但是，如果仔细思忖，就会发现中国传统文人有一个不存在例外的共通点:“他们都操作着一副笔墨，写着一种在世界上很独特的毛笔字。不管他们是官居宰辅还是长为布衣，是侠骨赤胆还是蝇营狗苟，是豪壮奇崛还是脂腻粉渍，这副笔墨总是有的。”

这个说法，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的确，一杆羊毫笔，一锭松烟墨，浓浓地磨好了一砚，便在细腻洁白的宣纸上，簌簌地写出满纸笔走龙蛇的文字来。这早已成为了中国传统文人最基本的生命形态，也成为了中国文化表达的共同的技术手段。

在古代，读书人必然习字，写字必然离不开毛笔和纸墨。时间一久，文房四宝就逐渐超越了其作为记载文字符号的实用工具的属性，而逐渐升华为一种文明的象征，文化的载体。古代社会中，书法拥有着极其广阔的社会背景和观念支持。中国人觉得，读书人能写得一手好的毛笔字，是那么的自然、随顺和合乎情理。甚至于在那黑生生的毛笔字中，中国百姓能看到一个文化人所具有的某种文化品质和艺术人格。

古人写字，是实用性和艺术性杂糅在一起的。有的时候，你简直分不清他是在进行艺术创作，还是在随手写一个朋友间的便条。今天我们奉若无上珍宝的东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那些传本法帖(还只是摹本和临本)，用欧阳修的话说，“所谓法帖者，其事率皆吊哀、候病、叙睽离、通讯问，施于家人朋友之间，不过数行而已”，这些在当时不过是一些信手涂抹了几句话的便条，完全不是为了让人珍藏或悬挂欣赏的。

以最著名的“天下三大行书”为例，无论是王羲之的《兰亭序》，还是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以及苏东坡的《黄州寒食诗帖》，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即兴的草稿之作。它们都有着明确的实用目的，但却都成为了后世中国书法审美不可企及的高峰。在这些作品中，这些文人艺术家的整体的文化人格和审美气韵，在一篇不长的笔墨中就都泄露无遗了。

中国古代的文人和艺术家，并没有非常明确的职业划分。是文人，没有不会操作笔墨的;习得笔墨者，则没有不会吟诗作文的，舞文与弄墨不可分离。在这时，文人艺术家化，艺术家也文人化，生活被艺术化，艺术也被生活化，二者相溶相依。一支笔墨，不仅仅是文化人的一种职业手段或谋生手艺，更是成为了点化整个社会文化生活的美的精灵。可以说，在长久的传统文化时代，文人们的言谈举止、居家布置以及往来交际，都与书法相合拍。他们的整个生命和行为，都散发着墨香。“古墨轻磨满几香，砚池新浴灿生光”，这样的诗句，展现的就是笔墨生活中那种生命状态的喜悦。

苏轼《黄州寒食诗帖》

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了新的历史转换。白话文代替文言文，钢笔代替毛笔，毛笔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整个传统文化的世界，在20世纪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伴随着新学的推广，毛笔从实用领域退出，加上电脑时代的来临，能欣赏书法、能写得一手好毛笔字的人越来越少。百年来，中国的文化人和毛笔疏远了，进而在观念上与传统的文化世界出现了历史断层。很多预言家或喜或忧地为书法奏起了挽歌，张罗着令人酸楚的美的祭奠。

然而，站在新世纪的起点上，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深厚的国学传统对我们并不仅仅只是历史的包袱，回首眺望一下，有时就能给我们当下迷乱紧张的生命吹来一股清风。传统文化中所蕴涵的智慧的启迪，正在并将继续对我们的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我不能对中国书法的明天进行预言，但是，在今天中国仍然数以万计的、没有任何功利驱动的书法爱好者的执著中，我依然能看到美的力量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