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物我:冥合的化境

在书法的欣赏和创作中，人们常常不自觉地进入一种物我两忘的境界。在笔墨的书写中，能体会到“无色而具图画的灿烂，无声而有音乐的和谐”。这一现象，常常被解释为文艺心理学上的“通感”，即各种经验的触类旁通和各种官能的彼此打通。实际上，忘物我的冥合化境更有着深厚的中国哲学宇宙论的支持。

在气化哲学的宇宙观看来，世界是气的世界，是阴阳二气和合运动、生化变易的结果，而生命则是依据乾坤二德、阴阳二气的“二以成之，和合而生”的原理，互通互感，生成演化的，并扩充到整个宇宙。相对于西方人的推理作用而言，中国人更强调通感的作用;西方人把感觉的图形抽象为数理，中国人则把感觉的图形直接显示为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中国人可以凭借通感，由宇宙世界进入生命，也能凭借通感，由生命进入天人之际。

这种思想主要来自《易传》的阴阳二气相感和天地合气思想。《易传》中讲“$缊”，“$缊”即氤氲，就是天地合气。《易传》认为天地合气而产生万物，这是和《老子》“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想是一致的。《文言传》还用“同气相求”来解释乾卦九五爻辞“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中国古人并不把精神和物质对立起来，“同气相求”，包括精神相感和心灵交通的层面，是对阴阳相感的补充。

因为气之联系是无所不在、无稍欠缺的，所以，以气来概括天人之间的共通、以气来论述中国人独特的天人合一思想，便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宋代董逌曾提出“与天地为一气”的思想:万物均为一气而生，人亦如此，所以人与物虽殊，其本则为一。人要忘记己之所执，能以气合天，就像列子御风一样，最终天人泯合于气。明代的胡直也说:“太虚中无处非气，则亦无处非理，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言我与天地万物一气相通，无有阻碍。夫人心之理，即天地万物之理，非二也。”

这种思想直接影响到中国艺术。书法作为中国一种独特的文化创造，也正是贯穿了这种“天人合气”、“以气合气”的思想。书法欣赏不仅要眼观，而且要心致，更要透过点画墨迹的表面，使自心与线迹相优游，真正体味到造化之妙旨、创化之精华。书法中所体现的生命之象从来不是孤立的，任何一个象都表示出与之相关的一类象的整体，而象与象之间的联系即是气与气的感通作用。书法的欣赏，就是一个以自心去体味书法之象，以自我生命去证会书象中所蕴生命的过程。当真正进入书法艺术的欣赏活动之中，便忘却了艺术对象以外的一切，全神凝注于对象之上，即“用志不分”和“乃凝于神”。随着自己感情向点画线条的移入，自己和字迹之间便不再感到有任何距离，而是成为了字我合一的状态，也就是“忘我”。

相反，如果主观和对象之间有距离，就是“矜”，就是对象无形之中给主观以压力，对象不能被自己的精神所涵摄，而对自己的精神产生一种抗拒。这时内心将不能自如，便不能与之物化。其实创作亦然，最高的艺术创作是，创作而忘其为创作，人为而忘其为人为，无法中而又有法，有法而进于无法，不将不迎，不粘不滞，得之于心，而应之于手，则无不妙矣。这时，自己和字迹之间明确的时间和空间关系便不存在了，主客冥合为一，此外别无所有，一切就是一，一就是一切，在这种圆满自足中，获得一种大融合和大自由。

在书法的学习中特别重视临摹，而临摹也正是一个“以气合气”的过程。临摹的本质不是去拟形，而是“同气相求”，是一个以气来相互契合的过程。在书法中，古人重视临帖，但更重视读帖，读帖就是在默默之中以气相感、以气相合的微妙体验过程，其意义并不在实际的临帖之下。临帖时，古人强调不仅要对临，更要背临，因为对临日久，拘于支离，而易忘;必须要背临，形虽不似亦可，但神采气势不可失也，亦即生命之气不可夺也。

黄庭坚说:“学书时时临摹，可得形似。大要多取古书细看，令入神，乃到妙处。惟用心不杂，乃是入神要路。”又说:“古人学书不尽临摹，张古人书于壁间，观之入神，则下笔时随人意。”他反对一个劲地临摹，徒得其形，关键要细看，要观之入神，入神就是忘物忘我，是物我合一，是以气合气，唯此，才能一点一拂皆了于心，一波一撇皆应于手也。后来，姜夔说:“皆须是古人名笔，置之几案，悬之座右，朝夕谛观，思其用笔之理，然后可以临摹。”赵孟"说:“学书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笔之意，乃为有益。”他们说的朝夕玩味，也就是以气合气的契合过程。气的契合过程既是无我，又是无字，我与字融为一体;既是主体个性的瞬间丧失，又是主体生命体验的新鲜激活，一种活泼泼的生命意趣便在这“同气相求”的过程中衍展开来。