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昌硕:钝刀硬入写《石鼓文》

吴昌硕(1844—1927)是中国近现代艺术史上最负盛名的艺术家之一，对当代艺术的发展影响深远。他初名俊，后名俊卿，字苍石、仓石、昌石等，号朴巢、缶庐、苦铁，又署破荷、老缶、大聋，七十岁后以字行，浙江安吉县人。他的书法、绘画、篆刻都能集各家之长，并融会贯通，自成一体。尤为卓著者，他一生钟爱《石鼓文》，终生临习不辍，以《石鼓文》笔法融入书法、绘画和篆刻之中。他的“钝刀硬入”的艺术精神，使得他的书法中充满篆籀的高古气息，绘画中梅花松树的盘曲虬结能臻于苍莽枯拙之境，而篆刻更勇于创新，由细腻勾划、刀痕俱见一跃入古朴拙野、浑然天成之境，有一种独特的金石趣味。

吴昌硕十余岁即好弄石，读书之余，常不释手。私塾先生见之，严止不许，但是他仍然偷偷于无人之处独自凑刀雕镂。14岁时在父亲指导下学习治印。16岁那年，因家贫无力购买刀石，遂以废铁制刀，以砖代石，左手无名指不幸受了刀伤，山里乡村缺医少药，竟然致烂去半截。

吴昌硕一生临习《石鼓文》，既“古”又“新”，变单一平匀为雄浑厚实、气势恢弘

书法讲究笔法、结构、章法，治印讲究刀法、篆法、章法。在吴昌硕那里，书法和治印是紧密相连而相辅相成的。他治印时，不喜欢一味摹仿，而是采取多样的变换手法。他早年在《刻印》的诗作中称“赝古之病不可药”，“今人但多摹古昔，古昔以上谁所宗?”这是他绝不囿于成见，敢于创新的响亮口号。他早年楷书学习钟繇，行书学习王铎，后来又参以欧阳询、米芾的笔法，尤其是他精于《石鼓文》，对其治印滋养颇多。

他65岁在自题《石鼓文》临本时说:“予学篆好临《石鼓》，数十载从事于此，一日有一日之境界。”可见，他临习《石鼓文》，不是简单追求量的积累和技巧的熟练，而是深深体会其高古浑成之境。有评论者认为:“缶庐以《石鼓》得名，其结体以左右上下参差取势，可谓自出新意，前无古人。要其过人处，为用笔遒劲，气息深厚。”吴昌硕借用邓石如的小篆体势，将《石鼓文》原来的方势变为修长之体，又用金文的笔意来写《石鼓文》，使其具有雄浑的篆籀之气。他还以写草书的方法，使《石鼓文》的篆法结构能上下参差取势。后来，他又以《石鼓文》的笔意，熔以陶器、刻石文字的体势，遂形成一种独特的篆书体。这就为他治印打下了坚实的书法基础。

吴昌硕治印，特别讲求章法，他将绘画的布局借用到印章中来，通过笔画的轻重、疏密、参差、伸屈等手法，使得印面布局既活泼生动，又高度平衡和谐。其印章朱白文间架的分布，力求做到密不透风、孰能走马，就像书法中的计白当黑一样。吴昌硕熟谙这种虚实相生的艺术法则，并巧妙运用于创作之中，这使得他的印章少则一二字，多则数十字，都能布局合理，巧于安排。他常常能作惊人之笔，却又化险为夷，让人觉得奇趣横生。

吴昌硕的印，受《石鼓文》气息的影响，大胆泼辣，气势宏大。不过，他早年治印受时风影响，仍然是用刀细腻精巧，勾划清晰，刀痕俱见，固然活泼生动，但有明显的雕琢气息。中年以后，他用刀逐渐爽直豪迈，不再拘泥于用刀的细微之处，而追求一种阔大的气势和雄壮的效果，所以，有评论家认为他的刀法是钱松和吴让之的合体，也就是以钝刀硬入来治印。尤其是晚年的作品，用刀钝粗，甚至为了达到古朴拙野、苍莽浑成的效果，他采用残石破损的方法，或者敲凿印边印面，来破除因精力、目力不济所造成的平板。

吴昌硕的印，就如同他的书法《石鼓文》;吴昌硕的书法，就如同他治的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